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旭
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诗美，不仅美在内容，也美在形式。好的内容应当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应当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或完美结合。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在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的同时，着重指出了艺术形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后来，刘勰把内容和形式的这种互为表里、互相依存的关系，作了生动而精辟的阐发，他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革郭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形式依附于内容——“文附质也”；内容靠形式来表达——“质待文也”。这里，内容固然是灵魂，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形式也不可或缺，不能对它有任何的忽略或轻视。
“木体实”方有“花萼振”。如果思想内容空虚、腐朽，徒有美的形式，那就好比把漂亮的衣服套在一架骷髅上，哪里会有艺术的形象美呢？离开了内容，形式就不可能是具体生动的、有生命力的，当然也谈不上美。
因此，一切离开内容而单纯地追求形式美韵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倾向，不但破坏了艺术内容，也破坏了艺术形式，它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美。
我们反对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倾向，但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新的思想内容，为了更好地反映我们时代不断发展变化、无比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和人民的精神世界，为了我国当代各民族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却主张，提倡和鼓励对诗的形式美的不倦的追求。
从屈原开始，我国历代有成就的诗人们，都是为表达自已的时代生活内容，为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而非常讲究诗的语言艺术和形式美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吟呵一个字，捻断数根须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等，表明了他们追求诗的语言美和形式美的坚强决心与刻苦精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中那无数篇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正是他们勤奋实践,努办追求的成果。
“五四”以来，新诗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光辉里程。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诗人们也创造了累累硕果。不论是郭沫若、闻一多、柯仲平，不论是汪静之、徐志摩、戴望舒，不论是何其劳、李广田、卞之琳或艾青、_田间、臧克家，也不论诗贺敬之、郭小川、闻捷或李季、阮章竞、张志民，等等，都曾以自己独具风格而影响晦深运的作品，为新诗形武美的创造，为新诗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艺术美的创造，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诗所以为诗，就因为它具有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诗的形式，就因为它具有与其他文学艺术门不同、当然也不能为其他文学艺术门类所代替的能影响人们的感情和理智的诗的形式美。诗境，诗情，诗意，诗美，诗味，诗风，诗的构思，都必须通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如果用别的形式来表现，我们就只能说：这幅画画中有诗，这篇小说富有诗意，这篇散文写得像诗一样，而不能说它就是诗。
高尔基说：“我所理解的美，是各种材料——也就是声调、色彩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体，它赋予艺人的创作——制造品——以一种能够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是一种力量，能唤起人对自己的创造才能感到惊奇、骄傲和快乐。”
这里的形式和形式美，并不是消极的、完全被动的，它尽管最终为内容所决定，但同时它又反作用于内容，它能够加强、限制和最终完成诗的内容的表达，它对诗的内容也有具体的规定性。
屈原的《离骚》如果离开了楚辞的形式，李白、杜甫的诗，如果离开了五言、七言的形式，东坡、稼轩的词如果离开了词的“长短句”形式，那还成什么诗呢？同样，如果有人建议把《女神》（郭沫若）和《火把》（艾青）改成散文，把《王贵与李香香》（李季）和《漳河水》（阮章竞）改写成小说，那作品不但形式完全不同了，它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艺术内容和它所塑造出来的形象都将是另一个样子，至少不会同诗所给予读者的感受一样。
黑格尔曾经精辟地指出：“内容之为内容即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伊利亚特》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史诗，乃是它的诗的形式，而它的内容乃是依此陶铸而成。”
因此，诗人必须高度重视诗的形式，必须为创造出更多的“成熟的形式”而奋斗，必须善于掌握和运用各种各样的诗的形式，必须善于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生活的需要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诗歌形式。
诗人应当是诗的形式美的永不疲倦的探索者和追求者，应当最善于按照内容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自己的形式、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形式，应当是诗的艺术美的最富有独创性和开拓精神的革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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