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兴华】小北门1027弄(05.3)

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一条美丽的环城绿化带覆盖了。2002年春，我走进这条被自行车挤得更窄的弄堂时，眼前是一大片瓦砾和少年的记忆。
　　没有了，那押韵的雨点唱在矮矮的屋檐下的淅沥淅沥的黄昏；没有了，那退休的工人手摇着铜铃叮当叮当祝福各家平安的寒夜；没有了，父亲用毛笔端端正正写在黑漆漆大门上的繁体字门牌；没有了啊，留在由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的一首首“小巴腊子”的儿歌……
　　1981年搬到浦东塘桥去以后，基本上海星期一傍晚来探望一次。父亲常问我太极拳打了没有，母亲爱打听岭岭的读书情况。父母亲相继去世以后，我已很来了。虽然这里离“大世界”、老西门很近、很近……
　　我不会忘记：1027弄的右边是家剪刀店，楼上曾经是家有名的书店，在旧上海的风雨夜像一颗火种，聚集过一些革命人士。左边是家烟纸店，店主的几个儿子都是我当年的好朋友。还有家资深的旧货店，估价人是老沈，待买的旧家具每天都堆在路边，我家的一只红木八仙桌好像就是被他收去的。路对面有爿“光大袜厂”，和—家能零拷啤酒，有贴邮票浆糊的小店。盛夏的傍晚，我常提着靠椅去厂门口乘凉，与小伙伴们比过假前的考试分数以后，就看着环城而跑的11路电车，想着与侄子同享的“堂吃西瓜”。
　　我住在5号。总共有五，六十户人家。其中最出名的干部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她的儿子带头去了新疆军垦农场。客堂里的阿强会唱评弹，但总不得志，黄梅天光线不好，总听见他闷在窗下断断续续、拉腔拉调的杨振雄式的吟唱，后来娶了个外籍老婆王美丽，心情不知好些吗?对面的培培从小就和我谈得拢，从江西务农回来后他才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变魔术，前些天还特邀我上金茂大厦86楼欣赏他面对外宾的收费表演。
　　走进5号里，迎面的那个公用厨房从来是寸土必争，每家每月付费0．16元。一楼，二楼的十几家煤球炉围成一圈，热气腾腾中少不了忍让口争吵。这里也许也培育了特有的精明。大境路小菜场上的挑挑拣拣，淮海路橱窗前的左顾右盼，以及掏皮夹子角落里的硬币时的吝啬，仿佛和这里连成了一体。
　　我常常侧身而过。细细的绳吊下的公用灯有一只，自来水笼头也只有两只，痰盂就放在菜篮旁边。始终没有抽水马桶，煤气也是我搬走以后才装的。修煤气的电话总机，我父亲当时就记下了：222333。记得每月水电费的汇总，是由各家轮流执政的。没有各家的信箱，只有油迹斑斑的墙壁上的那个大信插，常让我去摸摸看。而通向二楼的木扶梯，22格，是退休后的母亲每天下午端着盛满苹果片的茶缸去搓麻将的必经之路。
　　母亲是镇海人，宁波话很正宗，也许因为我父亲是慈城人。他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起来上海闯荡的。邻居们唤她“香港老太”，是由于她好几次去过香港，怀里常有我哥哥寄来的港币。有着一层层齐整白发和细腻肌肤的她，留给我女儿最强烈的记忆是：常坐在前屋的大沙发上，戴着耳塞独看电视里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叫不出很多演员的名字，但认得温兆伦。
　　我家是在东厢房，面积22．8平方，每月房租309元。临天井有一排高高的咖啡色木格窗。每年小年夜，当医生的哥哥总带着我把它们卸下来，一扇一扇地清洗一遍，最后用满铅桶的水浇。我结婚时和哥哥一样，都是用临时的三格板拉门把厢房隔成了两半。那时，他和作护士长的嫂子已经在奉城医院成家了，结婚照是在淮海路上著名的“蝶来”照相馆拍的，那天找也跟了去。哥哥婚后，两个月来这里一次。
　　1976年2月23日晚上，我结婚的酒席在楼上楼下摆了两桌，哥哥从乡下带来许多猪肉和鸡，炒菜的大师傅是特意请来的。邻居们送的贺礼有热水瓶、台灯、糖缸等。他们是从找和妻了穿的裤川司用了绿莹莹的“的确良”面料，猜出她是新娘的，因为我俩的胸前都没有戴红花。下午，我从南京西路邮租车管理处邀了一辆，开近弄堂口时，围住我俩的人不多。酒后闹新房时，从前、后弄堂涌进来的邻居们大叫着叫找俩从小木凳上相拥着走过去，颤巍巍的引起了一片笑声。
　　前弄堂的拱门上，我曾经受大家的委托，搭着木扶梯用大排笔刷下了 1967年的流行门号：“斗私批修”。邻居们都夸我字丐得好。
　　前弄堂的后面，通向一处石库门里的大院——绿荫中的南市区图书馆。读小学时，找曾经在每星期四下午到那里的“外借处”劳动过，出拥有第21中学一个班级才有两张的借书证。多少个晚上，找成了最迟离开的一名读者，门口的老伯伯都认得我了。我在阅览室里翻各省的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粗糙的一叠叠笔记本上抄下了许多动人的待句。
　　1969年冬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进工矿的同学已经用工资添了有玻璃板的新写字台，订了令人羡慕的《阿尔巴尼亚画报》，二楼、三楼小阁楼上不叫又有同龄的伙伴们，披着风尘从黑龙江、云南回家探亲，而我却因病“待分配”虚度了一年时光，毫无收获。我得卖掉家里越来越少的旧报纸去换一本新杂志，于是，我在父亲的沉默中加紧整理那些手抄本和米箱里的文学书籍，然后到小东门母亲的手表厂门口，缠着她要她把锁在五斗橱里的户口簿交给我，让我迁到安徽定远只去。街道知道后高兴得不得了，敲锣打鼓地上门来贴大红纸，还宣布我为插队知青连的连长。迁出了户口，我才到十六铺领到了特有的“红宝书”。
　　1970年1月16日下午，我头戴着“军帽、胸佩着大红花、坐上大卡车告别这条弄堂时，眼神是呆呆的，不知前方是什么。阳光淡淡，人民路满街是欢送的人群，找糊里糊涂地被送往自己不再是送客的北站。
　　我的小北门1027弄的经历，就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