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清派在早期道教由质朴、杂糅、涣散的底层信仰向成熟宗教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神仙谱系的建构、修炼理论的发展、道教经书的整理等方面均卓有建树。
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茅山志》
王岗（Richard G. Wang）
《茅山志》书影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装帧：精装 语言：繁体中文 分册：2 定价：128.00 书号：978-7-5325-8078-1 【整理者简介】王岗（Richard G. Wang），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副教授。
仙山故事： 《茅山志》整理本述评 位于今江苏省句容、金坛两市交界处的茅山，自南朝陶弘景隐居其处以来，长期为道教上清派（或称茅山宗）的祖庭，并被尊为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能有此地位，与上清派息息相关。此派并非最早出现的道教教派，但在早期道教由质朴、杂糅、涣散的底层信仰向成熟宗教转型的过程中，却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神仙谱系的建构、修炼理论的发展、道教经书的整理等方面均卓有建树。正因为此，整个隋唐及至北宋时期，上清派都是道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教派。南宋以后，其声望才渐渐为龙虎山正一派和全真教所超过。唐人柳识谓：“道门华阳（按：茅山有华阳洞，古人常以“华阳”代指以茅山为发祥地的上清派），亦儒门洙泗，盖玄化振于此也。”明人杨一清更有总结性的评论：“梁唐以来，陶隐居之流递相宗祖，为道门洙泗。而还丹服饵符咒之说，一切托始，则其为人心归仰者亦久矣。”可见人们久已将上清派在道教中的地位类比于儒家的“洙泗”。 对上清派历史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即为陶弘景本人编撰的《真诰》，弘景之后近七百年的元代，又出现一部类似职志的著作，此即为元代上清派宗师刘大彬所编纂之《茅山志》。此书围绕着茅山这一神圣空间来辑录和叙述上清派的历史，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继承《真诰》的倾向，如全书十二篇：《诰副墨》《三神纪》《扩神区》《稽古迹》《道山册》《上清品》《仙曹署》《采真游》《楼观部》《灵植检》《录金石》《金薤编》，均以三字为题，即是模仿《真诰》体例。其中《三神纪》《上清品》两篇，叙述三茅真君和上清派历代宗师事迹，从中可见编纂者对上清派历史之建构。其余各篇，分别记录了茅山山水形胜、仙真遗迹、楼观庵庙、历代隐者、上清经传目录等内容，而《录金石》《金薤编》尤为洋洋大观，前者辑录上起南朝梁下至元代的茅山碑文，后者辑录历代文人歌咏茅山之诗歌序铭，可视为上清派史料之渊薮。总之，《茅山志》诚如《道藏提要》所云：“读此可窥元以前道教茅山宗之全貌，非徒山志而已。”《茅山志》成书后，明代永乐、成化年间均有重刻，并于正统年间刻入《道藏》。嘉靖年间茅山玉晨观道士张全恩复组织重刻，并请邑人江永年增补《明懿典》一卷，记录明代茅山的国家祭典、宫观组织等情况，并按《录金石》《金薤编》两篇的体例增补明代茅山碑文、诗歌。本次由王岗先生整理的《茅山志》，即以此玉晨观本为底本，以目前尚存于世的《茅山志》的各个版本为校本，进行校勘标点。笔者作为该书责编，有幸通阅全稿，聊述几点感想如下： 首先，为了刻意营造神秘性，道教文献每每隐没撰作年代，早期文献又常常经过后人的改作，使得文献断代和排序成为道教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而《茅山志》中收录的不少早期道教文献，有可能为这种断代工作提供依据。例如，北宋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籤》中收有署名东晋李遵撰的《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茅君传》，为较早的一种叙述三茅真君事迹的文献。笔者在审稿时发现《茅山志》中《三神纪》一篇所收茅君传记与《云笈七籤》本《茅君传》大体相似而间有异文，后读魏斌先生论文（《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得知唐代类书《初学记》卷三十《鸟部·鹤》引李遵《太元真人茅君传》一条，其内容唯见于《三神纪》而不见于《云笈七籤》本《茅君传》，据此可推断《茅山志》所收者应更接近于东晋李遵所撰三茅传记的原貌。再如，《真诰》是重要的早期道教典籍之一，然而今天人们利用最广的《道藏》本《真诰》，在明代被刻入《道藏》时，不但被重新分卷，在内容上亦有所改作，已非原貌，而元代成书的《茅山志》中多处引用《真诰》，正可作为今天我们整理校勘《真诰》的重要依据。 其次，在传统中国，宗教往往需要与政治势力结盟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晋僧道安有云：“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独佛教如此，道教亦然。上清派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道教自身的因素外，也得益于其历代宗师中有不少人熟谙政治风向，与皇室关系密切。刘大彬在《茅山志叙录》中即曾感慨：“梁唐尊尚之笃，真人道士代为帝者师，龙文凤札，积如云霞”，而他所在的元代，上清派已渐趋衰微。大概是出于对往昔荣耀的怀念，刘大彬在《诰副墨》部分中收录了大量与政治相关的材料。其中有梁武帝与陶弘景之间的书启数通，由这些书启可知梁武帝不仅是位“菩萨皇帝”，其与道教之间也是渊源颇深，如其曾为陶弘景提供山中修道所需之物，书信往来，关怀备至。饶有趣味的是，这些书启中提及，梁武帝曾送王羲之的一些书帖给陶弘景赏鉴，两人并就书迹真伪和书法理论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正呼应了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述，即道教的写经活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发展关系密切。除此之外，唐宋两代皇帝敕书亦收录不少，尤其是唐玄宗赐上清派宗师李含光的敕书就有二十四通，宋徽宗赐上清派宗师刘混康的敕书更多达七十余通，其中涉及茅山道士为皇室拜章、求符、斋醮、授箓等事，细读其文字，亦可见皇帝与道教人士交往时隐微的心态。 这些材料可补正史之遗。 再次，《茅山志》之《录金石》《金薤编》两部分搜罗历代文士撰写之碑文、诗歌、序铭等文字甚富。陈垣先生辑《道家金石略》时，即从《茅山志》中征引了大量碑文，此次整理以多种版本对校，使得我们更为接近了这些碑文的本来面貌。《金薤编》所收诗文，亦不乏名家之作。偶加检索，可见其颇有未收于作者本人文集中者。如赵孟頫 《上清传真图序》，不见于《松雪斋集》及今人整理之赵孟頫集。还有一些篇章与作者本人文集所收者颇有异文。如揭傒斯诗《京师赠刘宗师二首》，有句云“天书三聘出山来，南望三茅日几回”，而现存揭傒斯诗文集各本均作“天书三聘出山来，南望金陵日几回”；又有句云“知君用意世难闻，常恐山门污白云”，而现存揭傒斯诗文集各本均作“深知用意俗难闻，常恐山门涴白云”。以上异文，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揭傒斯全集》校勘记均未引及。凡此种种，如有心者勤加披览，定有助于相关文集的辑佚和校勘工作。
复次，本次整理以明嘉靖年间玉晨观刊本《茅山志》为底本，前已言及，此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增补了比较丰富的明代史料。尤其是其中的 《明懿典》一卷，叙述明代朝廷在茅山举行的祭祀、斋醮等活动，备录有关的敕谕、祭文、祭品记录、参与者名单乃至往来公文等，称得上巨细靡遗。这部分的增补者江永年特意说明：“右文移录之不厌其繁者，缘先年原无事例，以见国家一醮之设，往来公文，所经所费，必如是而后备，毋蔑视之，而复有所征云。”除此之外，他还详细记录了明代茅山各宫观的位置、沿革、占有田土的情况，道官的姓名和等级。清代四库馆臣认为这一部分内容与《茅山志》原有的体例不合，且讥讽其“叙事凡敝”。然而，从道教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江永年增补的这些材料正因为其未加润饰才显得弥足珍贵。长期以来，明清时代被武断地判断为道教的“衰落”期，大多数道教史研究者的眼光遂集中于魏晋南北朝隋唐，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有待于明清时期道教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迄今为止学者们使用最广泛的是明代《道藏》本《茅山志》，故玉晨观本《茅山志》中所包含的这部分明代资料几乎未有人提及。因此，王岗先生选择以玉晨观本作为此次整理的底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史料”的再发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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