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CDA中的隐喻现象分析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对隐喻现象的分析。Lakoff和Johnson发现,无论在语言学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人们都不大谈论隐喻,即使谈论,也未见适当。但隐喻却到处可见,是极为重要的语言现象。CDA作为一门新兴的话语分析理论,其分析对象大部分为大众语篇,目的在于挖掘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对话语中隐喻现象进行分析(洪艳清张辉 2002)。Lakoff和Fairclough都曾运用他们的理论框架来分析90年代初发生在波斯湾的战争与冲突的相关语言报道。Fairclough讨论了英国媒体对1993年1月份由美英法等国发动的一起空袭的相关报道。他将这些报道中的话语配置分为“一致的”(congruent)和“隐喻的”(metaphorical)(Fairclough 1995:94 -102)。“一致的”是指话语最常用的经验和意义,而“隐喻的”则指的是话语不常用的经验和意义。下面是他引用的两段报道,前者是“一致的”例子,后者则是“隐喻的”例子。① Saddam’s UN Envoy Promises Good Behavior After Raid by US,British and French Aircraft.Gulf Allies Attack Iraq Missiles.More than 100 aircraft blasted Iraqi missile sites last night after the allies’ patience with Saddam Hussein’s defiance finally snapped.(Daily Telegraph)(Fairclough 1995:95)② Wipe Out the Mad MenaceAt long last,Allied warplanes have bombed the hell out of Saddam Hussein.The Iraqi madman has pushed the West too far.He has played a dangerous game and now he must pay the price.Four times Saddam has sent raiding parties over the border into Kuwait.MenaceHis boast that Iraq planned to ‘recover’ Kuwait was the last straw.The tyrant could not be allowed to cling onto power a moment longer.He is an international terrorist,a constant menace to peace.The tragedy is that we did not finish him off last time!Go get him,boys!(The Sun(Fairclough 1995:100 -101)通过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用词基本上都采用话语最通常的意义,而在太阳报的报道中就用了很多隐喻的说法。例如bombed the hell out of,played a dangerous game,pay the price,the last straw,boys等。从这些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的词语,可以清晰地看出太阳报的立场,明显是在为美英等国发动的这场空袭提供舆论上的支持。Fairclough对话语中的隐喻手法尤其感兴趣,因为他相信这些说法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从而承载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Fairclough 1995)。Lakoff也指出这些报道采用许多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s)(Lakoff 1991)。这些概念隐喻试图将美英等国发动的战争合法化,将其描述为商业行为,描述为政治的延续或是一个游戏,就是描述为人们之间而非国家之间的争论。和Fairclough一样,Lakoff本人也反对媒体通过一些隐喻策略为战争辩护。Chilton(2004)为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的融合作了很多研究工作。Chilton融合了很多的分析框架,其目的在于讨论语言的“军事化”。他既参考了能接触到的早期的CDA研究成果,也参考了认知语言学的早期研究工作。他还采用了语用学的一些成果。之所以这样作,是为了描述语篇呈现给读者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表征的时刻,Chilton将这个时刻描述为批评话语时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CDM)。Hart也曾举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讲到,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一些特定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ta)构成人类理性的基础。他进一步说,这些图式可以被躯体化(embodied),其中一个图式就是容纳图式(containment schema)(Hart 2005)。关于容器概念的躯体体验,Johnson提到,人们关于容纳(containment)和有界性(boundedness)的体验是人类最为基本的躯体经验之一(Johnson 1987:21)。Hart认为,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话语就是建立在容器概念基础之上的。国家被概念化为一个容器(container)。这个容器由三个元素构成:外部、内部和边界。这种容器的边界在国家层面上就体现为政治上的国界。这种图式在语言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描写人与地点之间关系的介词的使用,如英语中的in和out.容器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被投射到国家这个认知域中。容器的空间一般都是有限的。Hart引用了英国独立党官方网站上的关于移民问题的一篇话语:With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the UK is the very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people seeking a better life.[1] The trouble is the UK is already full up.The 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of England is twice that of Germany,four times that of France,and twelve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2] We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黑体加粗的两个句子都是典型的容器——国家的隐喻。事实上,文章通过运用这样的隐喻为该政党的移民政策和态度进行了辩护。第一句中国家被概念化为非具体的一个容器,而第二句激活了一个衣服的框架(clothing frame),而衣服则被概念化为一个容器。在这一例子中,容器的空间有限性被投射到国家概念中,移民的加入使得国家这个容器超出了它的承载能力。由此可见,该政党对于外来移民是持反对态度的。
Meadows也分析了2004年至2005年间美国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发表的一些公共演说中所采取的隐喻和转喻策略。Meadows指出,在这些演说中,概念隐喻和转喻的策略被广泛地采用。Meadows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和认知隐喻理论融合,从而产生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他总结到,隐喻和转喻不仅仅是诗学上的表达,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隐喻的思维方式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概念层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话语层面。即使我们不明确地表达隐喻,也几乎可以肯定地在运用隐喻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Meadows指出,在这些演讲中,布什经常采用我们/他们(us/them)的范畴来分别指代美国政府和萨达姆政权,将我们/他们的内涵通过隐喻的方式投射到各自的目标域上,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操纵听众情感倾向的目的(Meadows 2007)。除了这个隐喻概念,布什还多次将恐怖分子这个原始域投射到萨达姆这个目标域上。布什多次采用了这样一个隐喻策略,将伊拉克比作美国(Iraq as America),其目的在于使听众认为伊拉克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翻版,应该在伊拉克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这些例子表明政治话语和隐喻是密不可分的。
4.2 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与CDA结合运用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态度等,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语言形式和表面意义的背后寻找其所携带的态度和意识形态背后的幕后认知(backstage cognition),幕后认知决定了语言形式的意义和语言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Hart认为,话语中的意义建构是语篇(文本)、表征(包括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框架、草图、ICM和图像图式等)和意义建构(包括不同心理空间之间的概念整合关系等)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Hart 2005)。van Dijk用社会认知来描写话语。社会认知是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心理表征和过程的系统(van Dijk 1997)。我们可把框架草图、ICM、图像图式和其它凝固化的构式等描写为具有话语的特征。这些社会上共享的表征可通过篇章在线地建构,人们在意义构建中不断地征用这些表征。关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的文献国内介绍和研究得颇多(张辉 2003,2008),这里不再赘述。此处只打算例举一些概念整合理论与CDA结合的例子。Harder认为两极对立(polarization)是整合运作的一类。他介绍了理解两极对立过程所涉及到的“完全”(full-blown)整合发展的三层次,即突现(emergence)→分化(differentiation)→整合及其相反过程,即消失→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分解、情感反应(如小孩对于任何存在物和人的基本意识建立在好与坏的两极对立基础上)等概念,并特别强调情感和安全感(security)因素在我们如实地认识复杂情景进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和立场中的重要作用。Harder分析了Susan Sontag和Charles Krauthammer关于“9.11”事件后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的辩论和“Sharon a man of peace”的例子,指出在不同种类的概念整合中矛盾(contradiction)所起到的作用,并从认知、交互和情感几方面论述在两极对立的发展中分化与整合及分解与去分化的过程(Harder 2005)。Grundy and Jiang(2001a,2001b,2003)均用认知语义学的心理空间理论进行语篇分析和观念形态(ideology)分析。Grundy和Jiang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8月就其性丑闻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为例(如Even presidents have private lives.),说明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可以指示语言图形(linguistic figure)和语境背景(contextual ground)的关系。作为视角转换器(viewpoint shifter)和空间构建器(space builder),话语标记使语境背景在心理空间模式中得以表现(Grundy & Jiang 2001a)。Grundy和Jiang以诸如Last bus had departed这样反映香港行政职员“此事与我无关”心态的公共场所话语为例,结合对其文化、政治背景的考察,采用心理空间理论重新分析了时态表述问题,以解释上述例子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形态(Grundy & Jiang 2001b)。Grundy和Jiang探讨了如何将激活于意识形态之中且用于描述言语行为的区别特征用认知构建的方式表述出来。他们认为,调查干扰学术自由这一指控的独立调查小组成员在处理话语信息的同时,也在形成和发展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和他们自身作为听话者所理解的意思的心理空间表征。他们认为某些教授的证词不能令人信服,而利用并行或多维空间构建却可以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Grundy & Jiang 2003)。Hougaard探讨了会话分析中的概念整合和分解过程。研究重点一是介绍整合认知过程的分裂(splitting)和分割选择(partitioning selection)两种“概念分解”形式,二是讨论整合过程与方法论,即以过程为研究重点的交互序列中的研究(Hougaard 2005)。他采用建立在认知分析基础之上的交互谈话(talk-in-interaction)意义构建的微观社会学分析分别考察了关于空袭德累斯顿(Dresden bombings)印象的电话采访节目和Richard is at war with himself over whom to marry中分裂的自我(splitting self)。他归纳了分裂和分割选择的特征,提出概念化与高度整合的内部结构有关,这个高度整合的结构将在整合空间中被分裂;分割选择的要求越高,整合的构建就越难。Hougaard强调并肯定了关于在线的意义构建的交互研究方法,认为概念整合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割选择本身就是两种与概念整合能力相互作用的认知能力,构建性的概念分解操作能力也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张辉 杨波 2008)。 5结束语 作为当今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具有各自的理论特色,同时也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它们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使认知语言学更多地关注社会。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可供批评话语分析借鉴之处主要在于,认知语言学可以为CDA提供更多的方法选择,并提供一种将隐喻表现、前景和背景、社会和习俗范畴以及注意力等加以理论化的方法。因此将二者加以融合,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有可能的(Stockwell 2007)。它的建立必将会促进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深入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释 ①Wodak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有(1)社会符号学(Gunter Kress,van Leeuwen,Jay Lemke和Ron Scollon等);(2)“话语顺序”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order of discourse”and Foucaulian poststructuralism)(Fairclaugh等人);(3)社会认知模式(van Dijk等人);(4)话语历史方法(Wodak等人);(5)Lexicometry(Groupede Cloud和Michel Pecheux等人)和Lesarten Approach(Maas等人)(Wodak 2006)。具体的内容参见Ruth Wodak(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