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判断，不是指事物一成不变，而只是对中庸之德的坚持，是《大学》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原则不能改变。这也是儒学“法先王”的核心，即坚持公天下时代“天下为公”的文明遗产，以民为本而制约权力，实行王道。法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而“法后王”相反，它不承认民心民意，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中心是“富国强兵”而“弱民强君”，实现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因此，“不变”未必“非”，“变”未必“是”。但是，由于两个“不变”的判断给人以守旧和缺乏革新精神的呆板印象，使人不愿深入思考下去，将一切落后的观念装入这个筐内，使之成了垃圾筒。因此，在阐述两个“不变”判断合理性的同时，要结合《中庸》“权变”观念来谈“变革”。如果说“不变”为形上之“道”，“变”则为形下之“器”；“不变”者为原则，“变”则为方式方法。
章太炎述二者关系说：“若夫经国利民，自有原则。经典所论政治，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体，则三代法制，不可行于今者自多。即如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其次世卿之制，自《公羊》讽议之后，后世无有以为是者……又如肉刑之法，自汉文帝后，亦无人昌言复古……又如井田之制，秦汉而后，惟王莽一人行之，诏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间不得卖买，然卒以致乱。”所以，坚持三王之道是坚守其“原则”，并非一步一趋的简单模仿。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子公子成即有离经叛道的感觉，规劝其父说：“中国者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以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显然，公子成视胡服骑射为违道之举，是“变于夷者也”。其实，这种习惯的改变只是形下之器，不关乎“道”的是非。所以赵武灵王批评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固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显然，赵武灵王以“利民厚国”为“道”，故改变的是外在方法，又可谓是反常而合道。王阳明说：“圣人之制礼乐，非直为观美而已也；固将因人情以为之节文，而因以移风易俗也……后世之言礼乐者，不本其情，而致详于形器之末，是以论明堂，则惑于吕氏《考工》之说；议郊庙，而局于郑氏王肃之学；钟吕纷争于秬黍，而尺度牵泥于周天，纷纷藉藉，卒无一定之见，而礼乐亦因愈以废坠，是岂知礼乐之大端，不过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乎？”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非天子……不考文。”这一层内容，从字面上看不难理解。赵南星说：“自非天子，不得议礼以定贵贱、亲疏、相接之礼也；不得制度以辨宫室、车旗、服色之品也；不得考文以正声音点画形象之差也。”所谓“不”，是不具备条件，它与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考是一致的。《韩非子·功名》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贤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但是，不能将这段话理解为士人及臣民可以对社会的文化生态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如果这样，那将大错特错。
当然，如俗语所说：天塌下来由大个子顶着。对国之兴亡，大家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但“匹夫有责”也是华夏文明的基本信条之一。所以，孔孟虽不能治国平天下，但他们的使命意识从未泯灭。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也说：“予，天民之先觉者也。”所以，孔子著《春秋》，寓褒贬，别善恶，充满着现实批判主义精神，其中也必然议及礼仪制度及语言文字。例如《论语·八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批评，对“三家者以雍彻”的指责，都涉及礼仪问题。因此，三“不”只能理解为，不在最高统治者的位子上，则不能制礼作乐、推行语文改革或移风易俗。《新语·慎微》说：“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则无以齐其政。”按《中庸》“大德者必受命”的理想，圣人才有资格践祚登天子之位，但在现实中又难以实现，所以《中庸》又说：“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天子”是触动“三重”的条件之一，其次还要求天子有德。故《中庸》又强调指出“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注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因为礼乐及语文是治天下的大政方针或者工具，只有明王圣主才能审时度势，斟酌损益，移风易俗，如商汤、文武成王周公这类圣人，都对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改革并推动了华夏文明。
如是平庸天子，则宜“仍旧贯”，不必改作。否则就可能犯错误。《晏子春秋》载：“景公登东门防，民单服然后上。公曰：‘此大伤牛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对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贤相也。夫以贤相佐明君，而东门防全也。古者不为，殆有为也。蚤岁，淄水至，入广门，即下六尺耳。乡者，防下六尺，则无齐矣。夫古之重变古常，此之谓也。’”此例说明，对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谨慎审察，了解古圣先贤文化及行为的道理所在，不可轻举妄动，晏子“重变古常”之语有深意存焉。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有“萧规曹随”之美谈。说的是曹参继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
由于萧何是贤相，故天下安定，曹参继之，一切“按既定方针办”。选择谨慎老实且年长的人任职，排斥意气风发、欲有所作为且富于改革精神的年轻官吏，是一个典型的守旧人物，且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即“不勤政”。汉惠帝对曹参产生了不满情绪，以为看不起他这个年轻皇帝，于是召与对话。曹参说：“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三年后，曹参去世。“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此两例说明，对前人的正确做法和合理制度不可也不应该随意改变，一切都要经过理性思考。因袭和守旧不应是一个贬义词，它应是中性的。
而在民间，“改常”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贬义词。卢梭在批评“法律的僵硬性”时，又强调指出：“然而，唯有最大的危险才值得去冒变更公共秩序的危险；并且除非是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否则人们是决不应当停止法律的神圣权力的。”“重变古常”的理念，还有批判和限制暴君庸主或异族野蛮政权毁灭华夏文明的深意，此即自古而来的“华夷之辨”。《论语·八佾》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两句话有不同理解，刑疏曰：“楚吴虽迭主盟中夏，然暴强踰制，未能一秉周礼，故不如诸夏之亡君，其政俗犹为近古也。”这就提出了先进文化同化落后文化、野蛮向文明转变的问题，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是基于中原文化先进，周边地区相对落后的事实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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