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人以交换房屋来改善居住条件可是相当普遍的。
我家也有换房的经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我家住的里弄里三层洋房住着两户人家：住在二、三楼的是一户资本家，住在一层的是我们一家三口。十年浩劫，整幢房子中最精华的二层楼也被强迁进了两户人家。原本的居住格局被破坏了，住户常常为抢占公用地盘的事发生纠纷，我父母于是萌发了换个环境的想法。
那段时间，吃过晚饭我们便开始分工了。母亲在煤气灶上捣浆糊；我在32K大小的纸上用“蓝印纸”覆盖着抄写自家房屋的情况以及换房的要求；父亲则骑着自行车乘着夜色在电线杆上张贴换房广告，顺便也看别人早先贴上去的招贴，有合适的房源赶紧抄下联系方式……
逢到周日，我们也会去位于复兴中路、跳水池对面的房地局，那边的大门口挤满了黑压压的急于换房的人群，大家面对面地谈条件，的确要比在电线杆上贴广告来得直接。有性急的人，立马谈好条件就去对方家里看房子了。
当年，老百姓居住条件普遍逼仄，碰上小辈结婚，或是一家几代挤在一间屋里的无奈时，只能千方百计地以小调大，或一处换两处了。当然，作为交换条件，放弃洋房住平房，从“上只角”调到“下只角”的现象最多，反正是各显神通了。
充满智慧的上海人在换房的经历中获取经验，有时会串联起几户人家各取所需，一起行动。所以，“三调”、“四调”是常态。我曾经听晚报的一位朋友说起他当年无房结婚，硬是靠着“七调”才调换出了一间婚房。我能想象这个“工程”有多么纷繁复杂，光是七户人家来来回回看房、谈判就会让许多人无从应对了。这种活络的头脑让我联想起在水中游刃有余的鱼儿。
不过，像这样令人叫绝的案例并不多，“换房子比找对象难”是老百姓对换房的感慨。的确，找对象是一对一你情我愿的事情，而调房子是一家子对一家子的问题，只要家庭中有一个人投反对票，那便全盘否定了。还有更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原因：就拿我家来说吧，和兴国路的一户人家兴冲冲去房管所办理调房手续时，被告知那个地段属于特级地区，我父亲在当年还跨不进那个“门坎”的……
换房，是那个年代民间自发改善住房的举动，倘若今天赋予它时代的特色，除了买房、租房，是不是也能换屋来改善居住的条件呢？这个空间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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