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丁元英对传统文化的偏见。
丁元英在柏林洪堡大学读书时是个锋芒毕露的人。
后来，韩楚风问丁元英自己当总裁的事儿，丁元英老是不回应。老韩很郁闷，问了一句：你那股子拔刀见血的劲儿哪儿去了？咱俩都不能说话了吗？
丁元英一定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事儿，进行过深入骨髓的思考，才拿出了自己的态度。这态度是对传统文化有深深的偏见。
传统文化不好吗？不是，传统文化里也有好的一部分。但问题不是简单的去粗取精，或者对其进行扬弃。而是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不是适合当下社会发展，上层建筑是否和经济基础配套。
丁元英的家庭具有深刻的小农意识，即使是在成都这样的城市。
小农意识是小富即安、容易满足、很少参与社会分工。他们囿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坚守着忠孝观念。这一切，都来源于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生长土壤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小农经济。
简单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吧。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主要社会阶级分为四层：农民、地主、官僚、皇帝。为了巩固统治，皇帝既要抑制土地兼并，又要依靠地主阶级。为了加强专制，皇帝既要抑制相权，又要利用相权。由此配套产生了一系列文化控制人们的精神，使得人们对政权从心底认同，经过改良的儒家文化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主体。
三纲五常，造成了伦理上和政治上的上下级无条件服从。忠孝观念更是将君与父划了等号。这种沾染着亲情的社会文化，让老实巴交的下层人深刻地认同着，即使到了反抗的尽头，也是等待朝廷招安。等、靠、要成为了常态，百姓渴望明君和清官，文人希望成为帝师，待到社会秩序混乱时又想着有侠客出来主持公道。
老百姓没有主，所以只好让青天大老爷来做主。靠皇帝、靠父母、靠兄弟，靠谁都行，就是不靠自己。
传统文化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让他们和当下社会难以无缝对接。旧文化未死，新文化初生，望见曙光的丁元英十分痛苦，对传统文化也不能客观评价，夹带着自己的偏见，愤世嫉俗地沉默着。
新文化毕竟不能速成，文化归根到底都是内生的。
有人移植过来新文化，一味推行西方民主，认为只要有了民主就万事大吉了，可行吗？不可行。民主只能解决民主能解决的事情，况且经济基础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过早的移植上层建筑只能让压垮社会。君不见拉美陷阱，经历过短暂的繁荣后至今一地鸡毛。
那句话说得好：我们要把广大劳工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素质区分开来。
广大劳工的基本素质如何提升？丁元英在其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下一期我们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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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左山堂，豆豆的作品《死比活着容易》《背叛》《遥远的救世主》《天幕红尘》解读者，曾写作《拯救——〈遥远的救世主〉主题辨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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