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烛烬》在布达佩斯出版，作者马洛伊·山多尔在书中写道：“人在孤独中能够洞悉一切，什么都不再害怕。”
1989年，他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家中举枪自杀，孤独的他确实什么都不再害怕，包括死亡。在他离世25年后，也就是2014年的一天，我在布达佩斯街头游走，走进每间偶遇的书店，只为印证这样一个“传说”：如今布达佩斯每家书店都有马洛伊专架。
那时，马洛伊这个名字于我而言也只是个符号。我大致了解他的经历，但未曾读过其作品，因为直到2015年十月，他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与《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作品首次于中国大陆发行。
市民阶层的叛逆者
从政治概念而言，匈牙利一度被划归东欧世界。但在马洛伊出生的1900年，这种政治标签尚未出现，人们对欧洲版图的划分仍基于地缘，匈牙利理所当然属于中欧。
现有资料提及马洛伊的家乡，多以一句“他在匈牙利北部城市考绍出生”草草了事。“考绍”二字加上英文名Kassa一度欺骗了我，做自驾攻略时，即使将电子地图放至最大，一个个小村落挨个查看，我仍无法找到它。后来我突然想到，马洛伊出生时，匈牙利仍属奥匈帝国，那么，Kassa会不会并非英文名，而是其他语言的称谓呢？后来我才查明白，Kassa是德语，它当时确实属于匈牙利，可如今却已在其版图之外，被划入斯洛伐克疆域，即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希策。
一战后，奥匈帝国逐渐解体，科希策短暂成为东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1918年12月29日，它成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1919年6月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想必，最初的翻译者不求甚解，并未探究当年的“匈牙利北部城市考绍”今日何在，后来者也人云亦云。这固然是因为不严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相对冷门。
即使是2013年的年度欧洲文化之都，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的科希策仍不为人们所熟知。在这个见不到中国游客的小城里，并未留存马洛伊的痕迹，斯洛伐克最大的教堂圣伊丽莎白大教堂静静矗立在市内，这座建于14世纪的教堂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欧洲哥特式大教堂中最为靠东的一座。这似乎是一种隐喻——在哥特式建筑乃至其背后信仰大肆扩张的那个时代里，这里或许曾是一道分界线。这让我想起了距离科希策不远的匈牙利北部名城埃格尔，在那座以酿造公牛血葡萄酒著称的古城里，遍布巴洛克式建筑，但却有一座突兀的伊斯兰尖塔遗迹，笔直向上的它撑起了埃格尔的天际线，见证着埃格尔曾被鄂图曼占领的历史，土耳其人留下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建筑多已不存，唯有高耸的尖塔成为城市制高点。
东西文化的碰撞在马洛伊出生时便已成历史，但遗迹仍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思维乃至情绪。如果你认为空间的胶着尚不足以做到这些，那么时间轴的作用力会添砖加瓦——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时刻会比新旧世纪之交更具有象征意味？
曾有人说，《一个市民的自白》堪与《追忆似水年华》比肩，这过誉之词只能用作广告语，但二者风格相像确是事实。书名中的“市民”并非普通阶层，而是特指20世纪初那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里的匈牙利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中产阶层和没落贵族等。马洛伊家族背景显赫，祖上是贵族，父亲是律师，母亲也是知识女性，是毫无疑问的市民阶层。
但新旧时代的碰撞，往往对这种既拥有贵族传统、又恪守市民伦理的家庭影响更大。
这种影响无法以精致生活和优雅品味抵消，因为它引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冲突令人内心煎熬。如今的科希策中心大街，历史建筑林立，包括优雅的巴洛克式市政厅，人们在此穿行，或坐在路边的咖啡厅享受阳光。但在当年，这条大道曾被一分为二，一边供贵族散步，另一边则由仆人和平民行走。市民阶层中的新兴资产阶级，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他们一方面吸收自由平等的观念，希望善待贫民，哪怕只是姿态，但另一方面又追求贵族式的生活水准，甚至被贵族式道德观所影响，不与贫民过多接触。
《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分便以家族史和童年生活为蓝本，讲述中欧市民阶层的生活。与《追忆似水年华》相似的是，它详细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种种生活，细致到了房间每件家具的雕花、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大街上人们的装扮……从国王到路人，各有刻画。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马洛伊，选择倾向自由与平等，这使他注定成为市民阶层的叛逆者，并最终成为流亡者。
有人曾这样写道：“（马洛伊）预见了自己的后60年，预见了包括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史沃克莱茨基、卡达莱、贡布罗维奇、马内阿、温茨洛瓦、埃里亚德、齐奥朗和赫塔·米勒等在内的一大批东欧作家共同的命运，准确地说，是共同的选择。”
这个选择是流亡。但马洛伊并不一样，因为他选择了主动流亡，他所要逃离的并不是（或者说“ 并不仅仅是”）政治迫害和极权统治，而是所有束缚自由的体制与观念。
青春时代的流亡
在山脚下坐上通往布达皇宫的缆车，一路向上，多瑙河的美景亦呈现眼前。链子桥是多瑙河上最著名的一座桥，距离布达皇宫也最近，它在我眼前延伸，直至对岸的佩斯。
布达和佩斯原本就是两座城市，隔多瑙河相望，后来才成为今天的布达佩斯。1918年，18岁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因为身体羸弱未被录取。这当然不是坏事，因为应征入伍者多半成了一战炮灰。他随之进入布达佩斯的帕兹玛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一年后转入文学系，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
也是在这期间，还不满20岁的马洛伊选择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逃离——与他书中所描写的童年离家出走完全不同的逃离。1919年10月，为了远离布达佩斯的革命风暴和他并不喜欢的家族阶级，他前往德国。这似乎预示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他不愿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也厌恶革命，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偏偏未能生活在十九世纪末的田园牧歌中，等待他的唯有流亡。
他游历德国，长期停留的三个城市分别是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这是一条歌德之路。尤其是魏玛，这个德国曾经的文化中心曾孕育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灵感，而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站，则是柏林。
我的游历路线则与马洛伊相反，选择从柏林前往魏玛。高速路旁时时出现大片油菜花田，美不胜收。与柏林的喧嚣相比，魏玛的宁静与秀美，着实堪称天堂。
马洛伊曾写道：“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他还写道：“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马洛伊身处的时代，魏玛地位更高于柏林，就在马洛伊离开匈牙利之前不久，也就是1919年7月31日，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通过了宪法，即“魏玛宪法”，并于8月11日正式生效。也正因此，8月11日成为魏玛共和国国庆日，亦被称作“德国民主诞生之日”。
而那时的柏林，正在德国的战败阴影中风雨飘摇，一战带来的创痛使得这座城市处于失序中。阴冷破败、传染病横行与及时行乐式的狂欢交织，让马洛伊也一度随之放浪形骸。但他也在德国寻找到了理想，成为一名记者，并与托马斯·曼等大家一道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
1921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同年还翻译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牙利语译者和评论者。也是在德国，他结识了妻子罗拉，从此厮守63年。
婚后第一年，他们习惯的贵族化生活方式与德国已告崩溃的经济显然无法兼容，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潦倒不堪，无暇写作。于是他们移居巴黎。但在巴黎的六年间，马洛伊始终未能融入。在自传体的《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他记录自己的巴黎生活，曾在索邦大学读书，曾为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稿，生活清贫充实但始终与这个城市疏离。也是在此期间，他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很难让人不联想起他的《一个市民的自白》。
之后，他游历佛罗伦萨、威尼斯、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和伦敦，直至1928年，去国十年、已从青春少年步入中年的他决定重返祖国。只是，祖国到底在哪里呢？奥匈帝国已经瓦解，根据1920 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他的故乡科希策也被划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他选择了布达佩斯。
下决心之前，他写道：“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
这十年的漂泊也构成了《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二部分。这是一战后与二战前的欧洲，动荡复杂，马洛伊则在辗转中成长。只是，此书在出版时，因马洛伊的老师、天主教神父捷尔吉以名誉受损为由，于1936年将马洛伊告上法庭，要求将此书全部销毁，但最终以获赔两千帕戈结案。但马洛伊为了避免官司，也对《一个市民的自白》大加删改。我们所能读到的译林版，也是删改后的版本。
喜欢布达，抗拒佩斯
1935年，马洛伊和在德国的旧识、文坛巨匠托马斯·曼在布达皇宫见面。此时，他们曾栖身的德国已被阴云笼罩。早在1930年10月17日，托马斯·曼就在柏林发表演说，即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遭希特勒迫害，被迫流亡。马洛伊也早在纳粹尚未得势时便撰文示警，而当时匈牙利还是德国盟友，他自然遭到了许多匈牙利激进分子的仇视。这两位故友在布达皇宫的碰面，无异于自由主义者的反法西斯宣示。
布达皇宫居高临下，可以一览对岸的佩斯风光。城堡式的皇宫并不秀美，而是古朴沧桑。站在空旷的广场上，四周显得静寂。走出皇宫，便是如今的总统府，外形朴素的两层建筑，白色外墙，门口有两名卫兵。如果沿着大路向前走，便是雄伟的马提尼教堂和游人如织的渔夫堡。
布达的精华——皇宫、总统府、大教堂和渔夫堡——都在这座山上。沿着蜿蜒的道路走下去，直至多瑙河畔，入眼都是古朴建筑，若是内街，还带着些许破败。相比之下，对岸的佩斯要精致繁华得多。可是，马洛伊显然更喜欢布达。
1928年至1948年，马洛伊告别了青春时代的漂泊生活，一直生活在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期间，他始终居住在布达的一个偏僻街区。在他看来，佩斯的精英阶层实质上粗鄙市侩，与自己格格不入。反倒是布达，那阴暗破旧的公寓，配上他从巴黎搬回的旧家具，还有满室藏书，就构成了他满意的生活。在公寓对面的小咖啡馆里，他写出了自己的一部部名作——1928年出版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出版小说《反叛者》，1934年到1935年间，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1942年完成并出版了《烛烬》……他以文字对抗世俗，他还说：“我写书，是给命运纳税。”
在那个政治侵袭生活、战争阴云愈发靠近的年代里，如马洛伊这样的知名作家，必是各种政治力量拉拢的对象，但马洛伊的贵族气质、不羁个性和自由主义思想，使得他无法与任何一种“主流文化”靠近，因此，他成为了左右翼共同的敌人。
1939年是个悲伤的年份，他的儿子出生几周后就因病夭折，同年二战爆发。马洛伊在《佩斯新闻报》上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1944年3月19日，匈牙利沦陷，视之为耻辱的马洛伊于三日后同妻子前往附近小村避难。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所居住的那栋公寓大楼被炸成废墟，留在那里的六万册藏书付之一炬。他喜欢的布达与他不喜欢的佩斯，都在轰炸中千疮百孔。
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二战后，苏联掌控了匈牙利乃至整个政治概念的东欧，马洛伊再次成为拉拢对象，当局希望他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马洛伊不但表示拒绝，还坦言“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甚至退出友好协会以示抗议。也正因此，他理所当然被斥为“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这似乎是一种循环——各方势力都想拉拢他，在被拒绝后又开始打压他。1947年，他被授予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头衔，当局并不情愿这样做，只是马洛伊名气太大，不给头衔实在说不过去。伴随着院士头衔的，是种种令马洛伊无法容忍的压制。次年8月，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永远离开匈牙利。
他的第一站是瑞士，匈牙利使馆的工作人员问他：“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您想要的已经得到了95%，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的回答是：“为了那5%。”
其实，这5%就是全部吧，也就是马洛伊一生所追求的自由。
此后，他辗转瑞士、意大利和美国。其间完成了《土地，土地……！》，它也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四部分。至于第三部分，原本只在马洛伊的日记里提到，后来才发现其手稿，2013年以《我想保持沉默》之名于匈牙利出版。
在《土地，土地……！》中，马洛伊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如今的布达佩斯乃至匈牙利当然是自由的。你可以在布达皇宫自由行走，可以在总统府前与卫兵合影，可以在繁华的瓦采街购物，可以在美丽的安德拉德斯大街上漫步，当我走遍这些地方后，我来到了英雄广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人头涌涌，民众持着小旗向广场靠近，从广场传来的则是高音喇叭中的演讲声。街头上大大小小的选举人横幅或海报也告诉了我，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选举。
避开人潮，我沿着广场旁的内街漫无目的地行走，穿过一条条破败冷清、与旅游区大不相同的老街，直至走到又一座跨越多瑙河、连接布达与佩斯的大桥。行至桥中央，可以拾阶而下，进入多瑙河中的一座小岛——玛格丽特岛。
这个有草地和树林，还有两家酒店的小岛，是布达佩斯人的乐园。草地上和小岛堤坝上坐满了人，聊天或嬉戏。大桥的另一侧，是多瑙河畔最雄伟的建筑——匈牙利国会大厦。
很多年前，马洛伊曾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怀念玛格丽特岛，于是他在公园里写下了一首名为《我这是在哪儿？》的小诗——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
……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那时，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已被苏联军队镇压，曾在国会大厦前许诺民众争取民主的开明政治家纳吉则被处以绞刑。马洛伊曾在“自由欧洲”电台发表评论，怒斥苏联和匈牙利当局的行径。也正是在次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选择死亡的自由
在马洛伊选择流亡的1948年后，其作品就已在匈牙利国内被禁。从此，他流亡41年，即使1973年与妻子前往维也纳度假，纪念二人结婚五十周年时，也未重返距离维也纳仅一百多公里的布达佩斯。要知道，那时的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但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还力邀他回国。
马洛伊的理由是：只要祖国还不自由，他就不回去。
但他始终未曾放弃母语写作。年轻时代的他既不肯迎合资产阶级，也不肯迎合革命，中年时的他将左右翼一起得罪，流亡后的他也绝不肯讨好西方市场。他始终坚持匈牙利语写作，即使市场极小。如果没有出版社肯出版，他就选择自费。
对自由的渴望与隐忍坚持，贯穿马洛伊的一生。他甚至是许多人眼中罕有的完人——与大多数生活混乱的流亡者不同，坚守贵族气质的他始终从容，他的私生活也不似其他才华横溢的同行那般复杂，与妻子相伴63年，以一场异常完美的婚姻应对他所遭遇的一切波折。
只是，一切都敌不过时间。1986年1月4日，他的妻子罗拉去世，同年，他的弟弟去世，1987年春，他的养子去世。孑然一身的他只能忍受孤独。
1988年，东欧世界已是风雨飘摇，统治基石大大松动，匈牙利科学院和作协先后联系他，希望这位匈牙利最富盛名的作家能够回国。但马洛伊的态度仍然如前，祖国不自由，便不回去。
他并未等到祖国的自由。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2月21日，他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家中举枪自尽，一生追求自由的他，在生命的尽头仍坚持这一姿态。就如他日记中所写道的那样：“所有一切都将失去，语言、家园、工作、青年……最后，我自由了。”从1900到1989，一战、二战与冷战，都被他抛至身后。
几个月后，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苏军从匈牙利撤离。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匈牙利政府将国家最高奖“科舒特”奖追授给马洛伊，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死者。“叛国者”成了“爱国者”，这似乎是东欧文坛的“保留节目”。
1998年，马洛伊的《烛烬》登上意大利畅销书榜，在德国更是卖出七十万册硬皮本。德国《时代》杂志认为“未来我们必将把他（指马洛伊）和约瑟夫·罗特、施特凡·茨威格、罗伯特·穆齐尔，以及我们其他暗淡了的半神并列，甚或与托马斯·曼和弗朗茨·卡夫卡比肩”。
与《一个市民的自白》一样，《烛烬》也如挽歌。两位41年未曾见面的古稀老人重逢，彻夜长谈往事。亨利克将军是奥匈帝国遗老，一战后隐居庄园，坚守当年的生活与道德观，故友康拉德则在二战期间前来探望他，这场对话直至烛烬。
最让我动心的细节是他们的年轻时代，那时，他们在维也纳就读军校。一个午后，他们在美泉宫里散步，见到一个打着白色蕾丝花边太阳伞的孤独美貌妇人，那是著名的茜茜公主。当我在维也纳寻觅茜茜公主的纪念馆时，尚未读过马洛伊，《烛烬》则提醒了我，茜茜公主的生命中，最荣耀和惬意的时光都在布达佩斯而非维也纳度过。
这种大时代的符号式记忆，有时会为小说添色，有时则会束缚作者，使之被宏大叙事绑架。马洛伊属于前者，因为他沉迷于各种细节描写，不为大时代所局限。他曾这样写道：“我以自己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革命，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痕迹地从我身上滤过，黯然消逝。”
与这段话可相照的另一句话，则是“世界历史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这种“自己的方式”与“自己的历史”，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同样展现。1941年，马洛伊写下《真爱》，讲述一对已经分开的夫妇站在各自立场，以独白形式讲述失败婚姻。1980年，马洛伊续写这一故事，再度以一对情人独白的方式铺陈《尤迪特……和尾声》，讲述逝去时代。书中可以见到马洛伊自己的影子，比如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上，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便是当年他在布达的经历。这两个故事合一，便是《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四段独白中，那个逝去的时代时隐时现，只是续写部分更加老辣甚至讽刺。比如马洛伊对平等的理解，他坚信没有自由的平等是虚假的，忽视人类自身差别的极端平等必然导致道德沦丧和专制，所以他写道，当苏联军队进入匈牙利后，新政权夺走了一切，还不允许任何反对，当局说一切都是人民的，但人民却未曾真正拥有任何东西。
嘲弄背后，马洛伊对旧日传统的尊重始终未变，正如他所说：“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