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足球滚动上海土地上并不算晚，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同治年间。它的传播路线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无论是自娱自乐还是组队比赛，皆是先租界而后华界。在华界，最早出现在大学校园。1895年，圣约翰的学生就开始踢球了。七年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也成立了足球队。华人的社会足球队诞生，是要到民国元年。
对上海的足球，1902年是个该记住的日子。在租界，随着外侨球队和比赛的不断增加，1867年出现的足球会在那年发展成上海足球联合会，上海人叫它“西人足球联合会”，简称“西联会”。在老上海，影响最大的体育组织除了跑马总会就属它了。它的问世，使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开始有了一系列的足球赛，并按欧洲做法把每年10月到翌年4月定为赛季，先后组织了15项赛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史考托杯、国际杯、甲组联赛和埠际赛等。也在那年，华界的南洋同圣约翰定下每年举行主客场两次比赛。有人把它比作一年一度的剑桥与牛津、哈佛与耶鲁的划船赛，我是把它看作上海华人足球赛的鼻祖。两队教练均是老外，带南洋的是Alec Leslie，Willie Clifford执掌圣约翰。
南洋与圣约翰这一体育恩怨，一踢就踢了四分之一世纪。比赛已不再是两校的事，而成为上海一个盛大的节日。比赛日“观众动辄万千，学校邻近，倾巷以赴”，盛况是“无逊于浴佛节之静安寺庙会”。在1923年的《南洋大学学生生活》里，刚佛《与圣约翰比赛足球的南洋》写道，“年年万人空巷，轰动社会一时。法租界的电车，也要特别多开几次，拖车也要多挂一辆；徐汇的小店，也就多添一点收入。南洋球场上热闹的情形，好像是北京中央公园的市民大会，上海公共体育场外交后援大会。”而圣约翰为主场时，球场所在的麦根路（今淮安路）同样热闹。1921年《约翰学刊》里，有刘云舫《两雄鏖战录》：“以是本埠各界人士，前往作壁上观者，有如蜂拥。”这位刘作者走在半途，“己见如云之仕女，结队前往，络绎道上如游丝。至则见场外观客，已密若堵墙，无一隙地。而闸北一带，流俗之人，亦相继前往，错杂其中，风声所播，愈集愈众”。
足球遂成上海人一个最爱。孩子们在弄堂、马路等空地上，两个书包左右一放做球门，踢起了小皮球。这样的情景，在四十多年前的人民广场还可一见。小皮球不但孩子喜欢，大人们也踢，当时的报纸如发布影讯般刊登小皮球赛程。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慕尔名路（今茂名北路）的光夏中学，就是常举行小皮球赛之地，就连当时欧洲著名球星也会在那踢得像真的一样。
在上海踢正儿八经的球赛，无华人队时，多在跑马厅和虹口公园。当有华人队参赛，因观众大增就移至中华运动场、申园和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逸园跑狗场直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仍是上海观看足球最好的地方，北看台有遮雨棚。跑狗场跑道中间是标准足球场，球王李惠堂多次在那登场，深受欢迎的香港星岛队、韩国汉城队的访沪比赛也在此举行，特别是汉城队那场，因入场观众太多而停止了比赛。
老上海的强队有史考托杯夺冠最多的由英商行职员组成的腊克斯队，共11次；华人球队在1926年获准参赛后，夺冠4次。破冰者是上海地产商程贻泽，他组织的三育队经表决被准予参加甲组联赛。李惠堂领衔的乐华队首次参赛就以4：1战胜九获冠军的腊克斯队，一举提高华人队的地位。在国际杯中夺冠最多的是英格兰队，共15次，中华队有4回。在甲组联赛赢得冠军最多的还是腊克斯队，有12次；华人球队有4次。在华人的社会足球队里，实力最强的是李惠堂先后加盟的乐群队和乐华队。后来居上是东华队，继而是联谊和青白队。球星有李惠堂、孙锦顺、戴麟经、贾幼良、张邦纶和高保正等。上海足球队在新中国成立前举行的七届全运会中成绩斐然，获4冠军和1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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