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弄堂，曾是我们这代人存放童年记忆和红尘往事的地方。海上的弄堂，虽没有北方胡同的粗犷，也没有南方小巷的幽深，但却有移民城市的生活风情和人文场景，畅朗而融通。大家屋檐相对，门窗想望，人面相映，岁月相守。
在这都市里的弄堂内居住，彼此都很了解熟悉，知根知底，乃至在浜北浜南的亲戚，在乡下老家的爷爷奶奶，都可叫出名字。大家不设防，互相话家常。我记得最令人缅怀的是：当时弄堂内，每家每户在大白天几乎都是大门敞开的，畅通无阻。要是大晴天在弄内逛一圈，家家户户都让阳光放肆地直入大门。可能那时大家都不富裕，屋内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那敞开的大门，却显示了一种生活的姿态和世俗的随缘。特别是有时妈妈会隔着门和对面的阿毛头娘交流炒菜的经验，切磋到高潮兴奋时，双方还会各夹一筷菜让各自品尝。
在那段已然有些褪色的旧岁月中，尽管不时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宣传。但在我们弄堂内的日常生活中，似乎还是蛮信孔老二的“和为贵”，遵循的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旧约。我不是出大块头的丑，他老是晚上要画地图（尿床）。因此，他妈妈时常要挑出来晒被，然后去上班。遇到天气阴晴不定下雨时，我妈就会主动帮着收好，直接登堂入室，放到他家里屋的床上。恐怕那时还没有隐私的概念，所以我妈干得大大方方。那时的小孩子，可以端着一个饭碗从东家吃到西家，大家的饭桌上也大多是青菜萝卜，偶然有些小鱼小肉，大人也会毫不吝啬地夹一块放到你的碗里，让一个孩子品尝到了这世间的温馨，让舌尖上体验到人之初的情感。
我们居住的弄堂内，居民小组长是秀秀的妈妈，她原来是纺织厂的班组长，退休后接任小组长，也算是离岗不离职。别看她长得胖乎乎的，说话大嗓门，但这个“百管部长”干起事来风风火火的。她对整条弄堂的情况是掌握得清清楚楚：赵家伯伯是老中医，李家嫂嫂是妇科医生，周家爷叔是电工，华家姆妈是会计，钱家先生是老师，张家儿子是泥水匠，乃至我家老爸会写书法，朱家老爹会推拿等她都全部掌控。弄堂内不管哪家出了什么事，她一出场三分钟搞定，人尽其才地安排解决。有一次小四眼摔了一跤，脱了臼，他哇哇大哭，她妈急得走投无路之际，秀秀妈已领来了朱老爹，三推二掐地就接上了。
现在讲风靡舌尖上的美食，那时我们也有弄堂里的舌尖美食节，这就是逢年过节时的群体协作。过年时，大家按大小户有糯米配给，于是磨糯米粉成了当务之急。我家有一个老石磨，大家就会轮流来借，妈妈会排张借石磨的时间表，让石磨转了张家转李家。然后就是共同做汤圆的馅料，除了肉糜外，豆沙、枣泥、黑洋酥、芝麻都有一个加工程序。我印象中是大块头妈的宁波猪油黑洋酥汤圆做得最好吃。
后来，我们的弄堂因社区改造而被推土机平掉了。现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是电梯上下，铁门紧闭，“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成了一种话题和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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