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解除了自顺治以来长达四十余年的海禁，在闽（漳州）、粤（广州）、浙（宁波）、江（上海）四处设立海关，中国的海外贸易由此步入「开海设关」时代。陶瓷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重新占据了东西方贸易市场的主要地位，远销海外。
清康熙 青花仕女图花口盘及款识 高七厘米 口径三四·三厘米 足径一八·五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清康熙 青花仕女图花口盘及款识 高七厘米 口径三四·三厘米 足径一八·五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一六〇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自此，荷兰取代葡萄牙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霸主。直至一七八九年解散，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着东西方海上陶瓷贸易。康熙时期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的。
清康熙 青花开光花卉孔雀纹盘 高五·二厘米 口径三八·七厘米 足径二一·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清康熙 青花仕女图花口盘及款识 高七厘米 口径三四·三厘米 足径一八·五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基于以上的背景，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呈现出了许多异于前朝的新特点。
品类丰富、数量巨大的外销瓷
清康熙 青花开光花卉孔雀纹盘 高五·二厘米 口径三八·七厘米 足径二一·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自「隆庆开关」以来，瓷器贸易逐渐兴盛，并颇具规模。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显示，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年），荷兰从中国订购的瓷器为十万八千两百件，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订购数量上升到三十五万五千八百件。（【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第一二七页）到了清代，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势力，清政府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苛的海禁政策。这导致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仅有一千三百件瓷器由福州运往台湾，到了顺治九年则一件都没有了。（谢明良《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允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第一四一页）顺治十二年六月，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这一政策的施行使得中国的瓷器外销贸易几乎停滞。
清康熙 青花开光花卉孔雀纹盘 高五·二厘米 口径三八·七厘米 足径二一·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康熙二十三年重开海禁之后，瓷器贸易额度迅速恢复，每年都有几十万件瓷器从中国运往欧洲，超过了明代瓷器贸易的规模。往来贸易的瓷器不仅数量巨大，品类也渐趋丰富。明朝末期的外销瓷器，以江西景德镇、福建地区所产的青花瓷器为主，特别是「克拉克瓷」，几乎成了明代外销瓷器的代名词。而到了康熙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类除青花外，还包括五彩、粉彩、颜色釉、德化白瓷及紫砂器等等，烧造地点则包括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福建漳州、广东等地。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民窑瓷器都可以远销海外。
在纹饰题材上，因为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多选用浙料（浙江产的钴料），色彩稳定，发色艳丽，能够准确地表现出画面中的人物特征和风景层次，体现出「墨分五色」的中国传统水墨画意境。因此，这一时期的青花纹饰较之前代更为繁复多样。
除此之外，康熙时期的外销瓷还可看到大量写有「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器物，这也是康熙朝外销瓷的特征之一。细看这些款识，写法各异，并无统一标准，且书风潦草，随意挥洒，不同于其他朝代官窑年款所呈现出的规整与严谨。康熙初年瓷器年款的书写很不规范，大量民窑烧造的瓷器也均书写有本朝年号款。而在康熙十六年「年款禁令」颁布之后烧造的瓷器中，官窑并不书年款。因此，康熙朝似无后世「官窑必书年款，民窑绝无年款」的规矩，年款并不能作为判断其是否为官窑烧造的标准。这也是康熙外销瓷中有如此多书有康熙年款但并非官窑烧造的瓷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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