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 张辉 江龙：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外语学刊》编者按

认知是本刊多维度研究语言的基本维度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内英语界研究国外认知语言学人数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基本实现了国内与国际在相关领域的接轨甚至同步发展。本期编者按立足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放眼其未来发展，从选题入手，谈谈本刊的相关看法。本刊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基本选题可以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走出认知语言学的固有领地，站在认知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上选择研究课题（张辉 江龙）；第二，运用国外已有理论，“直观”汉语“事情本身”（凌子惠 刘正光）；第三，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开展外汉对比（黄碧蓉，田延明 王淑杰）；第四，继续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深入挖掘（周福娟 汤定军）。当然，选题是一种开放性行为，不可能开出终极清单，但选题的创造性至关重要。

提要

本文论述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指出二者之间在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同的侧重，因此互补性较强。本文最后论述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融合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隐喻；心理空间；概念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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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CDA）是目前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两者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并逐步发展成当今有影响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应用分析上分别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首先在批评话语分析内部，有些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需要认知的介入。Wodak指出，虽然在她的研究中话语和认知方面不是主要考察的对象，但来自社会认知方法的原则和模式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明晰地或隐含地引导着她的许多理论方法和思想（Wodak 2006：179）。

Koller指出把认知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联系起来的方面，主要表现在详细描述隐喻和话语社会性之间的关系（Koller 2005）。Van Dijk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认知的倾向，他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式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Wodak 2006）①。他指出，在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不能或不须要建立直接关系，但两者之间总是由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起着媒介的作用。根据Chilton的观点，认知是许多批评语言学研究中丧失的连接（missing link）（Chilton 2005）。这些研究无法说明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话语结构的，或更确切地说，社会结构是如何由语篇和话语进行实施，如何进行机构化和合法化的。

O’Halloran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质疑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语言认知的假设，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帮助批评话语分析阐明其分析的认知过程，并提出认知语言学与CDA具有较大程度的互补性（O’ Halloran 2003）。Stockwell进一步提出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议，并根据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不同侧重，就两者的融合问题提出了若干观点（Stockwell 2007）。

在认知语言学的阵营里，有些学者也提出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将有助于两者的发展。Chilton指出，尽管CDA对心里表征很感兴趣，但其总体上对人类思维没有足够的重视（Chilton 2005）。在主流的CDA中，缺少认知这一连接的后果是：（1）缺少对思维的注意使CDA本身在理论上具有缺陷；（2）由于这一缺陷，纵观认知科学最近的研究，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还需不需要CDA？批评话语分析者忽视了认知科学中大量的实证和思辨研究，这些研究对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下话语分析的认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途径。换句话讲，CDA应该关注认知层面（cognitive dimension）。Dirven，Polzenhagen和Wolf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关系，他们考察了“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把van Dijk（2002）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概念隐喻的研究整合起来，辨证地分析了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特点（Dirven，Polzenhagen & Wolf 2005）。他在结论中指出，认知语言学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评估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与CDA之间存在许多互补之处，两者的结合一方面能进一步提高CDA研究的明晰性和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本文首先考察认知语言学和CDA研究中的各自不同侧重和缺陷，然后讨论两者融合的基本途径，说明这一融合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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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研究简介

2.1   CDA的基本思想

Wodak指出，CDA的根源在经典的修辞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和语用学。她把CDA基本上看作是一个研究的项目（Wodak 2006）。CDA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论，vanDijk指出，CDA至多是语言、符号和话语分析的一个共享视角（van Dijk 1993：131）。Wodak总结了CDA研究的一些原则。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CDA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认为“语言使用的语境是其研究的关键”（Wodak 2006）。

把言语和写作中的语言使用描写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形式意味着在某一推理事件（discursive event）与使推理事件框架化的语境、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某种辨证的关系：推理事件由语境、机构和社会结构所塑造，同时反过来推理事件也塑造语境等。话语既是社会构成的，又是以社会为条件的话语构成了语境、知识的载体、社区的社会认同和话语之间的关系。话语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意味着话语不仅能够帮助维护和再生社会地位，而且能够促进改变这一社会地位。

CDA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解码意识形态使话语非神秘化。CDA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社会生活中权力的关注，并试图构建一种语言理论，能够把权力包括进去。Wodak指出，语言为描述层次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差别提供了详细统一的描写工具（Wodak 2006）。CDA可以定义为对分析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隐晦和明晰的主导（dominance）、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换句话讲，CDA的目标是研究语言使用或在话语中所表达和构成的社会不平等。大多数的批评话语分析者都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语言是主导社会力量的媒介体，语言能使权力合法化。就权力关系的合法化而言，语言也是有意识形态的（Wodak 2006）。

2.2   CDA研究的微观层和宏观层

van Dijk指出，批评话语分析者想了解篇章、谈话、语言交流事件中的何种语言结构、策略或其它语言特征在构建意识形态中起作用（van Dijk 1993）。CDA主要关注作为谈话和篇章的话语，其微观层所关注的是定量分析中细致的语言分析。Chilton认为，CDA通常运用某一语言理论，特别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来解构社会或语言构建的权力机器（Chilton 2005）。Wodak指出，在CDA的大多数研究中，系统功能语法是其自然的理论分析框架（Wodak 2001）。韩礼德也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所导致的。CDA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新闻语篇的“神秘化解构”的分析。神秘化解构与某些语法结构的使用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些语法结构的使用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变得模糊不清。对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包括对现实系统的有组织的呈现，某一语法结构的使用（如被动语态等）反映作者隐含的意识形态。

Hart和Lukes指出，除了以系统功能语法为框架的语言分析外，批评话语分析者还发现了4种话语策略，分别是指称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评价策略（evaluative strategies）、合法化策略（legitimizing strategies）和否定策略（denial strategies）（Hart & Lukes 2007）。这些话语策略与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宏观层次上，CDA认为话语与社会结构具有辨证的关系。话语由社会结构构成，同时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讲，话语是随社会结构变化而变化的，但同时又可导致产生新的社会结构。

Fairclough提出CDA的三层次模式：语篇、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Fairclough 1995）。在语篇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起媒介作用的是话语实践。Fairclough认为，根据话语分析的三层次模式，话语分析的方法包括语篇的语言描写、解读推理过程和语篇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 1995）。

van Dijk认为，“现代”权力具有一个主要的认知层面，即权力的实施通常以思维管理为前提，包括知识、信仰、理解、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影响。公共的思维成为社会认知（van Dijk 1993：257）。社会认知就是对社会安排、组织和关系以及解释、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表征。对van Dijk来讲，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是由社会认知作为媒介的。

van Dijk认为，没有其它的方法能把宏观层的概念，如组织主导和不平等，与微观层的概念，如语篇、谈话、意义和理解等，联系在一起。要想解释话语是如何在主导再生中起作用的，必须把话语结构与话语认知联系起来，把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联系起来（van Dijk 1993：280）。

话语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说明，微观层和宏观层需要有社会认知作为媒介。CDA对社会认知的推理性生成或再生成抱有极大的兴趣。这些社会存在的认知表征和过程在话语层面具有重要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提出一种综合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有可能的。根据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在微观层上，我们将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模式取代单一的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的分析模式；在宏观层上，我们将继续采用vanDijk的CDA社会认知模式（socio-cognitive model）（van Dijk 1993，Woda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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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CDA语言分析框架的认知语言学

CDA传统上采用的语言学理论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结构中语言的功能（Kress & Hodge 1979）。Chilton指出，CDA通常采用某一社会理论和某一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Chilton 2005）。Hart进一步指出，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观点还有待被主流的CDA学者所认可（Hart 2005）。在这方面的研究中，Chilton（2004，2005a，2005b），Chilton和Lakoff（1995），Lakoff（1996，2002），O’Halloran（2004），van Dijk（1997，2002）和Dirven（2001）等学者作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我们认为，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可以建立对语言操纵（linguistic manipulation）进行识别和分析的新方法，这也是CDA主要的研究目标之一。

认知语言学本身是语言分析的一种框架，具体地讲，认知语言学可为政治语言分析提供一个新的框架。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可为CDA提供一个工具箱，就像系统功能语法为批评语言学提供分析工具一样，用于识别和分析政治语篇中所操纵的语言和心理策略。

Stockwell对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进行理论上的比较，指出两者在理论上的分歧和互补。他首先指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都对语言形式所揭示的幕后认知（backstage cognition）感兴趣，幕后认知是决定话语意义的主要因素（张辉 杨波 2008）。Fauconnier认为，为了让思维和交际发生，需要许多详细的构式，这些构式利用概念能力、高度结构化的背景和语境知识、图式归纳和映现能力。语言被设计为促使我们用最小的语法结构使构式合适于某一语境（Fauconnier 1994：ⅩⅧ）。语言本身不作认知构建，它仅仅给予我们最少但足够的提示去寻找在某一情景中适合于构建的认知域和原则。一旦这些提示与已经存在的结构、已获得的认知原则以及背景框架结合起来，适合的意义构建就会发生，其结果远远超过任何外显的明晰的语言所编码的信息。

CDA和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CDA的研究主要是揭示话语和句子是如何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推理性实践（ideological discursive practices），而CL主要研究话语和句子是如何通过概念隐喻来进行思想表达的，或者通过话语和句子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网络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包括隐含的意义等（Lakoff & Johnson 1980，Fauconnier & Turner 2002，张辉 2008）。

认知语言学与CDA都强调语言的意义以人的经验为基础。认知语言学强调经验的、身体的体验性在概念形成中的作用。虽然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中有社会文化成分，但其研究集中于个体和其带有文化常规轨迹的心理空间的建构。CDA对经验的理解则更强调其动态的社会性。ICM是一个在经验上积累起来的知识结构，总是不断的接纳新的信息，并与网络中的其它知识域相连接。Fairclough使用了成员的资源（member’s resources）来表示同样概念的ICM （Fairclough 1989）。他认为成员资源是一种积累的知识结构，是人们在生成和解释语篇的过程中在人们头脑中存在并使用的知识结构，包括语言知识、人生活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表征、价值、信念、假设等等（Fairclough 1989：24）。Fairclough的成员资源是经验的ICM，只是他更强调ICM的社会层面，而不是认知层面。认知语言学和CDA的区别就在于不同侧重，其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对CDA来说，ICM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认知模式（ideological cognitive models）（Stockwell 2007）。

Fairclough指出，框架、草图和图式是成员资源的一部分，构成解释的程序（procedures）。认知语言学与CDA比较的核心在于，我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方法批评语言分析的地位。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背后的概念映现和心理空间的架构。CDA也承认隐喻的普遍性，但更注意隐喻表达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功能。Fairclough指出，隐喻是用经验的一个方面来表征另一个方面的手段，决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和诗歌话语里，但经验的任何方面都能由任何数量的隐喻来表征，而不同隐喻之间的关系却是CDA所关注的，因为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情结。

认知语言学和CDA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大部分的分析集中在概念隐喻的框架下分析独立的句子，其研究明显地趋向于建立一般的原则，寻找认知与语言的普遍性和在科学上能重复和解释的解读。CDA则把实际的语言（通常是语篇而不是句子）作为对某一具体体制进行批评的阵地。除内容、知识和信念的经验价值之外，在CDA中又加入两个其它的解释层面：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的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以及评价和主观的表达价值（expressive value）。这两个层面包括诸如正式性和情态等重要特征，这些都是认知语言学很少涉及到的。

Fairclough认为，在CDA的微观层上详细的语言分析都是利用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框架。通过分析，他发现话语的隐喻结构都是由社会认知提供理据的，不同的隐喻可能对应不同的视角和利益，因此可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负荷（Fairclough 1995：94）。语言分析的细节大部分是描写性的，但描写的目的是对媒体表征进行批评性的讨论。Fairclough并不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唯一适合的语言分析框架，他指出不同的语言分析也可用来进行这种批评性的讨论。CDA本身应当是开放性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CDA的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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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主要途径

上面，我们分别评述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侧重点以及各自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它们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们之间具体应当怎样整合才能取长补短，进而达到开创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的目的（Stockwell 2007）。下面，我们就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作一简要分析，提出二者融合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4.1   CDA中的隐喻现象分析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对隐喻现象的分析。Lakoff和Johnson发现，无论在语言学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人们都不大谈论隐喻，即使谈论，也未见适当。但隐喻却到处可见，是极为重要的语言现象。CDA作为一门新兴的话语分析理论，其分析对象大部分为大众语篇，目的在于挖掘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对话语中隐喻现象进行分析（洪艳清张辉 2002）。

Lakoff和Fairclough都曾运用他们的理论框架来分析90年代初发生在波斯湾的战争与冲突的相关语言报道。

Fairclough讨论了英国媒体对1993年1月份由美英法等国发动的一起空袭的相关报道。他将这些报道中的话语配置分为“一致的”（congruent）和“隐喻的”（metaphorical）（Fairclough 1995：94 -102）。“一致的”是指话语最常用的经验和意义，而“隐喻的”则指的是话语不常用的经验和意义。下面是他引用的两段报道，前者是“一致的”例子，后者则是“隐喻的”例子。

① Saddam’s UN Envoy Promises Good Behavior After Raid by US，British and French Aircraft.

Gulf Allies Attack Iraq Missiles.

More than 100 aircraft blasted Iraqi missile sites last night after the allies’ patience with Saddam Hussein’s defiance finally snapped.

（Daily Telegraph）（Fairclough 1995：95）

② Wipe Out the Mad Menace

At long last，Allied warplanes have bombed the hell out of Saddam Hussein.

The Iraqi madman has pushed the West too far.

He has played a dangerous game and now he must pay the price.

Four times Saddam has sent raiding parties over the border into Kuwait.

Menace

His boast that Iraq planned to ‘recover’ Kuwait was the last straw.

The tyrant could not be allowed to cling onto power a moment longer.

He is an international terrorist，a constant menace to peace.

The tragedy is that we did not finish him off last time！

Go get him，boys！（The Sun（Fairclough 1995：100 -101）

通过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用词基本上都采用话语最通常的意义，而在太阳报的报道中就用了很多隐喻的说法。例如bombed the hell out of，played a dangerous game，pay the price，the last straw，boys等。从这些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的词语，可以清晰地看出太阳报的立场，明显是在为美英等国发动的这场空袭提供舆论上的支持。Fairclough对话语中的隐喻手法尤其感兴趣，因为他相信这些说法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从而承载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Fairclough 1995）。

Lakoff也指出这些报道采用许多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s）（Lakoff 1991）。这些概念隐喻试图将美英等国发动的战争合法化，将其描述为商业行为，描述为政治的延续或是一个游戏，就是描述为人们之间而非国家之间的争论。和Fairclough一样，Lakoff本人也反对媒体通过一些隐喻策略为战争辩护。

Chilton（2004）为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的融合作了很多研究工作。Chilton融合了很多的分析框架，其目的在于讨论语言的“军事化”。他既参考了能接触到的早期的CDA研究成果，也参考了认知语言学的早期研究工作。他还采用了语用学的一些成果。之所以这样作，是为了描述语篇呈现给读者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表征的时刻，Chilton将这个时刻描述为批评话语时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CDM）。

Hart也曾举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讲到，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一些特定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ta）构成人类理性的基础。他进一步说，这些图式可以被躯体化（embodied），其中一个图式就是容纳图式（containment schema）（Hart 2005）。关于容器概念的躯体体验，Johnson提到，人们关于容纳（containment）和有界性（boundedness）的体验是人类最为基本的躯体经验之一（Johnson 1987：21）。Hart认为，关于移民问题的政治话语就是建立在容器概念基础之上的。国家被概念化为一个容器（container）。这个容器由三个元素构成：外部、内部和边界。这种容器的边界在国家层面上就体现为政治上的国界。这种图式在语言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描写人与地点之间关系的介词的使用，如英语中的in和out.容器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被投射到国家这个认知域中。容器的空间一般都是有限的。Hart引用了英国独立党官方网站上的关于移民问题的一篇话语：

With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the UK is the very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people seeking a better life.[1] The trouble is the UK is already full up.The 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of England is twice that of Germany，four times that of France，and twelve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2] We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黑体加粗的两个句子都是典型的容器——国家的隐喻。事实上，文章通过运用这样的隐喻为该政党的移民政策和态度进行了辩护。第一句中国家被概念化为非具体的一个容器，而第二句激活了一个衣服的框架（clothing frame），而衣服则被概念化为一个容器。在这一例子中，容器的空间有限性被投射到国家概念中，移民的加入使得国家这个容器超出了它的承载能力。由此可见，该政党对于外来移民是持反对态度的。

Meadows也分析了2004年至2005年间美国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发表的一些公共演说中所采取的隐喻和转喻策略。Meadows指出，在这些演说中，概念隐喻和转喻的策略被广泛地采用。Meadows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和认知隐喻理论融合，从而产生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他总结到，隐喻和转喻不仅仅是诗学上的表达，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隐喻的思维方式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概念层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话语层面。即使我们不明确地表达隐喻，也几乎可以肯定地在运用隐喻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Meadows指出，在这些演讲中，布什经常采用我们/他们（us/them）的范畴来分别指代美国政府和萨达姆政权，将我们/他们的内涵通过隐喻的方式投射到各自的目标域上，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操纵听众情感倾向的目的（Meadows 2007）。除了这个隐喻概念，布什还多次将恐怖分子这个原始域投射到萨达姆这个目标域上。布什多次采用了这样一个隐喻策略，将伊拉克比作美国（Iraq as America），其目的在于使听众认为伊拉克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翻版，应该在伊拉克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这些例子表明政治话语和隐喻是密不可分的。

4.2   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与CDA结合

运用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态度等，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语言形式和表面意义的背后寻找其所携带的态度和意识形态背后的幕后认知（backstage cognition），幕后认知决定了语言形式的意义和语言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

Hart认为，话语中的意义建构是语篇（文本）、表征（包括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框架、草图、ICM和图像图式等）和意义建构（包括不同心理空间之间的概念整合关系等）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Hart 2005）。van Dijk用社会认知来描写话语。社会认知是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心理表征和过程的系统（van Dijk 1997）。我们可把框架草图、ICM、图像图式和其它凝固化的构式等描写为具有话语的特征。这些社会上共享的表征可通过篇章在线地建构，人们在意义构建中不断地征用这些表征。关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的文献国内介绍和研究得颇多（张辉 2003，2008），这里不再赘述。此处只打算例举一些概念整合理论与CDA结合的例子。

Harder认为两极对立（polarization）是整合运作的一类。他介绍了理解两极对立过程所涉及到的“完全”（full-blown）整合发展的三层次，即突现（emergence）→分化（differentiation）→整合及其相反过程，即消失→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分解、情感反应（如小孩对于任何存在物和人的基本意识建立在好与坏的两极对立基础上）等概念，并特别强调情感和安全感（security）因素在我们如实地认识复杂情景进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和立场中的重要作用。Harder分析了Susan Sontag和Charles Krauthammer关于“9.11”事件后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的辩论和“Sharon a man of peace”的例子，指出在不同种类的概念整合中矛盾（contradiction）所起到的作用，并从认知、交互和情感几方面论述在两极对立的发展中分化与整合及分解与去分化的过程（Harder 2005）。

Grundy and Jiang（2001a，2001b，2003）均用认知语义学的心理空间理论进行语篇分析和观念形态（ideology）分析。Grundy和Jiang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8月就其性丑闻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为例（如Even presidents have private lives.），说明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可以指示语言图形（linguistic figure）和语境背景（contextual ground）的关系。作为视角转换器（viewpoint shifter）和空间构建器（space builder），话语标记使语境背景在心理空间模式中得以表现（Grundy & Jiang 2001a）。Grundy和Jiang以诸如Last bus had departed这样反映香港行政职员“此事与我无关”心态的公共场所话语为例，结合对其文化、政治背景的考察，采用心理空间理论重新分析了时态表述问题，以解释上述例子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形态（Grundy & Jiang 2001b）。Grundy和Jiang探讨了如何将激活于意识形态之中且用于描述言语行为的区别特征用认知构建的方式表述出来。他们认为，调查干扰学术自由这一指控的独立调查小组成员在处理话语信息的同时，也在形成和发展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和他们自身作为听话者所理解的意思的心理空间表征。他们认为某些教授的证词不能令人信服，而利用并行或多维空间构建却可以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Grundy & Jiang 2003）。

Hougaard探讨了会话分析中的概念整合和分解过程。研究重点一是介绍整合认知过程的分裂（splitting）和分割选择（partitioning selection）两种“概念分解”形式，二是讨论整合过程与方法论，即以过程为研究重点的交互序列中的研究（Hougaard 2005）。他采用建立在认知分析基础之上的交互谈话（talk-in-interaction）意义构建的微观社会学分析分别考察了关于空袭德累斯顿（Dresden bombings）印象的电话采访节目和Richard is at war with himself over whom to marry中分裂的自我（splitting self）。他归纳了分裂和分割选择的特征，提出概念化与高度整合的内部结构有关，这个高度整合的结构将在整合空间中被分裂；分割选择的要求越高，整合的构建就越难。Hougaard强调并肯定了关于在线的意义构建的交互研究方法，认为概念整合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割选择本身就是两种与概念整合能力相互作用的认知能力，构建性的概念分解操作能力也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张辉 杨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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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作为当今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具有各自的理论特色，同时也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它们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使认知语言学更多地关注社会。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可供批评话语分析借鉴之处主要在于，认知语言学可以为CDA提供更多的方法选择，并提供一种将隐喻表现、前景和背景、社会和习俗范畴以及注意力等加以理论化的方法。因此将二者加以融合，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有可能的（Stockwell 2007）。它的建立必将会促进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深入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释

①Wodak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有（1）社会符号学（Gunter Kress，van Leeuwen，Jay Lemke和Ron Scollon等）；（2）“话语顺序”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order of discourse”and Foucaulian poststructuralism）（Fairclaugh等人）；（3）社会认知模式（van Dijk等人）；（4）话语历史方法（Wodak等人）；（5）Lexicometry（Groupede Cloud和Michel Pecheux等人）和Lesarten Approach（Maas等人）（Wodak 2006）。具体的内容参见Ruth Wodak（2006）。

本文来源：《外语学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