1942年5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十字岭地区指挥突围作战时,壮烈牺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是为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不过在大量军史文章中,多称左参谋长为“抗战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却是严重不准确的!
(左权将军像)
先普及一下左权将军牺牲时的两个职务,由红军改编而来的“第八路军”,早在1937年10月即已更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因此左权对外的公开职务,确实是“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领国民革命军少将职务军衔,当然,我方内部仍习惯性称为八路军,华北群众亦是如此。
因此在集团军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以后,在集团军叶参谋长并未实际到职前线的情况下,延安于1938年底电令成立的“ 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改由集团军彭副总司令为总指挥,继续以左权为参谋长(不是副职),因此八路军对内对外的这两套职级体系,还是要理解清楚的。
作为八路军总部首长,作为黄埔一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双料学历的名将,左权在战争年代我军中的职级当然很高,他的主要履历是:1930年担任红12军军长、1933年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36年代理红一军团长,曾与聂帅(一军团政委)并肩指挥山城堡战役。
据此许多军史爱好者认为,如果左权将军不是过早牺牲,建国以后大概率将授予大将军衔,笔者亦有同感,但若称为“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却是不适宜的,因为之前的1941年,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首长不幸牺牲: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一、项英的党内职务远高于左权
1941年3月24日,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同志,在安徽泾县的蜜蜂洞,被军部副官处第三科的副官、叛徒刘厚总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酿成皖南事变期间的又一起重大惨案。
项英虽然只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副军长,似乎从表面上看,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职务相近,然而实际上,他的党内职务和级别,要比左权高得多:牺牲时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党内职务。
抗战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项英曾到过延安,而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12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注意当时还没有“五大书记”的格局,而项英的排名第六。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这12名同志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即是抗战初期,我党的主要领导集体,其中只有两人在建国前牺牲:一位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因飞机失事,与叶挺同时罹难的博古。
另一位便是1941年牺牲在皖南的项英,是故当时的项英,完全可以称为“中央领导”,是除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朱、彭两位老总外,几乎所有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的上级领导。
我们知道,党中央派驻各大战略区的机构,一般称为“某某局”或“某某分局”,抗战时期成立的几大主要中央局有:北方局、长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等,其中北方局的书记,先后由刘少奇、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代理)等首长担任。
长江局的书记曾由王明担任,南方局的书记则是周恩来,可见各中央局的书记,在党内的职务和地位都是很高的,有权领导本战略区内的所有党政军机关,而项英能够出任东南局的书记,可见一斑。
(12名政治局委员合影,前排右二为项英)
二、项英的军队职务也高于左权
八路军各师和新四军改编之初,并未设立专职的“政治委员”,多以副职身份兼领,比如原红一军团政委聂帅,就出任了115师副师长;项英在新四军也是如此,尽管名义上只是副军长,其实等于军政委,既然我军是军政双首长制度,那么项英等同于军级正职。
并且在叶挺军长非党员的情况下,项英实际是新四军的“一把手”,即便新四军作为普通的军级单位,编制级别低于“第八路军”,如果仅就军队职务而言,项英也与后来的115师聂政委、罗政委、129师邓政委是平级的。
而作为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军队职级,是要略低于各师长和政委的,当时的三位师长均获得中将职务军衔,而左权只得到少将衔。如此比较下来,项英当时的军队职级,明显要略高于左权将军。
某种意义上,项英已经具备了建国以后“封帅”的资历,比如他曾经的下级陈毅、张云逸、粟裕等,要么封帅要么授大将,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讨论职务级别,不是假设历史,莫抬杠。
(陈毅和项英)
另外一层,人民军队的大原则是“党指挥枪”,因此在研读战争时期的首长职务时,仅仅关注军队职务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他们在军委、各级前委和“军分会”所担任的职务,在这方面,项英的职级仍然远高于左权将军。
早在1931年初,中央苏区即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当时我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这个中革军委的首任主席,便是项英,红一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那个时期只屈居副主席。
而当时的左权,刚刚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作战参谋,当年6月才晋升参谋处长,可见在30年代初期,项英明显是左权的绝对上级,并且级别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当然了,项英在这一时期政治地位较高,也有一定的特殊历史原因。
(新四军改编时期)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改组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项英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当选中央军委委员。
这一届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除了三位正、副主席外,另有六位未来的开国元帅,以及任弼时和张浩同志,说明项英已经被排除在军事决策层以外,但鉴于他的党内陆位,仍然任命了相应的军内职务。
彼时在中央军委之下,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组建了“八路军军分会”和“新四军军分会”,其中八路军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以及八路军三个师的师长和政委共九人。
而1938年秋成立的“新四军军分会”,则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委员有项英、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等五人,可见在党的军队领导机构中,项英的职务仍然是很高的,而左权既不是北方局的委员,也不是八路军军分会的委员。
(叶军长、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等)
三、项英牺牲的情况较为特殊
也就是说,先后于1941年和1942年牺牲的这两位首长,项英无论是党内职务还是军队职务,都是高于左权将军的,可以认定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那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错觉呢?
左权将军是在组织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时,牺牲在日军的炮火下,确确实实是血洒抗日疆场,先期脱险的彭老总因此大怮,在其后举行的公祭大会上,彭老总亲笔撰写并手书了《左权同志碑铭》。
为了纪念左权烈士,从1942年9月起,还将山西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可以说是极尽哀荣。可项英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首先他牺牲在反动派发动的“同室操戈”战役中,性质有所区别。
(左权将军)
其次,项英还不是牺牲在战场上,注意牺牲地点是“蜜蜂洞”,是被叛徒杀害的,并且在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项英曾经一度带少数人脱队,没有选择跟将士们共同浴血突围。
关于这一点,期间项英曾致电延安承认错误,结果还是在分散隐蔽时,不幸死于叛徒之手,殊为遗憾,所以在最后时刻,率军突围的是叶军长和东南局饶副书记,后者堪堪脱险。
最后,在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北移”的时间和路线上,项英多次借故拖延和抗命,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才酿成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巨大损失,关于这一点,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
笔者有看过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关于事变详细经过和项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内部通报,措辞是非常严厉的,错误也是极为明显的,事后自然也不宜广泛宣传。
虽然有错误,虽然没有真正牺牲在战场上,但是项英的历史功绩还是要客观评价的,且不说南方三年游击战的浴血坚持,即便在新四军的改编和组建过程中,项英也是有大功的,陈老总后来回忆说:
“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和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确实,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在反动派包藏祸心的状态下,能够把隐蔽于山林间的许多支红军游击队,顺利完成集结并实施改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才有了铁打的新四军!
而项英作为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坚持的最高领导人,后来曾被著名记者斯诺誉为“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抗战前期,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300人,三年时间里发展到近10万大军,威震华东和华中地区,作为军分会书记、副军长的项英,还是有相当贡献的。
(项、周、叶)
小结:
1998年,在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组织上曾对项英的一生做出了全面评价,其他评语不赘述了,其中一个重要评语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如今在南京的雨花台烈士陵园附近,已建有“皖南事变三烈士墓”,包括项英和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显而易见,项英仍然是革命烈士,并且是牺牲在抗战时期的烈士,这是不容置疑的。
既然项英被誉为“抗日名将”之一,并且在抗日战争中,党内和军内职务皆高于左权将军,那么在讨论抗战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还应首推项英烈士,这才是客观的历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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