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萧梁政局来看，陈庆之北伐是事先没有张扬，甚至没有心理预期的一次北伐，其获得的胜利成果，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注定是局部的，暂时的，不能影响整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三、陈庆之北伐的真实意义
陈庆之的北伐，严格意义上不算一次有完整布置、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但其效果，却比萧梁苦心经营的第一次北伐好得多。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梁武诏令临川王萧宏为都督，首次大举北伐。萧宏乃梁武六弟，为人怯懦无能，本非北伐主帅人选，但梁武却当弃当时名将韦叡不用，遂埋下祸根。
不过，此次北伐最初还是声势夺人，萧宏所领部队“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开始也打了几次胜仗。然而第二年，打到洛口时，萧宏在连胜下却突然抽筋，裹足不前（据说是听到魏军来援的消息），不顾部将请战之愿，发布军令：“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此军政不和，人怀愤怒。九月，暴风雨起，萧宏以为敌人来袭，弃营逃回建康，梁军也大溃，兵民折损5万多人。随后魏军大举进攻梁淮南，幸有梁将昌义之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死守，随后韦叡率军来援，才避免大败局面。
梁武此人，好用亲戚，凡重要州郡刺史，多是其兄弟、子侄担任。第一次北伐，也是用自己兄弟做主帅，但偏偏他的兄弟子侄，好一点的不过是庸才，坏一点的则是暴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一次北伐失败，萧梁可谓元气大伤，但又心怀侥幸，希望恢复，于是有了陈庆之第二次北伐。可陈庆之不是其亲戚（虽勉强也算亲信，毕竟没有血缘），又是寒士，所以只派了7000人马，与其说是北伐，不如说是一次试探北魏实力的游击战，用乐山话说，则是“逗猫儿搭爪爪”。从梁武的原始动机来看，不过是骚扰北魏一下而已，本没抱太大指望。
没料想陈庆之7000人竟然建得奇功，夺下魏都洛阳，梁武却又开始彷徨：是借机大举压上，还是保守一点，偏安南方？显然，他选择了后者。前面提过，攻下洛阳后，陈庆之曾建议梁朝增兵，但元颢不乐意，而梁武帝的回复是：“诏众军皆停界首。”也就是说，各路梁军止于边界，不入魏境。
陈庆之终究因为元颢的猜忌挟制，梁朝的不予增援接应，而在北魏大军的进逼下单身逃返。洛阳失陷后，陈庆之北伐所克占之地，尽为北魏收复，白袍将军的一切努力也付诸东流。
从整个萧梁政局来看，陈庆之北伐是事先没有张扬，甚至没有心理预期的一次北伐，其获得的胜利，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注定是局部的，暂时的，不能影响整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而近20年后，太清元年（547年），历史貌似重演，这次是侯景叛魏。梁武也许想起此时已死的陈庆之当年的战绩，遂派羊鸦仁等率10万大军往援，可算三次北伐，最终亦无功而返。史家对梁朝此举评曰：“贪利冒进，有如儿戏；妄言恢复，终成画饼”。
陈庆之北伐初期麾下仅7000人，洛阳之后扩充到约1万人，但以少抗多，百战难殆，不能说只是运气。事实上，寒士出身且不善骑射的陈庆之，其取胜关键，在于够“仁”，够“狠”，够“胡”，故能大大增强其部曲之凝聚力、战斗力，一扫南朝传统军队之颓气。
四、陈庆之常胜的三个关键因素
《梁书.陈庆之传》说，“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看上去，陈庆之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物，不穿CK内裤也不唱KTV，他甚至没有好武艺，射箭不能穿信纸，骑马也非所长。那么，他何以成为一代名将？只是运气好么？
陈庆之北伐初期麾下仅7000人，洛阳之后扩充到约1万人，却以少抗多，百战难殆，不能说只是运气。事实上，寒士出身且不善骑射的陈庆之，自有其取胜关键。
文初已经说了，关于陈庆之打仗的记载基本是裸体，没有过程细节，很难从中看出其取胜因素。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侧面考据法”。
头一个因素是“仁”，也即收服人心。《梁书.陈庆之传》说他“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这简单八个字，却大有挖掘的空间。
先扯扯南朝兵士的身份。事实上，南北朝时代北强南弱的局势，和魏晋以来南朝兵士身份的日益低落分不开。南朝兵士家，又称“兵户”，世代佃耕政府的土地，身份也世袭相承，其户籍与民户的户籍分开，不属于郡县，而属于营部，称作“兵籍”。由于世代承担沉重的兵役，其生活非常困苦，身份也日益低落。在梁武诏书中，甚至以兵士与奴婢并列（《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七年）。这种情况下，兵户流亡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因此，到了梁武末年，甚至出现了“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恶况。可想而知，这种要靠手铐才能拉到战场来的兵士，其士气与战斗力将有多糟糕！
回头看，陈庆之却相当“善抚军士”，也许是用温言好语，也许是用物质刺激，总之能“得其死力”。在南北朝203年乱世里，民如草芥，兵若木屑，很容易就一哄而散。而陈庆之独能“得其死力”，那么他以7000死士击溃数万散沙样的敌人，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个因素是“狠”，也即血腥铁腕。光靠“仁”是不够的，人都贱格，要有萝卜哄，还要有大棒抽。
陈庆之北伐在荥阳遭遇杨昱抵抗，死了几百个弟兄。杨昱被擒后，向元颢下耙蛋，说：“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负病黄泉，求乞小弟一命”。于是元颢没杀他。但陈庆之不干了，与胡光等300余人伏在元颢帐前，说：“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元颢依旧不肯杀杨昱，但“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请”。于是陈庆之斩杨昱手下将领37人，且“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 （《魏书.杨昱传》）
这个史实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庆之确为狠角色（“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二是庆之很有组织能力（发动300多人去给一把手请愿）。可以想像，自己的兵士若违反军令，陈庆之将是何等铁面，又会施加何等铁腕。
宽严相济之外，还有第三个因素，够“胡”。
从技术角度来讲，在冷兵器时代，得马背者得天下。因此，南朝步兵为主的军队，相对北方骑兵为主的军队天然就处于劣势。陈庆之很清楚这点，所以他推崇“胡文化”。而当南北朝时期，除开“战斗文化”，“胡”还有个鸟文化啊。
《洛阳迦蓝记》卷二记载了一个有点北朝阿Q主义的故事，大意是陈庆之与北人斗嘴斗智都输了，于是服了“胡文化”，南归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且带动“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当然，陈庆之爱好并且推广“胡文化”，决非因为斗嘴吃了败仗，而是出于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考虑。《洛阳迦蓝记》这个段子多半乃北人杜撰，但其指向却没错。事实上，陈庆之的儿子陈暄，在梁文帝时就着胡服出现在朝会大典上，就是受陈庆之“钦重北人”的影响。只不过陈庆之所钦重的，并非北人的礼俗形式——那仅是个外壳——而是其战争技术，这才是核心。
要之，只因够“仁”，够“狠”，够“胡”，陈庆之始能大大增强其部曲之凝聚力、战斗力，一扫南朝传统军队之颓气，从而百战不殆。
终陈庆之一生，未能真正成为萧梁的核心主帅。他死去不久，曾为其击败的侯景，以八千人渡江，大乱萧梁。梁朝之元气，至此行将斫丧。
五、寒士陈庆之终未成一代天骄
朱大渭曾说：“陈庆之出身寒微，当时高门士族掌握政权和舆论工具，他们先是压抑庆之20余年，使其不得施展抱负。后来庆之崭露头角表现其军政才能出众后，士族文人对其功业，或记在主帅名下，或蓄意贬低，甚或抹煞”。
这也是《梁书.陈庆之传》在庆之北伐南归之后，对他的战事只有寥寥几笔的缘故。终陈庆之一生，未能真正成为萧梁的核心主帅，这点仅从官阶上就可以看出。
陈庆之死前的官衔是“仁威将军、司州刺史、都督司豫西豫三州诸军事”，其中仁威将军在天监二十四班军号中为十六班，在大通三十四班军号中为二十六班，仅居中上；梁代刺史无常班。陈庆之死后仅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二者在十八班官品中均列十二班，大约相当于北朝的正四品，也仅居中上。
梁武曾赐庆之手诏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这话算赞扬，但骨子里也透着歧视，你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有现在的声名，已经该满足了。
《梁书.陈庆之传》结尾说，陈庆之“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从军事能力看，陈庆之或许能与这四位名将比肩，但从实际贡献看，则有所不及。廉颇屡败虎狼之秦，又夺强齐之阳晋；李牧大破匈奴，令其十年不敢窥赵边；卫青将匈奴直赶到乌兰巴托，而霍去病则封狼居胥，千古立名。陈庆之却只有昙花般的北伐奇迹，事后并未结出果实。
陈庆之本也可能成为一代天骄，当扶助元颢入洛阳后，部将马佛念曾劝他干掉元颢，割据洛阳：“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也。”然而陈庆之拒绝了这个建议，终于也未能“声动千载”。
梁武大同五年（539年），陈庆之在无人明了的心情中死去。他死去不久，曾为其击败过的侯景，以八千人渡江，大乱萧梁。梁朝之元气，至此行将斫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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