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由虚文盛而实行衰！——出自《传习录》
译：天下大乱，是因为空洞的言辞泛滥，而切实的行为衰败。
《传习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即使今天读来，也颇觉深刻。与诸君共勉。
一日，学生徐爱向老师请教，如何评价文中子（王通，隋朝思想家，曾模仿《春秋》《论语》写了《元经》《中说》等）、韩退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二人。
王阳明先生略作思考答道，韩愈是文人的佼佼者，王通则是一代圣贤，世人皆以为韩愈文辞功底深厚而盛赞韩愈，其实他比王通差远了。
徐爱不解，王通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胆敢模仿圣人的经书，犯下这等过错呢？后世儒生著述，虽然可能存在一点私心，想要成名，但是其基本用意还是想要阐明圣人之道。但是像王通这种纯粹的模拟经书，就是为了成名罢了。
先生说，弘扬圣贤之道是为了让“道”返璞归真，使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并非是用美艳的言辞来哗众取宠。昔年孔子删述《六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试想如果“道”真的明于天下，孔子也不必多此一举了。
《道德经》中也有类似记载。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出自《道德经》
译：大道被废弃了，才有提倡仁义的需要；聪明智巧的现象出现了，伪诈才盛行一时；家庭出现了纠纷，才能显示出孝与慈；国家陷于混乱，才能见出忠臣。
自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周公作辞，期间阐述《易》的著述，如《连山》《归藏》等等数不胜数，但是《易》的道理，却变得混乱不堪，所以孔子取了文王，周公之说作为正统，自此《易》的道理才变得清晰，其余歪门邪道也逐渐消亡。《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春秋》都是这样的道理。孔子删述《六经》，就是害怕繁杂的文辞惑乱天下，使得天下士子只顾追求虚文，而不知回归道的实质。
因为从小喜欢国学，所以买了一些国学类的书看，这类书大多是属于解析类的，就是除了收录原文之外，还有注解、翻译、解析。注解和翻译我举一百个手赞成，唯独这个“解析”，让人不免经常有一种胡编乱造、牵强附会的感觉。现在想来正是阳明先生所说，后世著述虽用以阐述先人之道，但是不免沉迷于虚文而未落其实质。未落实质还则罢了，更可怕的是会惑乱道，致使后世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徒增困难。不免害人害己。
弟子徐爱又问到，比如说《春秋》一书，如果没有《左传》作为注脚的话，怕是很难读懂。比如，春秋时期，某一国君被害、征伐某个国家，如果不通过《左传》了解事情的原委，怕是很难对这件事进行裁断。（《春秋》按照时间年限记载大事件，《左传》对春秋所记载的事件，有详细的描述。所以徐爱认为要读懂《春秋》，必须要有《左传》作为注脚。）
先生说道，《春秋》如果真的需要《左传》才能看懂，那圣人编纂此书，岂不是成了猜谜一般。比如书中记载着，杀了某一国的君主，弑君本来就是错误，罪过，我们又何必要知道他弑君的详细过程呢？孔子删述《六经》，是为了端正人心，存养天理，去除人欲。如果《春秋》之中详细记载了放纵私欲，泯灭天理的事的详细过程，这不是教人作奸犯科吗？如果这个人不是与天理同德的人，是万万不能给他讲这些事情的。
这一段让我想起了《庄子》中一段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出自《庄子》
译：鱼儿不能脱离深潭，治国的利器不能随便拿给人看。
庄子讲，“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谓圣人之死，即是圣人之法，潜藏于世，只用于治理国家即可，不需要向世人公开治世之法。（关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做过详论述，欢迎讨论如何理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阳明先生不主张违背良心的错事公之于众，与这一思想颇有相似之处。
这却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习惯截然相反，我们看史书期望于接近历史的真相，看新闻希望能够详尽的了解事件的过程。却不知，历史的真相往往无法获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学习到什么。诸多新闻往往并不是告诉我们真相，而是将事件的描述尽可能的导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借此来吸引流量。人性往往对于阴暗面更为好奇，就注定这类新闻对社会的贡献少，而破坏大。试问又有几人能够达到阳明先生所说的“与天同德”，但是这样的新闻却是屡见不鲜，岂不是教人去作奸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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