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从大豆危机看食物主权

在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三分的情况下，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是令人羡慕的。40多岁的何家萧是黑龙江省讷河县的普通农民，他所在的和平屯人均有8.5亩地。按1998年之前出生人口分地，何家4口人共分到了17亩地，此外他还租种了亲戚朋友的39亩，其中31亩种玉米，25亩种大豆。除掉土地承包费用(每亩280元)和生产成本，一年的纯收入在1.1万元左右。以这样的收入供养上初中和上小学的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同村的冯永和从事大豆收购七八年了，面对着家里积压的300吨大豆，他一片愁云惨雾：“去年秋收时两块三毛五一斤，现在是两块二一斤，一吨降了300块钱，就是受进口大豆的冲击。”不止是冯永和面临积压的问题，屯里几乎家家都积压着一些没卖出去的大豆。

看似偏远平静的村庄，事实上早已被嵌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占中国大豆市场份额80%的进口大豆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所谓“天道酬勤”已经是昨日的梦想，今天千千万万个何家萧和冯永和无法再通过勤劳把握自己的生计，左右他们生计的是通过世贸组织不断延伸的资本力量。

进口大豆的驱逐效应

受进口大豆的冲击，国产大豆的播种面积不断被压缩。地处松嫩平原北端的讷河历来是大豆的主产区，全县600万亩耕地上曾有500多万亩种植大豆。到前两年，全县大豆播种面积已减至330多万亩，2012年进一步下滑到240万亩，2013年已不到200万亩。而整个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2010年有6470万亩，2012年已不到4000万亩。

中国大豆危机已见诸各媒体报道，但对大豆危机的讨论大多还在于“术”而不在“道”。中国大豆所呈现的问题是资本主导下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消费者权益的缺失问题，是国家主权的缺失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遭遇，而是世界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民的普遍困境。走出困境之“道”在于实践人民食物主权。

在食物主权的视野下，大豆的危机首先是国家粮食主权的危机。有人认为，中国大豆进口的持续增加是因为国产大豆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的缺口。然而，所谓的“市场需求”本身就是消费主义的恶果，是需要反思的，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在大豆进口方面毫无定价权。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2005年已降至15.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62%的农产品关税，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大豆关税则在1999年就降至3%，2008年更下调至1%。

我国大豆市场的全面开放，促进了进口量剧增，大豆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中价值最大的一宗产品，超过波音飞机。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的《大豆产业监测预警报告》显示，2003年至2011年间黑龙江地区国产大豆的价格走势(以哈尔滨为例)几乎与进口大豆的价格(以山东青岛到岸价为例)走势一致。大豆的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一部分，完全受制于垄断资本。

进口大豆已不是对国产大豆的补充，而是对国产大豆的强势驱逐。从2006年到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从2824万吨增长到5838万吨，已占到世界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但是这样的巨幅进口增长没有给中国带来相应的定价权，相反，进口大豆的价格反而从2006年的265.2美元/吨一路飙升到599.3美元/吨。进口大豆的涨价不仅导致了食用油价格的上涨，而且也导致以豆粕为饲料的肉禽蛋奶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后果最终由消费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