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缪斯，那位聪颖敏睿的凡人的经历，在攻破神圣的特洛伊城堡后，浪迹四方。他见过许多种族的城国，领略了他们的见识，心忍着许多痛苦……”
——荷马史诗《奥德赛》
阳光透过半透明的彩绘玻璃洒入，给一栋黑白相间的都铎式小洋房营造出神秘气息：露明木结构、屋顶老虎窗与立面直棂窗，以及高耸的烟囱、陡峭的坡屋顶……
今年，是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年初，位于番禺路129号的邬达克旧居修缮完毕，宅子里点滴往事在陈酿，邬达克的传奇再次“唤醒”。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每天都有上百人来到这里，绕着老宅一遍遍地转、一次次地拍、一声声地惊叹。
透过老建筑，我们隐约看到两个邬达克：前一个邬达克是国际饭店、大光明影院的设计师，专业、刻苦，将才华凝固到这些经典老建筑中；另一个邬达克低调、内敛，隐藏在那些更具个人情感的作品里，如自宅、教堂，以至于面貌模糊。
两个影像间似乎有条难逾越的“沟壑”。很多人热切地问，一位外国建筑师，为何能在遥远异乡造了那么多老建筑？却很少有人叩问，这位旅沪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的情感与内心。
自宅的个体标记
“父亲通常上班前会给鸽子喂食，他喜欢看鸽子飞翔和盘旋。”
再次回到自己的童年居所，邬达克的女儿、80多岁的德威特女士兴奋而紧张。她提起的 “鸽子”，在《改变上海面貌的建筑师》这部纪念电影中是重要元素。
老照片中，旧居的屋顶上有3只鸟；电影中，这3只装饰的鸟与放飞的鸽子相映成趣。邬达克旧居工程修缮投资人刘素华告诉记者，照片模糊，无人知晓这几只鸟到底什么样子。后来，他们找人根据电影，画出立体形象，再找木雕工专门制作，尽可能达到“修旧如旧”。
比起屋顶的鸟，整座老宅“气质”上的复原更费心力。“我们一点点修他的房子，天天浸淫在里面，惊讶于他对细节的追求。”与自宅的朝夕相处，刘素华发现，这座老宅是会“呼吸”的，哪怕是楼底间很小的一平方米，邬达克都会保持通风设计，“正如他所说，住宅建筑始终是一样的：外观迷人，房间舒适。”
有个问题曾困扰她：为什么邬达克自宅的风格是英国都铎式，而不是匈牙利式或斯洛伐克式？刘素华试着破解，一方面，自宅是邬达克为妻子所造，而妻子喜爱英伦风格；另一方面，或许和邬达克的出身有关，他不希望营造具有鲜明文化属性的建筑。
谨慎、低调之下，这所老宅依然暗藏着属于邬达克的标记。参观旧居那天，最让德威特惊喜的是一个旗帜模样的钢结构物体，当时她的声音提了8度：“这是邬达克家族的logo！从我曾祖父的曾祖父时代就是这样子的！”“读懂邬达克不容易，越到后面，邬达克作为建筑师的面目越来越模糊、暧昧。”刘素华提到一个有趣现象，“我搜集了很多老照片，发现邬达克的房间里摆着不少神像。”
纪念仪式上，德威特简短的致辞中有一段话可与此相应：“在父亲的社交派对上，我记得一位很特别的常客，他刚来时是个拉比（老师），后来出家做了和尚，再后来做了天主教的修士。”
这所自宅的家族标记、这些日常交往的人，以及屋里的神像，在邬达克的生命里仅仅是装饰，还是其自身命运的昭示？
邬达克密码
1933年6月，《申报》连续几天刊登大光明电影院重新开业的整版广告，赫然以“远东电影院之权威”的口号，大炒卖点“冷气设备温度适体、四季如春”。当时上海的电影院还在用电风扇降温，大光明所设计的喷射式冷气间，噱头十足。大光明电影院出自邬达克的手笔。
致力于邬达克研究的同济大学副教授华霞虹说，这是邬达克建筑中，基地条件最复杂的一例，也最体现其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设计功力。有个细节引起华霞虹的注意，地板上的图案隐匿着几个英文字母，“即他的名字L.E.HUDEC，这被称为邬达克密码。”
邬达克密码，有何特别的涵义？
1893年，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境内的一座小镇。父亲邬杰茨·捷尔吉是一位建筑营造商，邬达克是家中长子，9岁就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上大学前就已获得了木匠、泥水匠和石匠的证书。1914年，他从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毕业。同年一战爆发，邬达克应征入伍。1916年，他被俄国人抓住，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营。狱中，邬达克摔断了腿骨，留下终身残疾。
1918年5月，邬达克被送上战俘专列回国，途中被临时变卦，使其西行归国无望。混乱中，他毅然跳下列车向东逃亡。在中俄边境，邬达克假冒波兰工程师，谋得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师的职位，用卢布买了位俄酒鬼的俄罗斯护照，换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后来，邬达克逃到哈尔滨，用工作证和假护照，补办了通行于中日两国的铁路旅行证，搭日本邮船南下，来到上海。那年，他25岁。
为逃避被关入协约国集中营的命运，邬达克到俄罗斯驻上海领馆，用铁路旅行证换到了协约国俄罗斯的护照。“俄罗斯副领事把我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从西里尔字母更换成拉丁字母。这样，我名字的拼写就不再是Hugyecz （邬杰茨），而是Hudec（邬达克）。这是命运中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我重新启用了我的家族在1890年前的姓氏拼写方式。”
这样的旧式拼法，好读，让他最初被当作了斯洛伐克人。1939年，邬达克作为主编在感谢维吉尔·波比洛所写的信中，曾作过解释：“我父亲选择使用了匈牙利语的语音‘邬杰茨’，这是邬达克的正确发音，邬达克是一个旧时的斯拉夫语姓名，意思是‘提亲手’。我回过头来使用我祖父的拼法，不是因为某种对斯拉夫语的炫耀，而是因为这看起来有种浪漫的感觉，在逃离战俘营后，我是和他住在一起的，仿佛是命运在引导我这样做。”
“邬达克密码”所牵系的那份“浪漫的感觉”，那份对家乡先祖的遥遥敬意，是否能够抚平他在战争中的创伤，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掩盖着其战败国国民的身份，是他命运中的一个“有趣”转折。在上海，邬达克始终用这个旧式拼法，在得意的作品里，他特意留下这个密码。以此成名后，他在归籍手续中，请求继续沿用这种拼法。
萦绕不去的乡愁
从1918年到1947年，邬达克一直居住在上海。
他从克里洋行的绘图员做起，其间娶了德国富商的女儿吉塞拉。后来成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邬达克洋行，在上海建筑界崭头露脚。
起先只想歇歇脚，赚够路费回家。奥匈帝国瓦解后，邬达克的家乡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当时的苏联政府废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邬达克的白俄护照随之失效，成了一个无国籍的漂泊者。
误打误撞的逃亡，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由于伪造证件的缘故，邬达克的国籍长期悬置，却也因此获益：和英、美、法、日等外国人不同，邬达克没有“治外法权”的庇护，一旦和雇主闹纠纷，须接受中国法庭的仲裁，这反而使他赢得了中国业主的信任。邬达克洋行的生意日隆，声名鹊起。在上海的29年里，邬达克建成了50多个建筑项目，单体建筑超过100栋。
而“回家”始终是邬达克最奢侈的渴望。他是有乡愁的人。在给侄子捷尔吉·雅诺西的信中，邬达克说：“我非常渴望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和家庭，在家工作，帮助父母。”
一战后，父亲老邬杰茨不愿加入捷国籍，遭到政府栽赃而破产，最终心脏病发而去世。1921年2月，为赶回家乡奔丧，邬达克被迫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与家人会合后，将父亲的灵柩埋葬于市郊的家族墓地。
邬达克一直希望按父亲的血统恢复匈牙利国籍，之后，他一直都在为争取国籍而努力。他千方百计搜集资料，不懈地递交申请，由于当时捷政府的重重阻挠，屡屡受挫。
这始终是邬达克绕不过去的“心结”——身份认同。当时，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在争夺他。邬达克曾说：“我究竟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也不知道，也不困惑，因为我不能把自己劈开，就像我的祖国被割裂那样。”
战争、命运生生地把家乡撕裂，他被迫抉择。直到1941年，邬达克才拿到匈牙利护照。仅仅6年后又因政府更迭而不得不放弃。这位漂泊异乡的游子却又一贯低调、隐忍，极少表露内心。据子女回忆，邬达克是工作狂，很少和家人相处，总是在书房里查资料、画图纸，或出去见客户、勘察工地。工作中的邬达克有时是焦虑的，工地上有不顺心的事，他恨不得拿块砖砸。
模糊身份带来的不安、隐秘心事透出的焦虑，需要在哪里承载、释放？
“拿来主义”高手
邬达克纪念室的壁炉上方，悬着一张邬达克画像，目光深邃，透着几分探究。
“工作狂”的生活并非一成不变。邬达克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喂喂鸽子、喝杯咖啡，然后坐车去办公室上班。他热爱古典音乐，是相当专业的小提琴手，最喜欢匈牙利传统的吉普赛音乐和维也纳的华尔兹音乐。他也经常与洋行同事打高尔夫球、去郊区散步。邬达克还是位语言天才，至少懂七八门外语，他也善于和别人沟通，会仔细倾听对方的叙述，他的工作总是能很好地反映客户的需求。
提起父亲作品的意义时,德威特有个评价：“他曾经告诉我，从不强迫客户接受他的想法或是样式，这点与别的建筑师都不同。他听从客户的想法，建造他们想要的房屋。如果有人想仿造一个法国风格的小特里亚农宫，他就会为他们去做。如果有人想要英国都铎式的别墅，那他也会二话不说建一个。他唯一坚持的是务必使用好的原料、好的木头、好的石头、和好的装饰等等。”
邬达克对其建筑风格的忽略，可能有其政治上的担忧，因为一战战败国的阴影，他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无意营造具鲜明文化属性的建筑。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邬达克顺应上海建筑市场的机敏与圆滑。单枪匹马的邬达克必须周旋于各类业主之间，不仅公司规模会随行就市，设计风格也常客随主便。“他不像别的设计师要表达自己，他愿意按照业主的想法去做作品。”华霞虹说。
1933年沪上出版的一本名人录中，主持公和洋行的威尔逊和邬达克洋行的邬达克赫然在列。公和洋行的设计严谨、古典、矜持，邬达克的设计则活泼、随俗、摩登，更贴近于市井生活。如果说，公和洋行的设计理念代表着 “租界强势移植并占主流的西方文化”，那么，邬达克则放下了西方人的傲慢，一切从雇主的需求出发。
同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郑时龄说，邬达克设计的建筑偏重于商业，为迎合雇主和大众，难以保持统一的风格，也缺乏原创性和探索意识，可谓是一个“拿来主义”高手。他的能耐和成功恰恰在于，他能很快地把国际上建筑设计的流行元素带到上海来，并且让他的作品和上海当时建筑的总体风格相协调。
可以看出，建筑学界多称道其“技术”、“通融”，而非“原创力”。有学者认为，邬达克没有留下任何特立独行的建筑理念，比如“国际饭店”就是纽约摩天大楼的一个上海翻版。
“邬达克给他的建筑赋予的是‘上海气质’，而不是‘邬达克气质’。这些建筑作品在中西边缘精明发展，其追求摩登、多元融合的特点，也是所谓的‘海派文化’的缩影。”在华霞虹等看来，邬达克算不上一位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但他的确算得上一位非常出色的职业建筑师。
建筑并非他的理想
作为职业建筑师，邬达克恰好赶上了上海的建筑黄金时代。
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正是当年上海城市和建筑发展最为鼎盛的十年。而正是这时期，邬达克建成了他60%的作品。在机遇面前，邬达克几乎将所有精力倾注于中。德威特说：“只要工程在进行，父亲每一天都会在现场。他总是为最终的结果负责。”儿子西奥回忆：“我父亲是那样地忙碌于他的建筑和职责。那个时代，建筑设计只是整个流程的一小部分，就像整个轮子中的一个小齿轮。他不得不操心所有的事情——从设计到工程、再到统计、再到员工管理。”
这背后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动因。忙只是表象和借口，关键在于建筑并非邬达克的理想。
大量资料显示，邬达克本身的兴趣并不在建筑，他真正向往的是宗教和考古。子女回忆中，邬达克每周都上教堂做礼拜，很虔诚；他的社交圈子中不乏宗教界人士；在他拍摄的片子中，教堂、中国佛堂等都是他热衷的题材。邬达克写于1941年的自传中也有佐证：“我父系的先祖是拜斯特尔采巴尼亚西南部的磨坊主和农场主。我母系的先祖则是路德派牧师。”需要提及的是，邬达克的妻子吉塞拉同样具有路德教传统。
在职业与兴趣的选择上，邬达克也曾犹豫过：“我不确定自己应该成为一位牧师，还是成为一位建筑师。但当今世界的人们更多地被实干的人们所影响。实干者通过亲手去做来达成结果。”相对于形而上的心灵关怀，似乎建筑师的“实干”更让他感到踏实、心安。不过，建筑之于邬达克，终究只是安身立命的工具而已。
有人试着从老建筑中寻找他的“宗教”情结。虽然他本人信奉路德教，但作为当时上海耶稣会的首席建筑师，邬达克也承接了其他教派的教堂设计。建于1929年的慕尔堂，后改名“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大堂顶部作肋骨拱顶形式，外立面呈哥特式风格。光从塔楼精工细作的花窗中透现，投射在教堂的立面，照出教堂大门十字架下的那行字：真理使尔自由。
飞翔的荷兰人
来时，他孤身一人。走时，他谁也没有通知。
1947年，邬达克携家眷离沪。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妻子与其女友正常打牌，邬达克照旧与朋友在俱乐部聚会。“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家里悄悄打包，对外一切照常，突然就走了。”谁也闹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和二战中匈牙利再度战败有关，作为荣誉领事，邬达克感受到了压力；或许，预感到将要来临的战后新时代，他对未来命运有些惶恐。
翻到1920年邬达克寄给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家庭的信，“现在当我千百次一遍又一遍提起铅笔时，我的内心却没有了当初在画出那些小教堂时的平静，也许当我年老返回时，我可能再次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师。”可是，邬达克再没返回故乡，也没有继续建筑师的职业梦。
离开上海后，邬达克先在瑞士小住，其间，作为教皇的建筑顾问，他参与了梵蒂冈大教堂地下室、圣彼得墓的保护性挖掘及修复工作。1948年，邬达克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开始潜心于他真正的兴趣——宗教和考古。除了献给妻子的一栋度假木屋外，他再没有设计过任何建筑。
1958年，邬达克因心肌梗塞客死美国加州。妻子遵照邬达克的遗愿，将他送回拜斯特尔采巴尼亚的家族墓地。
叶落归根。
在晚年给家人的信中，邬达克称自己为“飞翔的荷兰人”——那位被判罚在鬼船上终生漂泊，直至最后审判日才得以安定的荷兰船长。观其一生，邬达克几乎都被裹挟在激荡的时代大潮中沉浮，被迫长期游离于自身多重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认同中。上海是他的避难地、淘金地，但不是他的心灵归宿。从心里他始终是位外国人，一门心思想回家却回不去的外国人。
心系着家乡、向着宗教，大部分时间却孜孜于上海的建筑事业，是命运阻碍了寻梦路，还是命运成就了职业家？
在很多人看来，这实在有点情非得已，战争的创伤、模糊的身份、坎坷多舛的命运，使他有寻找“出口”的深层欲望，而作为长子的邬达克因为家族责任与经济负担却脱不开身。而对横在宗教兴趣与建筑职业间的这条“沟壑”，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教授赵国文认为，邬达克所持的信仰，与他作为职业建筑师在商业关系中秉承的诚信和勤奋，内在方面并不冲突。而有宗教情怀作为其境界的开拓，这或许是他能几十年如一日，执守建筑行业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