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旭/文
李白作为我国人民所爱戴的伟大诗人，他的创作成就，在整个古典诗歌连绵不断的群山中，矗立起一座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在创作中，李白差不多运用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所有表现手法。而表现自我，表现主观，在诗歌中塑造自己鲜明的抒情个性形象，自我肯定，则更是李白诗歌最突出的特点。
我们不妨以李白与杜甫作个简单的比较。杜甫和李白的诗同样具有灼人肺腑的感情，都有诗人自我的形象。但杜甫往往是寓情于事，寓“我”于物，表现得沉着蕴藉，不露于表。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盲文字也。”即诗人的性情在文字表面是难看得出采的，而是包裹在诗意之中。李白则往往是直接出“我”，以情化物。胡应麟《诗薮》说：“太白多率语。”率者，直率真切也。因此，杜甫的情感自我形象在其诗中表现得隐蔽一些，而李白的则更直接和鲜明一些。比如同是感于“安史之乱”，杜甫沉痛地哀叹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白则愤怒地斥责：“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同样是感叹人生坎坷，郁郁不得其志，杜甫低眉沉吟“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李白却有呼号呐喊之状；“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1”同样是鄙薄宦官权贵，杜甫说：“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李白却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可见，杜甫的感情是高度压抑的，浓缩的，李白则是奔放无羁，掩抑不住的。杜诗如洞庭之水，博大深沉，李诗则似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物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氏把诗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实际上，一切诗歌都有作者感情的寄托，都会“着我之色彩”。只不过表现得或曲或直，或隐或露罢了。但李白诗中“我之色彩”尤为浓烈，其自我形象的表现尤为直接，尤为鲜明和尤为突出。李白现存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抒情诗，由于诗人旷达的情怀，拓落的心胸和他那毫不掩饰的真诚，使我们处处都能感觉到诗人的自我形象。诗人喜欢自己站出来，把自己的主观感受直接地述诸人们，其诗中以“我”而出的不胜枚举。如“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醉题至汉阳厅》)；“我心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山鹧鸪词》)，“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有时，诗人干脆把自己的姓名也直接说出来，如“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生死”(《襄阳歌》)。
高尔基说：“诗人不仅是自己灵魂的乳母，其实也是自己的心声。”诗人在其作品中表现自我的形象，一方面要体现自己鲜明的个性，另一方面必须反映生活的本质。“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别林斯基《杰尔查文的作品》)李白正是这样，他以自己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以其追求自由，蔑视一切的叛逆精神和他那豪放不羁的个性，反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本质，为我们认识李白思想及其诗歌的艺术造诣提供了条件。
李白诗中到底表现了怎样的自我形象，这些自我形象悬怎样表现的?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当时和他交往的朋友对他的印象。李白初到长安，贺知章惊呼他是“天上谪仙人”，并解身上金龟换酒与李白痛钦。杜甫和李白在洛阳第一次相会后，便一见倾心，谈吐投机，契合如神，以至于“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赞赏李白的诗才是：“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饮中八仙歌》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任华在其《杂言寄李白》中说“白壁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旧唐书》本传载崔宗之称他“顾赡笑傲，旁若无人。”还有说他“少以侠自任”，“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范传正《杂言寄李白》)。如是等等。我们从这些和李白过往较密的人的笔下，已不难看出李白形象的一个轮廓。至于后人对李白的描绘，就更多了。我们还是以李白自己的诗来具体分析诗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
(一)读李白的诗，首先给人感受最深的，是诗人“济苍生，安社稷”，“心雄万夫”的形象。
李白希望建功立业，积极向上这一雄心壮志，是与当时的盛庸气象一致的。自唐初以来，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实现了“贞观之治”，到了开元、天宝，国力鼎盛，国泰民密，人思上进，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极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或通过仕进跻身上层，或通过军功晋位递升，其目的都是为了参与国家政事。有韵认为“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杨炯)，有的希望“画图麒麟阁，入朝光明宫”(高适)。少年李白就有建功立业的思想，在蜀中曾与善谈“纵横术”的赵蕤交往。后来他产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希望通过交游，得以引荐。他在《上韩荆州书》中称自己“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他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苟无济代心，独着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并宣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盂少府移文书》)对历史上卓有功业的政治家、军事家十分景仰并在其诗中加以自况。他说：“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赠崔侍御》)他十分倾慕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第十首)他羡慕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际会：“鱼水三顾合，风去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他还向往谢安的东山再起：“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诸如此类，李白在其诗中通过这些历史人物，表现出自己“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何其判官昌浩》)的形象。
其次，李白还常用“大鹏”、“天马”等非凡之物以自喻，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自负。
诗人早年就曾作《大鹏赋》，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并把自己的雄心赋予那“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的大鹏。其盾，他又多次摹写过大鹏的形象，《上李邕》一诗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尽管“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但李白自己却是十分的自信，认为“丈夫未可轻年少。”就在诗人经过人生的坎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以大鹏自况，壮心不已。他的{临路歌》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由于历史的限制，诗人奋斗一生的理想没有实现，大鹏在中天被摧折了！诗中自然流露出无限的悲憾，但他认为其余风犹可激扬万世，其自信之心仍未泯灭。
除大鹏以外，李白还借天马以目比。《天马歌》一诗，可以说是用天马的形象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始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日极”的志在千里的雄心，这正是诗人“心雄万夫”的写照。次写天马“尾如流星首浔乌，口喷红光汗沟珠”的雄—姿，它“曾陪时龙跃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这正是李白当年奉诏进京，“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岂肯落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的长安三年的得意情形。第三段写天马踯蹰于天门之外，已露出疏远之意。最后写道：“少尽其力老弃之”，“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状写了天马志衰力残，在险峻’的山路上拉车，终被遗弃的景象。这与诗人被“赐金还山”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苦苦挣扎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胡震亨说，这首诗“太白所拟，则以天马之志而见自况，思蒙收赎，似在翰林后所作”(《李太白全集》卷三注引)。萧士贇亦说：“此诗为逸群绝伦之士不遇知已者叹也。”(同上)范传正也说：“骐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历块一蹶，毙死于空谷。惟余骏骨，价重千斤……人亦有之，故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之谓也。”(《李公新墓碑》)可见，这首诗确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全诗所表现的正是诗人一生中的“三部曲”。
李白一生恃才傲物，十分自负，这在他的诗中亦有充分表现，他说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天宝元年，由道士吴筠推荐，李白被诏进京，他“伸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他被逐出长安，还是自负道：“才力犹可依，不惭世上雄”(《东武吟》)并宣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虽慨叹人间行路之难，但仍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且认为暂时的挫败是不足悲的，他说广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犹为晚。”(《梁园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自信自负的形象，其三，李白“心雄万夫”的形象，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个人英雄的自我表现，而是与诗人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分不开的。当时，北部边境不宁，他在其《塞下曲》中表示：“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他认为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就可以“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虽然言语未免过于自信，但却表现了诗人挺而御侮的爱国之心。
“安史之乱”爆发了，李白深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诗人看到“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宇庙”，“白骨如丘山”的悲惨情景，出于匹夫兴亡之责，应永王璘之召；参加了他的军队。他在诗中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雄心：“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在敌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诗人对抗战的前景和自己的才力仍抱着十足的信心。他说：“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它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十一)这些，都表现了诗人在军幕中的形象。
李白的爱国是始终如一的。当他受牵连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店，闻太尉李光弼领百万大军清叛时，不顾自己已年迈力衰，仍上书请求参加平乱，后因半路生病才折回。他曾有诗纪此广愿雪会稽耻，将期报国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
总之，李白“济苍生，安社稷”，“心雄万夫”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是表现得充分的。他以历史人物自比，以“大鹏”、“天马”自况)他恃才自负，他爱国爱民，希望安邦定国，拯救黎元。这些，都是诗人这一形象的具体内容。
(二)李白诗中自我表现的另一方面是：怀才不遇，傲岸不羁，“不屈己”，“不干人”的形象。
李白受诏进京，本是为了表现其“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理想，但那时的唐玄宗已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朝庭被奸相李林甫、宠戚杨国忠和宦官高力士等专权，李白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一名文学侍从罢了。诗人在长安亲眼目睹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腐朽，因而不遗余力地对那些丑恶进行了揭露和鞭笞。他看到“中贵”黄金如山，甲宅连云，他们“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气焰嚣张，飞扬拔扈，以至于“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因而悲痛饱慨叹道：“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茫然！”(《古风，四十六)谴责了“殷后乱天纪”(啭古风》五十一)的罪行。由于李白天性傲岸，心地磊落，不肯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遂遭谗谤而“以其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诗人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挫伤，因而在不少诗篇中发泻了自己怀才不遇和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对统治阶级不识贤愚，阴阳易位的行为表示了无比的愤怒。他唱道；“珠玉买歌笑，糟慷养贤才”(《古风》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三十九)，“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鸡聚族以争食，风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等等。诗人在一系列的美丑对比之中，对小人得志猎狂、志士贤能受害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抨击，从而衬托出自己纯洁高尚的形象。
诗人认为这种糟踏人才的黑暗社会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天地宽广，为何容不下一个正直的诗人2他激愤地斥问道：“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Y”(《古风》三十七)并进而严正地警告统治者，“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诗人的苦闷、悲怨和愤怒，在《玉壶吟》和《梁甫吟》中可以说达到了极点：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沼，谒帝称觞登御筵。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
《梁甫吟》中怀才不遇的形象表现得更为生动：“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诗人幻想上天见明主，寻求理想，但雷公阻挡，玉女旁隔，天门不通。于是诗人奋不顾身，用自己的额头去撞击关门，又引起守门者的愤怒。这一系列的行动，把诗人自己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白傲岸不羁的形象，还表现在他蔑视权贵，蔑视礼教，不屑世俗，追求自由等方面。
他说：“松柏有本心，难为桃李颜”(《古风》四十二)。不愿去阿谀逢迎和献媚取宠，他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把自己和那些奸佞小人严格地划了一条分界线，表示不是一丘之貉。在长安时期，他出入宫庭，全不把权贵放在眼里，以至于“沉湎至尊前，啸傲御座之侧，目中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哉！”(王稚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因此，他“黄金白璧买歌笑，—醉累月轻王侯。”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也正因为如此，诗人所得的命运是“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李白在社会交往中，一生奉行“不屈己，不干人”的原则。他十分尊重自己的人格，认为天下的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矮一截。他宜称：“王侯也是平交人。”诗人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以一介布衣去“平交诸侯”，即使是有求于人，也不摇尾乞怜和卑躬屈节。他去拜见当时名声很大的韩荆州，想通过他而得到引荐，却是：“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诗人的形象是兀崛挺拔的。他应诏入京时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他被放归山时，也是“高歌大笑出关去”(任华《杂言寄李白》)，并没一丝屈颜辱色。
李白一生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反对任何羁绊，他宁可“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他宁可放浪于山水，也不过那屈辱的生活：“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甚至高声呐喊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峻洁的知识分子形象。诗人对礼教和传统也是十分蔑视的，他视功名富贵如粪土。曾说：“钟鼓馔玉不足贵”，“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也应西北流。”就是对大圣人孔老夫子也不那么尊重，他宣称“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还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甚至连尧舜也不那么看得起：“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
李白傲岸不羁的形象是与他接受道家嫉世愤俗，追求绝对自由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李白的自我形象还表现在他求仙学道的作品中。本来，“出世”，“入世”的矛盾贯穿着诗人——生。他早年就喜仙好道，有诗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上张相镐，)。他在“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受到挫折后，这种“出世”的思想就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他憧憬神仙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幻想“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他觉得仙人是爱戴他的：“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焦山望松寥山》)而且还会把长生之道传授给他：“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他为了求仙访道不广辛苦；“五岳寻仙不觉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但那毕竟是虚无的，因此当诗人从“仙境”跌到黑暗的现实时，他又十分苦闷。李白这一类诗中表现的自我形象是消极的，颓废的，但从他追求自由、不沉世俗来说，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的抗争。
总之，李白对统治阶级的无情揭露，对那种丑美颠倒的恼怒，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以及他蔑视权贵，蔑视礼教和对仙道的追求，都表现了诗人傲岸不羁、追求自由的反叛者的形象。
(三)从李白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人任剑好侠，豪放洒脱和平易挚诚的鲜明形象。
李白平生仗义疏财，挥金如土。他家境豪富，出蜀时带了一大笔钱，但他豪爽侠义，轻财好施，很快就花光了。他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魂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因此，他曾向从兄李皓借钱：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归夹无产业、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棣华尚不接，甘与秋草同。——《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李白向从兄借钱也表示出豪义之慨，没有乞求的颜色。“棣华”，喻兄弟关系，如果老兄不肯接济，我便象秋草一样死心，不再相求。
李白与朋友交往，重情义而轻钱财。他在《赠友人》中说：“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正因他过于撒手，经常弄得债台高筑，连酒钱都没有；“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赠刘都史，)但就是在欠债的情况下，他仗义疏财的习气也不改。他舍得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我们从《醉后赠从甥高镇》一诗牛看到，诗人在路上碰到从甥，但从“君为进士不得进”看来，这位从甥也是仕途上不得意的人。亲故相遇，“欲邀击筑悲歌饮’，却又“正值倾家无酒钱”。于是诗人慷慨地解下腰间宝剑，拿去换酒与从甥共饮。在《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一诗下，李白自注道：“时于落星石上，以紫绮裘换酒为欢。”可见李白慷慨解囊，不惜典当自己的贵重物晶以换酒请朋友痛饮的事是经常的。
李白平生任剑好侠。他青少年时期，曾在峨眉山上一面读书，一面学剑。自述“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并曾经“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友人崔宗之亦说他“袖有匕首剑，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蹭李十二》)。诗人的《侠客行》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诗虽写侠客，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和形象。
李白豪爽侠义的形象，是与酒和剑分不开的。实际上，酒和剑已和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剑，已成为诗人人格的寄托和形象的化身，而酒，更给这种形象增添了色彩。他的“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大有壮志凌云、抚剑长啸之势，“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终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这是醉后挂剑小憩，高枕长眠的形象，“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古风》)，这是怀才不遇，感叹人生行路之难。还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叙旧赠江阳宰陆调》)，“醉中乐酣霄向分，举觞酹尧尧可闻”(《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人生命达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等等，不胜枚举。从这些酒光剑影中，我们看到了李白洒脱豪放的形象。
李白虽然一生傲岸，但他对朋友和人民却平易近人。他与孟浩然有共同的志节，便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过贺知章故居，悼忆当年称他为“谪仙人”的老友：“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对酒忆贺监》)，他想念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等等，他还曾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来形容汪伦对他的深情厚意，他曾用“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对农家的劳作表示同情，他还对已故的酒保纪叟表示过深切的哀悼：“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哭纪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与普通平民交往的平易真切的形象。
综上所述，李白在自己的诗中，表现了极为鲜明的形象，他爱祖国，爱人民，积极热情，充分自信，希望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蔑视权贵，鄙薄世俗，追求个性自由，他任剑好侠，重义轻财，豪爽，洒脱，待人真诚。当然其中也包含有人生无常、放浪山水酒月的消极的一面。但总的看来，诗人是以其“心雄万夫”，傲岸不羁和豪爽侠义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而这个形象是通过诗人自己的诗歌艺术表现出来的，因而是生动的，鲜明的，真切感人的。因此，千百年来，他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深爱戴，
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艺术表现，其主要特点是以主观调动客观，以客观外界事物为“我”所辖，即“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诗人对外物注入火一样的感情，经过高度概括和艺术的提炼，将其人格化，然后铸成诗人自我的形象。李白表现自我形象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诗人借用神话、传说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大鹏，天马等非凡之物来比喻自己，使那些高大美好的形象与“自我”融为一体。因此，诗人的笔下出现了吕尚、管仲、乐毅、苏秦，伍员、张良等一系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并竭力讴歌他们。诗人不是简单地取人拟物，而是把他们置身在变幻的历史风云之中，从而揭示“自我”所处的逆境和复杂、矛盾的心情。这样，诗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就更为深刻和丰满。
其次，诗人善于攫取能够表现自己性格特征和感情色彩的自然景物来塑造“自我”的形象。试看诗人笔下的黄河吧：“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觞龙门”(《公无渡河》)；等等。这里，诗人把黄河完全人格化了。非黄河恢宏之气度，无以展示诗人拓落旷达的心胸，非黄河之奔腾呼喊无以表现诗人桀傲的反抗精神。
同样，诗人写月，也是把它人格化了的。月亮的明净皎洁，清辉普照，都成了诗人美好的寄托和高贵品质的象征。诗人一生写月极多，素有“月光诗人”之雅号。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足见诗人自幼喜月并表现出诗人幼小天真的想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诗人借月寄托无限乡思。“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明月又成了传达友情之物了。“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把酒问月》)，这里，明月又成了诗人追求的所在了。
除此之外，很多自然景物都被诗人的主观调遣过，并利用它们来表现“自我”，呈现出浓厚的主观色彩。如他怀念长安，就说：“狂风砍我心，西挂咸阳树。”他思忆妻孥，又说：“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大堤曲》)。同样是风，却随着诗人主观感情的变化而带不同色彩“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诗人把敬亭山当作知心朋友，他们相对无言，却相看不厌，表现了诗人的孤寂心境。
第三，李白表现自我形象时，不是主观感情随着客观生活的进程而变化，而是由主观感去支配客观外物的变化。而且，诗人的主观感情往往是大起大落，有倏忽万变之感。比如在《行路难》中，诗人停杯投箸，拨剑四顾，前程是冰封雪阻，诗人陷于极度的苦闷之中，信心几乎冷却到了零度。然而在诗的结尾，诗人的情绪却又陡然高昂起来，因而高歌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大有青云得志之态。从冰川、雪山，到云帆、长风，诗人主观感情的变化而引起了外界事物的变化。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认为瀛洲难求，天姥可睹，于是进入了梦中仙境，他渡镜湖，过剡溪，登半壁，闻天鸡，见到熊咆龙吟，洞天石扉之内，仙人长列。这些本是诗人追求的理想境地，但却又“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感觉到自己还是睡在原来的枕席之上，于是断然认定：“世间行乐也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最后，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1”的强烈呐喊。诗人忽而升腾上理想的神仙境界，忽而又跌落于现实的万丈深渊，正如胡应麟《诗薮》说的；“出鬼入神，惝恍莫测。”“海上主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此。”杨载《诗法家数》亦说李白之诗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诗人的自我形象，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主观感情的变化中显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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