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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绛谈辣斐德路往事(08.10.20)

◎编写/顾惟盈

杨绛先生向来低调,以“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之由,躲避着那些不相知、不相识却有意为她写传的人,而最近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却是征得她同意的传记,并“只此一篇”。作者吴学昭是杨绛的好友,被后者以“笃实忠厚”来形容,吴学昭所记下的杨绛往事,仿佛是一个老者对一个知心朋友的重温往昔、体味旧情,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恩怨纠葛,只是学者光环之下一个平常人的平常故事,书中除了记录了钱钟书夫妇留学海外以及做学问的趣闻逸事外,还大篇幅介绍了他们在抗战艰难时世中的相互扶持,共同支撑着清贫却充实的“小日子”。

复兴中路在1943年以前叫辣斐德路,是法租界里的东西向干道。辣斐德路是钱钟书夫妇在上海生活过的地方,正如“孤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躲避在拥挤的洋房弄堂里被窄小的空间与柴米油盐占据了大量时光,却在这里开启创作之路——辣斐德路的亭子间,钱钟书正是在那里头写出了《围城》。

避居孤岛

阿季(杨绛小名)带着女儿圆圆,由钟书的弟弟接到了辣斐德路609号钱家,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八年备尝艰辛的抗战岁月。辣斐德路609号是钟书叔叔在上海花大价钱“顶”来的一所临街的三层楼弄堂房子,后面一大片同式样的楼房,由弄堂进出。抗战初期,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租界避难,房屋难觅,一些承租人纷纷把所租赁房屋以高价将租赁权转让他人,称“顶”。

叔叔一家住三层大房间以及三层与二层之间的亭子间,钟书的父亲带着三弟和妹妹住二层,钟书的二弟夫妇和儿子住二层与底层之间的亭子间。厨房由钟书父母家使用,两家分灶。叔叔家在三楼通向屋顶晒台的通道上搁个炉子,充当厨师。底层客堂两家共用,近厨房处充钟书父母家的吃饭间,临街窗下是叔叔的客堂。中间放个桌子,是叔叔教孩子们学习英语的课堂。客堂堆着杂物,住三女佣:叔叔家有无锡出来的女佣,加上钟书母亲家的女佣。一张床是夜间搭上,日间拆掉。

钟书那时还在西南联大,阿季抱着圆圆回来,二弟挤入父母和弟妹所住房间,阿季和圆圆睡亭子间,与二弟媳妇和儿子同住,各睡一小床。阿季旅途劳顿,困倦欲眠,弟媳好不容易逮住个说话对象,向她诉苦,怨日子不好过,讲了一夜话。阿季不得休息,苦不堪言。

国难时期,“做媳妇”已大不同于阿季初嫁当新娘时的情况,当年“三日入厨下”多少还带点象征意义,煎鱼也不过将开膛洗净的生鱼溜入油锅,如今却实打实地学着做许多家务了。大热天,一大家人挤在一处,晚上都在二楼大房间乘凉。三弟结婚后又添了个妯娌。阿季跟婆婆、妯娌、小姑们没多少共同语言,又不便加入钟书、圆圆一伙玩,更不敢公然读书,好像看不起她们,只好借了缝纫机,汗流浃背,独自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为钟书和圆圆做衣服。阿季没有独自休息的地方,连和钟书说说知心话的时间空间也没有。这对于一贯养尊处优的“四小姐”,满脑袋西方文学经典的MissYang,无异是严峻的生活考验,但她却很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默默地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从阿季到杨绛

抗战时期,住在辣斐德路的钟书和阿季像许多沦陷在上海的知识分子一样,由于敌伪的禁锢、高压和多方管制,精神上难免压抑和郁闷,有一种“长夜漫漫何时旦”之感。只有走得较近的朋友间,能够谈谈心,交换一点信息,分析分析形式,相互鼓励。当时,钟书夫妇往来最密的朋友,大概是陈麟瑞和夫人柳无非了。两家住同一条街上,相隔不过5分钟的路程。陈麟瑞笔名石华父,是一位极欣赏钟书才华的忠厚长者。据杨先生回忆,陈麟瑞“对朋友,有时候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样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陈麟瑞第一次来到钟书住的亭子间,见了阿季就说:“哦!我现在明白了,钟书为什么总这样高兴快活,原来他有这样一个wife。 ”然后笑呵呵地对阿季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钟书和阿季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

陈麟瑞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婿,到了钟书家就说说笑笑开心至极,不想回家了。家里来电话催姑爷回去吃饭,于是钟书又拉又推又赶他走。他常带钟书和阿季去尝新,例如烙炸,他们从未吃过。 “康乐过桥面”也是他介绍的。小碟鸡片、火腿片、腰片、虾仁,倒入滚烫的浓鸡汤里烫熟,和着面条吃,便宜而美味。

陈麟瑞留学美、英、法国研究文学专攻戏剧,他总邀请阿季去看他创作和改编的戏,并喜欢跟她谈戏剧。正是在他的启发与鼓舞下,杨绛先生开始尝试剧本创作。1941年夏,正在上海当小学代课老师的阿季,利用业余时间写剧本,没多久,她写出一部四幕剧稿,改写完,想不出题目,在亭子间里团团转,忽然想出“称心如意”四字,很切合剧情,大喜。

很快,《称心如意》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马上排演。要出海报了,别人问阿季使用什么名字,阿季不敢用真名,怕出丑,想起姐姐妹妹嘴懒,总把“杨季康”后二字说成“绛”,于是答称:“就叫杨绛吧! ”阿季一夜之间成了杨绛,她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起于一瞬间的名字直使用到了今天。

诞生《围城》

杨先生并不讳言她最初试写剧本,也有为“稻粱谋”的动机。1943年秋,她辞去小学教职后,已没有固定收入,日子实在很困难,以为创作剧本若获上演,多少可以改善一点生活。《称心如意》搬上舞台,上演税只够她请朋友吃了一顿蹩脚馆子。剧作出版以后,阿季家又吃了一顿老大房的酱鸡酱肉。 “三月不知肉滋味”的圆圆,吃完了肉又找肉。

阿季的第二部戏《弄假成真》,钟书去看了,回来对阿季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阿季大为高兴。刚巧他们的女佣回乡下,为了支持丈夫写作长篇《围城》,更为了替家里节省开支,阿季便不另觅女佣,自己兼任灶下婢。阿季请叔叔家女佣为她上街买菜,其他家事就全部自己担任。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阿季全是外行,不是染个花脸就是熏得满眼是泪,经常切破手指或被滚油烫出泡来。

阿季每天有太多家务要做,还要指导圆圆功课,此外,她自己还在写作,她的第四部剧作《风絮》就是在兼任灶下婢的那段时间完成的。阿季的劳累辛苦,三言两语难以言尽。不过阿季从来把钟书看得比自己重,只要为了钟书,为他们这个家,自己再苦再累,她都甘心情愿承受。钟书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每写完一章就先让她读,她很欣赏钟书想象的丰富和笔调的幽默,因为熟悉其中典故和某些人的影子,读时往往大乐,读完又急切地等待接读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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