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到了:16个让你烧脑让你晕的悖论,这次更新到了42个,敢来挑战吗?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
钻石与水悖论首次由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提出,也称作价值悖论(paradox of value)。此一理论在台湾教科书中常被称作,钻石与水的矛盾。
众所周知,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若不考虑市场上的其他因素,沙漠地区的水比钻石贵,或者是需求面的因素。就供给面来说,水的数量非常大,且几乎随处可见(如果不考虑荒漠干旱地区,地球上几乎处处都有水,包含大气层中的水汽);而钻石呢,是蕴藏在地表底下,且必须经过时间与适当的条件产生(如果不考虑人工钻石而单纯考虑自然钻石),供给非常的少,因此水供给大,而钻石供给少,故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对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
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钻石没有什么用处,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
钻石与水的悖论,台湾所称的钻石与水的矛盾,即是中国俗谚中的:物以稀为贵。
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也称做是“孔多塞悖论”: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图的偏好排序。由于甲乙都认为B好于C,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社会也应认为B好于C;同样乙丙都认为C好于A,社会也应认为C好于A。所以社会认为B好于A。但是,甲丙都认为A好于B,所以出现矛盾。投票悖论反映了直观上良好的民主机制潜在的不协调。
投票悖论指的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这是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公共选择理论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假设投票是那些其福利受到投票结果影响的人们进行的,投票行为的作用是将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在多数投票原则下,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结果。
在得多数票获胜的规则下,每个人均按照他的偏好来投票。大多数人是偏好x胜于y,同样大多数人也是偏好y胜于z。按照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偏好应当是可以传递的(transivity),即大多数人偏好x胜于z。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偏好z胜于x。因此,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这就好象一只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结果,在这些选择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这被称作“投票悖论” (the voting paradox),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
十七世纪后期,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创立微积分学,成为解决众多问题的重要而有力的工具,并在实际应用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微积分学产生伊始,迎来的并非全是掌声,在当时它还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攻击和指责,原因在于当时的微积分主要建立在无穷小分析之上,而无穷小后来证明是包含逻辑矛盾的。
1734年,大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渺小的哲学家”之名出版了一本标题很长的书《分析学家;或一篇致一位不信神数学家的论文,其中审查一下近代分析学的对象、原则及论断是不是比宗教的神秘、信仰的要点有更清晰的表达,或更明显的推理》。在这本书中,贝克莱对牛顿的理论进行了攻击。例如他指责牛顿,为计算比如说x2的导数,先将x取一个不为0的增量Δx,由(x + Δx)2 ? x2 ,得到2xΔx + (Δx2) ,后再被Δx除,得到2x + Δx,最后突然令Δx = 0 ,求得导数为2x 。这是“依靠双重错误得到了不科学却正确的结果”。因为无穷小量在牛顿的理论中一会儿说是零,一会儿又说不是零。因此,贝克莱嘲笑无穷小量是“已死量的幽灵”。贝克莱的攻击虽说出自维护神学的目的,但却真正抓住了牛顿理论中的缺陷,是切中要害的。
连锁悖论数学史上把贝克莱的问题称之为“贝克莱悖论”。笼统地说,贝克莱悖论可以表述为“无穷小量究竟是否为0”的问题:就无穷小量在当时实际应用而言,它必须既是0,又不是0。但从形式逻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矛盾。连锁悖论 对于无穷小量所带来的数学本身非逻辑非严谨性的问题,那些曾具体从事微积分研究的数学家们早就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思考,在他们之间并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从数学的角度看,如何较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或许可以被看成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又只有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进行考察,特别是密切联系当时在欧洲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基督教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围绕无穷小运算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及其内涵。
例子:为了对抗授权经销商,一些平行进口商强调个性化的服务,而其他进口商则不断寻找新的货源,即使它们现在的货源看起来还很保险。B&N的田先生感到切断化妆晶业务供应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总会有人愿意把货物卖给平行进口商的。因此,与授权经销商希望的相反,平行进口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会通过利用大企业的弱点生存得很好,而大企业也不愿积极反对产品的平行进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田先生竭力主张与授权经销商共存,他说:“如果我们还击,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的。”
认识到对抗平行进口商无益,一些化妆品公司的授权经销商采取了这样一种战略:“如果你打不败它们,就加入它们!”这些经销商反而去接近平行进口商,让它们分销自己的产品。例如,B&N的行政主管田先生曾说,现在主要化妆品品牌70%的授权经销商都会以折扣价向平行进口商供应商品。事实是,有能力向平行进口商提供货物的授权经销商强烈要求,卖给授权经销商的产品成本不能高于平行进口商在别处获得产品时支付的价格。这进一步反驳了用来解释平行进口起因的价格歧视论。
B&N开始只是一个小平行进口商,但后来发展为拥有7个店面的连锁店。这是连锁店悖论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些化妆品的授权经销商除了容忍B&N之类的平行进口商进入,并容忍其店铺数量不断增长以外别无选择。虽然授权经销商为化妆晶支付的价格较低,但是它们不得不为在高档地段陈列商品而向百货商店支付高额费用。再加上高额的营销和广告费用,意味着授权经销商无力挑起价格战来赶走平行进口商。这点解释了为什么香奈儿和雅诗兰黛之类的品牌授权经销商只能将唇膏价格从大约34新元降到28新元,但从不会低于平行进口商开出的24新元的价位。
战略悖论源于战略承诺和未来不确定性之间的冲突。如果公司为规避风险而不做出战略承诺,那么或许公司能够生存,但很有可能无法蓬勃发展。如果公司进行战略承诺,可能收获丰厚的回报,却要同时面临彻底毁灭的高风险。面对两难境遇,应该如何作出抉择,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难题。
蜈蚣博弈是由罗森塞尔(Rosenthal)提出的。它是这样一个博弈:两个参与者A、B轮流进行策略选择,可供选择的策略有“合作”和“背叛”(“不合作”)两种。假定A先选,然后是B,接着是A,如此交替进行。A、B之间的博弈次数为有限次,比如100次。假定这个博弈各自的支付给定如下:[1]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合作 合作
A B A B …… A B (100,100)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合作 背叛
A B A B …… A B (98,101)
现在的问题是:A、B是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
这个博弈因形状像一只蜈蚣,而被命名成“蜈蚣博弈”。
这个博弈的奇特之处是:当A决策时,他考虑博弈的最后一步即第100步;B在“合作”和“背叛”之间作出选择时,因“合作”给B带来100的收益,而“ 不合作”带来101的收益,根据理性人的假定,B会选择“背叛”。但是,要经过第99步才到第100步,在99步,A考虑到B在100步时会选择“背叛” ——此时A的收益是98,小于B合作时的100,那么在第99步时,他的最优策略是“背叛”——因为“背叛”的收益99大于“合作”的收益98……如此推论下去,最后的结论是:在第一步A将选择“不合作”,此时各自的收益为1,远远小于大家都采取“合作”策略时的收益:A:100,B:100-99。
祖父悖论又称为“外祖母悖论”是一种时间旅行的悖论,科幻故事中常见的主题。最先由法国科幻小说作家赫内·巴赫札维勒(René Barjavel)在他1943年的小说《不小心的旅游者》(Le Voyageur Imprudent)中提出。情景如下:
假设你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把自己的祖父母杀死;因为你祖父母死了,就不会有你的父亲;没有了你的父亲,你就不会出生;你没出生,就没有人会把你祖父母杀死;若是没有人把你的祖父母杀死,你就会存在并回到过去且把你的祖父母杀死,于是矛盾出现了。
“李约瑟悖论”是指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对三个“悖论”的分析。李约瑟在该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之后,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三种论点:中国无科学论、制度抑制发明论和中国文明停滞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该文结论部分提出的三个“悖沦”,本意就是对这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分析与反驳,结果使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深化了,故从积极意义上称之为“李约瑟悖论”。这表明李约瑟本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既在不断求解又在不断修正和深化。
抽彩悖论又称凯伯格悖论,由H·凯伯格(H.Kyburgm)在他的《合理信念逻辑的概率》一书中所表述的悖论:我合理地相信在一百万张彩票中有一张将中彩。但我并不合理地相信1号票将中彩,也没有理由相信2号票将中彩。这一过程可以继续下去,以至最终也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单独一张票将中彩。于是悖论出现了,因为我确实相信有一张票将中彩。这一悖论涉及到部分信念和完整信念之间的关系。
该悖论表明基于概率的信念表达方式与信念推理规刚之间的不一致性。抽彩悖论涉及到在命题与证据逻辑关系不确定的条件下信念表达和推理的问题。
索洛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调查了292个企业,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却看不见计算机(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索洛悖论是指“IT产业无处不在,而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节约悖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节俭悖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节约的悖论是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它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是存在的,是短期的。长期中或当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在,节约的悖论是不存在的。
乌鸦悖论,也叫做亨佩尔的乌鸦或亨佩尔悖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逻辑学家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Carl Gustav Hempel)为了说明归纳法违反直觉而提出的一个悖论。
问题的综述
几千年以来,无数人观察了许多事务,比如地心引力法则,人们趋于相信其极可能是真理。这种类型的推理可以总结成“归纳法原理”:
如果实例X 被观察到和论断 T 相符合,那么论断 T 正确的概率增加。
亨佩尔给出了归纳法原理的一个例子:“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论断。我们可以出去观察成千上万只乌鸦,然后发现他们都是黑的。在每一次观察之后,我们对“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信任度会逐渐提高。归纳法原理在这里看起来合理的。
现在问题出现了。“所有乌鸦都是黑的” 的论断在逻辑上和“所有不是黑的东西不是乌鸦”等价。如果我们观察到一只红苹果,它不是黑的,也不是乌鸦,那么这次观察必会增加我们对“所有不是黑的东西不是乌鸦”的信任度,因此更加确信“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个问题被总结成:
我从未见过紫牛,I never saw a purple cow
但若我见到一头,But if I were to see one
乌鸦皆黑的概率,Would the probability ravens are black
更加可能是一么?Have a better chance to be one?
(改写自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的诗)
选票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合理,要做到公平合理。一个简单的办法是,选票按人数比例分配。但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人数的比例常常不是整数。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四舍五入,可四舍五入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名额多余,或名额不足的情况。因为有这个缺点,美国乔治·华盛顿时代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0年提出一个解决名额分配的办法,并于1792年为美国国会所通过。
芝诺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这些悖论由于被记录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中而为后人所知。芝诺提出这些悖论是为了支持他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存在”不动、是一的学说。他的悖论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里被概括为以下四个:二分法、阿喀琉斯、飞矢不动、运动场。这些悖论中最著名的两个是:“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和“飞矢不动”。这些方法现在可以用微积分(无限)的概念解释。
(一)两分法悖论
悖论:物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先到达全程的一半,这个要求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所以,如果它起动了,它永远到不了终点,或者,它根本起动不了。
例如:一位旅行者步行前往一个特定的地点。他必须先走完一半的距离,然后走剩下距离的一半,然后再走剩下距离的一半,永远有剩下部分的一半要走。因而这位旅行者永远走不到目的地!
(二)阿基里斯悖论
悖论:若慢跑者在快跑者前一段,则快跑者永远赶不上慢跑者,因为追赶者必须首先跑到被追者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被追者的出发点,慢跑者又向前了一段,又有新的出发点在等着它,有无限个这样的出发点。
故事:在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展开一场比赛。乌龟在阿基里斯前头1000米开始爬,但阿基里斯跑得比乌龟快10倍,比赛开始,当阿基里斯跑了1000米时,乌龟仍然在他前头100米。而当阿基里斯又跑了100米到达乌龟前此到达的地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10米。芝诺争辩说,阿基里斯将会不断地逼近乌龟,但他永远无法赶上它。
(三)飞矢不动悖论
悖论:任何东西占据一个与自身相等的处所时是静止的,飞着的箭在任何一个瞬间总是占据与自身相等的处所,所以也是静止的。
解释:箭在运动过程中的任一瞬间时必在一个确定位置上,即是静止的,而时间是由无限多个瞬时组成的,因此箭就动不起来了。
(四)运动场悖论
悖论:两列物体B、C相对于一列静止物体A相向运动,B越过A的数目是越过C的一半,所以一半时间等于一倍时间。
简·莫森(Jan Mossin)是最早研究保险需求的主流经济学家,1968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发表的《理性保险购买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以下两个非常有名的观点:
第一,当保费是在保单精算价值(纯保费)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正比例的附加费用而形成时,对于规避风险的个体来说,最优的选择是购买部分保险(不足额保险);
第二,如果该个体具有递减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那么,保险就是一种“劣质品”。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两个暗含的假设基础上的,即个体只面对一种风险,并且处于风险中的风险标的数量是固定的(与财富或者收入无关)。
然而,莫森的结论显然与现实不相符。对经济生活的实际观察表明,个人在投保时并不总是购买不足额保险,而且保险也不是一种劣质品。因为,如果说保险是一种劣质品的话,那么保险在贫穷国家应该更加繁荣,在发达国家则应当相对萧条,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由此不难看出,莫森这篇论文提出了两个悖论。那么后人是怎样解释这两个悖论的呢?
说法一:
几个世纪前,罗马教廷出了一本书,书中用当时最流行的数学推论,导出“上帝是万能的”。一位智者针锋相对地问:“上帝能创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吗?”如果教廷回答说能的,那上帝不能搬动他创造的那块石头,所以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教廷回答说不能,那么上帝不能创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所以上帝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由此那位智者导出“上帝不是万能的”。
说法二:
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者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用来攻击天主教。就是;“让上帝造一块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这话听初听起来暴牛,恨不能给他鼓掌放花。因为天主教宣称上帝全知全能,所以如果上帝能造出这块石头,则他连块石头都搬不动还称什么全知全能。而如果上帝造不出来这种石头,那他连块石头都造不出来还称什么全知全能。所以上帝必定不是全知全能的。
假设:有两个盒子A和B放在桌子上:
A是透明的,可以看见里面有$1,000,
B是不透明的,上面写着或者是$1,000,000,或者是0。
你可以在下面的两种选择中,只能取一个(1)或(2):
(1)只选择B
(2)A和B两个都选
你会作出什么选择?
“诺斯悖论”是诺斯在1981年提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另外,由于存在着投票悖论(paradox of voting)、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加之政治市场的竞争更不充分和交易的对象更难以考核等因素,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结果,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西元前6世纪,克利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
这句话有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因为如果艾皮米尼地斯所言为真,那么克利特人就全都是说谎者,身为克利特人之一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跟先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又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克利特人都不说谎,自己也是克利特人的艾皮米尼地斯就不是在说谎,就是说这句话是真的,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又会产生矛盾。因此这句话是没有解释的。
注意:当此言为假时,应对应“不是所有的克利特人都说谎”,即“有些克利特人都不说谎”,而不是“所有克利特人都不说谎”
秃子悖论认为:如果一个有X根头发的人被称为秃子,那么,有X + 1根头发的人也是秃子。所以,(X + 1) + 1根头发的还是秃子。以此类推,无论你有几根头发都是秃子。显然,这个结论是错的。当一个结论是错的时候,其推理或是至少一个前提是错的。那么,错在哪里?
据说在1950年的一天,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边吃午餐边和人讨论地外文明存在的问题。其他人认为,即使平均起来一个行星产生生命和技术文明的可能性很小,但由于宇宙的古老历史和数目众多的天体,外星文明的总数也应该相当可观。这时费米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他们都在哪儿呢?”——为什么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它们呢?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怀疑,从此费米的名字被与此联系起来。
谷堆悖论认为:一粒谷子是不能形成谷堆的,再加一粒也不能形成谷堆,如果每次只加一粒谷子,而每粒谷子都是不能成为谷堆的,所以,谷子是不能形成谷堆的。从真实的前提出发,用可以接受的推理,但结论则是明显错误的。它说明定义“堆”缺少明确的边界。它不同于三段论式的多前提推理,在一个前提的连续积累中形成悖论。从没有堆到有堆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解决它的办法就是引进一个模糊的“类”。
这是连锁悖论中的一个例子,归功于古希腊人Eubulides,后来的怀疑论者不承认它是知识。“Soros”在希腊语里就是“堆”的意思。最初是一个游戏:你可以把1粒谷子说成是堆吗?不能;你可以把2粒谷子说成是堆吗?不能;你可以把3粒谷子说成是堆吗?不能。但是你迟早会承认一个谷堆的存在,你从哪里区分他们?
它的逻辑结构:1粒谷子不是堆,如果1粒谷子不是堆,那么,2粒谷子也不是堆;如果2粒谷子不是堆,那么,3粒谷子也不是堆;
………
如果99999粒谷子不是堆,那么,100000粒谷子也不是堆;因此,100000粒谷子不是堆。
按照这个结构,无堆与有堆、贫与富、小与大、少与多都曾是古希腊人争论的话题。
丰收悖论是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悖论,它既发生在农作物的季度生长中,也可能发生在百年的农业历史进程中。经济学家用需求价格弹性破解了这个历史问题。
寒冬瑞雪冻死了大部分害虫,春季温暖宜人适合早耕,播种的谷物都是改良过的杂交品种。夏天的阳光都很充沛,秋天很干燥,丰收进展得很顺利,大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升,农民琼斯一家喜上眉梢,期待着所有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但到了年底他们计算一年的收入时,发现大丰收的好年成反而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后来他们发现,几乎所有农民的收入也都比歉收时低。
这怎么可能呢?农作物越增产,农民收入越降低——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丰收悖论。
在古希腊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哲学家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条鳄鱼从一位母亲的手中抢走了她的孩子。
这位母亲苦苦地哀求鳄鱼:“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鳄鱼听了非常得意,就对这位母亲说:“那好,我向你提一个问题,让你猜,如果你答对了,我就不伤害你的孩子,并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你答错了,我就要吃掉你的孩子。”
这位聪明的母亲仔细地琢磨了片刻,说:“鳄鱼先生,我想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
鳄鱼冷笑着说:“给你猜对了,我当然会吃掉你的孩子,哈,哈……”说着,就要吃小孩。
这时母亲急忙说:“慢着!你刚才不是说,我答对了,你就不伤害小孩,并把小孩还给我吗?现在既然我答对了,你就不能伤害小孩,也不能吃掉小孩,你应该把小孩还给我。”
鳄鱼惊呆了,心想:“对呀,如果我吃了小孩,她就答对了。不行,看来这个小孩不能吃。”“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鳄鱼碰到了难题:它既要吃掉小孩,同时又得把小孩还给他的母亲。不过,鳄鱼又想:“如果我把孩子还给她,那么,她就答错了。所以,我就应该吃掉小孩。”这样一想,鳄鱼坚持不把小孩交给他的母亲。
然而,这位母亲仍然坚持说:“你必须把小孩还给我。因为,如果你吃了我的小孩,我就说对了,你就得把孩子还给我。”
这时鳄鱼便陷入一个悖论当中,无论鳄鱼怎样做,都无法兑现自己的许诺。因为鳄鱼的诺言有两项内容:
A.如果妈妈猜对,我就释放小孩;
B.如果妈妈猜错,我就吃掉小孩。
在妈妈表达了猜测之后,鳄鱼的行为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都与鳄鱼原先的诺言相违背。
鳄鱼的第一种选择,把小孩吃掉。这种选择的结果证明那位妈妈的猜测是正确的,按照鳄鱼原先的许诺(A),此时鳄鱼应该把小孩“毫发无伤”地归还啊!但是鳄鱼却把小孩吃掉了,所以鳄鱼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就是著名的鳄鱼悖论。
鳄鱼的第二种选择,把小孩放掉。这种选择的结果证明那位妈妈的猜测是错误的,按照鳄鱼原先的许诺(B),此时鳄鱼应该把小孩吃掉啊!但是鳄鱼却把小孩释放了,所以鳄鱼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斯托克代尔悖论的要点: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又直面残酷的现实。
斯托克代尔是美国的一个海军上将,在越南战争期间,是被俘的美军里级别最高的将领。但他没有得到越南的丝毫优待,被拷打了20多次,关押了长达8年。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但是他在监狱中表现得很坚强。
越南人有一次为了表现他们优待俘虏,把他养了一段时间,准备给他拍照。结果斯托克代尔就自己用铁条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并用刀片把自己的脸割破。越南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放弃了。
他为了鼓励监狱中的同胞,因为是一个人关一间,彼此看不到,就发明了一种密码,通过敲墙用快慢节奏来表达英文字母。有次一位战俘因思念家人掩面痛哭的时候,他们全监狱的战俘都通过敲墙,用代码敲出了“我爱你”,那个战俘非常感动。
斯托克代尔被关押8年后放了出来。《基业常青》及《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 ? 柯林斯先生去采访他,,问:“你为什么能熬过这艰难的8年?”斯托克代尔说:“因为我有一个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出来,一定能够再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使我生存了下来。”
吉姆·柯林斯又问:“那你的同伴中最快死去的又是哪些人呢?”他回答说:“是那些太乐观的人。”
吉姆·柯林斯说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那些乐观的人会死得很快呢?斯托克代尔说:
“他们总想着圣诞节可以被放出去了吧?圣诞节没被放出去;就想复活节可以被放出去,复活节没被放出去;就想着感恩节,而后又是圣诞节,结果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他们逐渐丧失了信心,再加上生存环境的恶劣,于是,他们郁郁而终。”
斯托克代尔说:“对长远我有一个很强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能再见到我的妻子和小孩;但是我又正视现实的残酷。”
艾比林悖论是指无法处理意见一致,自己想做的跟真实情况相反,但无力改变个人感觉这是大部分人都会面对的残忍的现实,人们采取的行动与他们真正最想要的背道而驰。 一群人采取的集体行动与成员个体真正意愿相违背,最后,集体行为的后果与一开始设定的集体目标背道而驰。该悖论出自管理专家杰瑞·哈维(Jerry B. Harvey)讲过的一个小故事:
一个炎热的夏日,有对得克萨斯夫妇及其父母人家在一起舒舒服服地玩骨牌。这时候玩牌的岳父说,我们去艾比林(53英里之外)吃个饭吧。女儿说:“听起来不错啊。”丈夫心里有些打小鼓,知道去艾比林路很远,天又热,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吃饭?可是他怕自己这么说显得不合群,于是说:“我没问题,看你妈妈愿意不愿意了。”他的岳母说:“当然我愿意了。我好久没去艾比林了。”于是大家沿着灰土四起的土路,挥汗如雨赶了过去。到了那餐厅,发现食物极其难吃。回到家,所有人都累坏了。其中一个人假客气说:“还不错啊,是不是?”其他人终于爆发了:岳母说她其实想待在家里,可是看其余几个都这么兴致高,就不想扫兴。丈夫也说他不想去,是为了取悦其他人才去的。妻子也说是怕其他人不高兴,所以才违心答应的。这时候老岳父说他哪里是真想去啊,是怕大家闷,随便提议一下的,心想大家一定反对,没想到大家兴致都那么高,他骑虎难下了。就这样,四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为了对方,舍弃自己的欲望,结果个个都不开心。
第一个问题:行动焦虑(Action anxiety);
第二,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会幻想出种种采取正确的行为之后会出现的灾难性后果,这些负面的幻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给我们一个坚实的借口不去采取那些应该采取的行动。
实际风险(real risk)是人类存在的常态,是生活所给予的,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有潜在的负面结果。
避免方法:首先,我们每个人都要评估,采取行动所伴随的实际风险和完全不采取行动所发生的问题;其次,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是保持沉默,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情感,而不是依附于他人的信仰和感受;第三,我们需要的往往是在集体里勇敢提出来,不是什么新的信息或论据,只要提出整个集体已经不谋而合的想法就行了。
阿拉巴马悖论(Alabama paradox)是指增加议席也可能反而导致某些名单丧失议席,是一种以“相对公平”为标准的份额分配法中的悖论。
最大余额方法是比例代表制投票制度下,一种议席分配的方法。
透过最大余额方法,候选人须以名单参选,每份名单的人数最多可达至相关选区内的议席数目。候选人在名单内按优先次序排列。选民投票给一份名单,而不是个别候选人。投票结束后,把有效选票除以数额(quota)。一份名单每取得数额1倍的票数,便能获分配一个议席。每份名单的候选人按原先订立的顺序当选。
如此类推、将议席分配至每份名单的余额,均比数额为低的时候,则从最大余额者顺序分配余下议席;最大余额方法因而得名。
最常用的最大余额方法,分别使用3种数额:
黑尔数额(Hare quota):将总有效票数除以议席数目。名称源自英国大律师托马斯·黑尔。在各种数额之中,黑尔数额是历史最悠久、计算最简易、使用最广泛的方法,这是现时香港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台湾立法院不分区议席、以及非洲西南部国家纳米比亚的议会所使用的分配方法。19世纪,美国国会也曾采用这种方法分配选票。
特罗普数额(Droop Quota):总有效票数除以(议席数目+1)。名称源自英国数学家亨利·特罗普。南非国会使用这种方法。
哈根巴赫数额(Imperiali quota):总有效票数除以(议席数目+2)。厄瓜多尔国会选举是少数采用这种数额的选举,因为得最大余额的名单,未必能取得剩余的议席,因为所有议席都被数额完整分配。
以最大余额方法分配议席不算复杂,一般选民应该能够理解运作方法。使用黑尔数额的最大余额方法,并不偏重得票率较多或较少的名单,好处在于能给出中立、但同时具广泛代表性的选举结果。最大余额方法能包容少数派,有利发展多党派的议会。这种制度也令选民不能投票给个别候选人;从正面的角度看,这代表选民会改以各份参选名单的政纲为投票考虑依据,加强选举的理性基础。不过,各个政党可能会有相应的“配票策略”,例如将同党候选人分拆在不同的名单,好让候选人能通过余额数当选。
圣彼得堡悖论是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的表兄尼古拉·伯努利(Nicola Bernoulli)在1738提出的一个概率期望值悖论,它来自于一种掷币游戏,即圣彼得堡游戏(表1)。设定掷出正面或者反面为成功,游戏者如果第一次投掷成功,得奖金2元,游戏结束;第一次若不成功,继续投掷,第二次成功得奖金4元,游戏结束;这样,游戏者如果投掷不成功就反复继续投掷,直到成功,游戏结束。如果第n次投掷成功,得奖金2n元,游戏结束。按照概率期望值的计算方法,将每一个可能结果的得奖值乘以该结果发生的概率即可得到该结果奖值的期望值。游戏的期望值即为所有可能结果的期望值之和。随着n的增大,以后的结果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其奖值越来越大,每一个结果的期望值均为l,所有可能结果的得奖期望值之和,即游戏的期望值,将为“无穷大”。按照概率的理论,多次试验的结果将会接近于其数学期望。但是实际的投掷结果和计算都表明,多次投掷的结果,其平均值最多也就是几十元。正如Hacking(1980)所说:“没有人愿意花25元去参加一次这样的游戏。”这就出现了计算的期望值与实际情况的“矛盾”,问题在哪里? 实际在游戏过程中,游戏的收费应该是多少? 决策理论的期望值准则在这里还成立吗?这是不是给“期望值准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对于人们认识随机现象、发展决策理论和指导实际决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王要处决一个囚犯,但给他一个生还的机会。囚犯被带到5扇紧闭的门前,其中一扇后面关着一只老虎。国王对囚犯说:“你必须依次打开这些门。我可以肯定的是,在你没有打开关着老虎的那扇门之前,你是无法知道老虎是在那扇门后。”显然,如果囚犯有可能在打开有老虎的那扇门前知道,就证明国王在撒谎,那么就可以活命。 开门之前,囚犯进行了如下分析:
假如老虎在第五扇门,那当他把前四扇门打开后都没发现老虎,那他肯定猜到老虎在第五扇门中,因国王说过不论何时他也料不到老虎在哪扇门后,那国王的说话就错了。因此,老虎肯定不在第五扇门中。
同样道理,老虎也不在第四道门中,否则囚犯打开三道门后,只剩两道门,老虎既不在第五扇门后,那就会给他料到在第四扇门后;
依次类推,老虎不存在任何一道门后;囚犯这时就不再多想,冒冒失失依次推门,结果老虎从第二扇门中跳了出来,把囚犯咬死了。国王看见了说:“不是跟你说了老虎在哪扇门后总是出乎你的意料了吗?现在你就是意料不到了。”
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乘着父亲做的人工翅膀逃离克里特岛的监狱时,由于离太阳太近以致粘翅膀用的蜡熔化了,而掉进了爱琴海。这个悖论就是说他最珍贵的财富,即他飞行的能力,却导致了他的死亡。
伊卡洛斯悖论是指企业害怕变革,不愿意进行管理、技术、经营模式的更新。这会使其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在新的竞争中失去优势。
要突破“伊卡洛斯悖论”的限制,企业就必须建立能够适应变革、应对变革的组织结构和机制。中小企业必须克服企业惰性,随时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并及时采取措施,从而能够有长远的发展。
纳尔逊是新康德主义的小流派之一弗瑞斯派的代表。1908年他和他的学生格瑞林把下面的悖论发表在弗瑞斯派的一个文集上,通常称为格瑞林悖论。
格瑞林悖论的内容是:如果一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适用于这个形容词本身,比如“黑的”两字的确是黑的,那么这个形容词称为自适用的。反之,一个形容词如果不具有自适用的性质,就叫做非自适用的。在英语中:“Polysyllabic”(多音节的),“English”(英语的)这些词都是自适用的形容词,而 “monosyllabic”(单音节的)、“French”(法语的)这些词就是非自适用的。现在我们来考虑“非自适用的”这个形容词,它是自适用的还是非自适用的呢?如果“非自运用的”是非自适用的,那么它就是自适用的;如果“非自适用的”是自适用的,那么按照这词的意思,则它是非自适用的,这就导出矛盾。
钱包悖论又称钱包游戏,是概率论中的一个悖论。
有A和B两人进行一场赌博。赌法是:由第三者计算A、B二君钱包里面的钱,钱少者可以赢走钱多者的钱。
A对于这场赌博的想法为:若B君的钱比我少,我可能输掉我现有的钱。但若B君的钱比我多,我赢了,就会得到多于我现有的钱。我能够赢的钱比输的钱多,所以这场赌博对我有利。而B的想法也是如此。
二人想法的逻辑都正确,但若认为二人的想法都正确,又将做出这场赌博对A、B二人都有利的错误结论。这显然是一个悖论。
最常见的就是在赌博时,期待“如果赢的话、会赢得比输得更多”。例如玩吃角子老虎机时认为“就算只中樱桃,也是翻五倍!”但问题在于:会中吗?
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的显著区别,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重心逐渐从物质产品转移到信息产品。
但是在信息时代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之问,也形成一种奇特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信息的生产需要一定的投入,这种投入如果得不到一定的“回报”,就可能导致信息的生产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如此,所以信息的生产方通常需要对信息消费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一关系还得到了社会的制度性保护,像专利制度或版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就属此列,用另一术语还可称其为“信息垄断”。但在另一方面,“信息”从其本性来说不同于“物质”,物质产品一旦为某人所占有就不能为另外的人的占有,即不能“共享”;而信息则可以同时为不同的人所“共享”,并且共享的人越多,该信息所产生的价值就越大,这也是信息在文化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或“内在要求”,从信息的这一“本性”或价值最大化的要求来说,信息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如果免费无偿提供给需要它的所有人,就可以在尽可能多的人中被使用从而实现其最大的价值。
可见,信息的“有偿使用”或“信息垄断”与信息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之间无疑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矛盾,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把这一矛盾描述为这样一个障论:“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悖论”。
信用悖论是指从理论上讲当银行管理存在信用风险时应将投资分散化多样化防止信用风险集中,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客户信用关系区域行业信息优势以及银行贷款业务的规模效应使得银行信用风险很难分散化。
世界文学名著《唐·吉诃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乔·潘萨跑到一个小岛上,成了这个岛的国王。他颁布了一条奇怪的法律:每一个到达这个岛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如果回答对了,就允许他在岛上游玩,而如果答错了,就要把他绞死。对于每一个到岛上来的人,或者是尽兴地玩,或者是被吊上绞架。有多少人敢冒死到这岛上去玩呢?一天,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来了,他照例被问了这个问题,而这个人的回答是:“我到这里来是要被绞死的。”请问桑乔·潘萨是让他在岛上玩,还是把他绞死呢?如果应该让他在岛上游玩,那就与他说“要被绞死”的话不相符合,这就是说,他说“要被绞死”是错话。既然他说错了,就应该被处绞刑。但如果桑乔·潘萨要把他绞死呢?这时他说的“要被绞死”就与事实相符,从而就是对的,既然他答对了,就不该被绞死,而应该让他在岛上玩。小岛的国王发现,他的法律无法执行,因为不管怎么执行,都使法律受到破坏。他思索再三,最后让卫兵把他放了,并且宣布这条法律作废。这又是一条悖论。
由著名数学家伯特兰·罗素(Russel,1872—1970)提出的悖论与之相似:
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理发师悖论是罗素悖论的通俗举例,是由伯特兰·罗素在1901年提出的。罗素悖论的出现是由于朴素集合论对于元素的不加限制的定义。由于当时集合论已成为数学理论的基础,这一悖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也引发了众多的数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补救,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公理化集合论。同时,罗素悖论的出现促使数学家认识到将数学基础公理化的必要性。
理发师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
因为,如果把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的对象。那么,理发师宣称,他的元素,都是城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城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品牌悖论是指老品牌在保留老元素与注入新元素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但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消费者内心又向往回到简单、轻松的时代。因此,品牌在保留老元素与注入新元素之间出现了矛盾。
纸牌悖论就是纸牌的一面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对的。'而另一面却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错的。'这是由英国数学家Jourdain提出来的。它最简单的形式是:'悖论元'下面这句话是对的,上面这句话是错的。这也是一个有名的悖论,叫乔丹真值(Jourdain Truth-Value)悖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以黄金非货币化、以美元为中心的混合本位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地缓解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但90年代以后,在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和金融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又面临着新的矛盾: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 “新特里芬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又叫伊斯特林反论、伊斯特林逆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伊斯特林悖论另外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公元前400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斯与学生欧提勒士签订了教学法律的协议:学生入学时先付一半学费,毕业后第一次出庭胜诉后再付清其余一半学费。
可是学生毕业后迟迟不肯出庭打官司。老师收费心切,并且要在实际诉讼中考验学生,于是向法庭提起了诉讼。
老师认为:学生若败诉,则据判决必付费;若胜诉,则按协议也得付费;总之都得付费。
学生认为:自己若胜诉,则据判决不付费;若败诉,则按协议也不付费;总之都不付费。
名师出高徒!学生针对老师的论证,提出了方法完全相同而结果完全相反的论证。老师做梦也想不到学生初上法庭运用“辩证法”就已炉火纯青。
这可难倒了法官!若判学生不需付费,则学生胜诉,但据协议又必须付费;若判学生付费,则学生败诉,但据协议又不需付费。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师生是两可解释,对于法官是两难判决。这样的结论大家都不能接受,而且长期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故称之为“半费诉讼”悖论或称为普罗塔哥拉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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