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即'三武一宗灭佛'。三武者,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者,即后周世宗柴荣。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对佛教僧尼肉体消灭,赶尽杀绝。第三次,唐武宗李炎迷信道教,吃丹炼药,对于佛教则基本禁绝,只保留十几寺庵,不足一千僧尼。此次法难对佛教伤害最大。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都是吃丹药吃死的。李炎吃了身边道士赵归真的炼制的很多丹药,最终毒发不治。在发病时,为了求活命,李炎竟然听从赵归真的要求改了名字(原名李瀍),但是在改名后十二天后还是死了。赵归真为唐武宗李炎炼制仙丹所开列的用药清单: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样一看就是大忽悠的清单,唐武宗竟然深信不疑,可见他对长生不死的想法痴迷到了何种程度。第四次,后周世宗柴荣则是不杀一僧一尼,未毁铁木砖泥像和佛经,属于最温和的整顿限制佛教。在唐朝之后的是五代十国时期,时间跨度九十多年,从唐昭宗既位后四年(公元890年)年起,至宋太宗初年(公元979年)平定北汉止。中原共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五个朝代,依次是朱温建立的梁(907-923年),李存勖建立的唐(923-936年),石敬瑭建立的晋(936-946年),刘知远建立的汉(946-950年),郭威建立的周(950-960年)。
五代十国是唐玄宗末年经安史之乱引发的藩镇之祸的扩大和延续,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连年战争使无辜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纵观五代53年里,只有两段相对稳定安康的时期。一段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这段时间守成有余,外治不足。另一段就是周世宗柴荣显德年间。这短短的六年里不仅使国内大治,面且外战屡胜,积蓄国力,为后来赵匡胤的统一事业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柴荣(921年10月27日-959年7月27日),即后周世宗(954年-959年在位),是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在位六年。邢州尧山(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祖父柴翁、父柴守礼是当地望族。柴荣从小在姑丈郭威家长大,因谨慎笃厚被郭威收为养子,又称郭荣。年轻时曾随商人颉跌氏在江陵贩茶,对社会积弊有所体验。史载其'器貌英奇,善骑射'。后周太祖郭威原仕后汉为侍中时便十分看中柴荣的才能。因为郭威原有二子被后汉隐帝杀害,侄子数人也同时被害,后来把柴荣入继为养子。951年,郭威代后汉称帝建后周,封柴荣为晋王,镇守邺都,委以重任。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为帝。此时的中原四分五裂,计有南唐,吴越,福建,湖南,南汉,荆南,后蜀,北汉。此外还有雄据朔方的契丹,定难军阀,西部的党项,吐谷浑等。而不和周接壤的只有吴越,福建和南汉三国。其他诸国与周或离或和,北部的北汉视周为极仇,勾结契丹屡犯边界。南部边界与蜀,唐战事频繁,可以说是周四面受敌。摆在柴荣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国贫民弱,外敌四起。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征河东,当时盘距在太原一带的北汉政权联合契丹南攻潞州。欲乘柴荣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亡掉周朝。柴荣征募勇士,入编禁军。接着简选良将四面出击,在人数不如汉辽的情况下,沉着应战,终将汉军击溃,潞围自解。五代之所以朝兴夕亡,主要原因是将骄兵惰,拒镇为患,主权下移,仍蹈唐藩镇之祸的覆辙。柴荣利用处死两个临阵溃逃的将军樊爱能和何徽的时机大动手腕,先杀后葬,以示惩罚。此后各路将卒惧主雄武,再也不敢持功骄惰。柴荣在位期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自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起,柴荣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打击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这是五代唯一对佛教的打击限制。众所周知,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当时,连年征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国民经济萧条,以至于'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这导致一个突出后果便是,社会动荡导致许多百姓不得已遁入空门(逃避兵役和税赋),致使佛教徒数量迅速增长。一方面,连年征伐导致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佛教僧尼越来越多,脏污纳垢。这些僧尼不事稼穑,不交钱税。这两方面人口总量大幅减少、僧尼数量急剧膨胀,据研究资料判断,当时的僧尼数量竟然达到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僧尼有大量僧田,不交税赋,这已经极大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和兵役徭役征发。而且会昌法难及唐末的一系列社会剧变,使得佛教元气大伤,凋敝横生,渐趋颓废,佛教内部腐败严重,泥沙俱下,很多作奸犯科之人也混入佛门逃避惩罚。佛教僧团的腐化及异端邪宗的出现,已使得佛教无法与社会相适应。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周世宗柴荣昭告天下,'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拉开了打击佛教运动的序幕。对于打击佛教运动的过程,《新五代史》一笔带过,'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 但是《旧五代史》则记述颇丰,将柴荣的诏令大段录用。柴荣灭佛的原因,规定的办法甚至处罚的尺度,都一一记录在案。在清理运动过程中,只留下前朝帝王有赐与匾额的重点佛寺,其余寺院一律毁去。为了大力压缩、裁汰不耕田、不织布、不服役、不纳税的僧尼人数,又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必须要会背诵一定卷数以上的佛经并取得尊长同意,才能出家,否则犯罪。诏书规定:从今往后,凡有志愿出家者,必须首先取得父母、祖父母的支持;如系独生子女,还要得到同居伯、叔、兄的允许。即使如此,志愿出家的男女,如果父母、祖父母健在,家中别无其他子女侍养者,仍然不准出家。同时,男子必须在十五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一百 纸,或读熟经文五百纸;女子必须在十三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七十纸,或读熟经文三百纸;而后经有关官员测验合格者方准剃度。且志愿出家者,又只能在两京 (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京兆府(今陕西西安)、青州(今山东益都)等五地设坛剃度,还须经朝廷和府州官员引试。至于曾因犯罪而受过刑事处分者,或是弃背父母、逃亡奴婢、恶逆徒党、山林亡命等 类人更是不准出家。如有违诏擅自受戒者,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等一律治罪,严惩不贷。且禁止一切当年佛教徒'自残式布施'(斩断手脚、以热油烫脸等)明志的风气。诏书还特别规定,对于从前流行在僧尼俗 士间的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渚种野蛮愚昧行径,以及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聚众眩惑流 俗,严加禁绝,责成官府悉心督办稽查,一经发现违者,当即勒令还俗,强制发配边地。铜在古代是战略物资,是铸造国家流通货币的关键材料,长期缺少铜,导致国民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唐末钱重物轻,税额不断增加,原来买二匹绢的钱,在唐末以后竟然可购八匹绢,老百姓负担无形增加三倍。 为了解决由于铸佛造成的严重钱荒,又毅然下诏毁佛铸钱,宣布自显德二年九月初一,除朝廷法物(庙堂乐器、仪仗、天子车驾等)、军器及铜镜,寺观内的钟、磐、钹、相轮、铃铎外,其他各类铜器和佛像,限于五十日之内毁废送交当地官府铸钱,官府根据所交斤两付钱。如有隐藏逾期不交者,按照斤两多少判刑,五斤以上者处以死刑。仅仅一年,废去佛寺30336所,全国寺院仅余两千所;还俗61200僧尼。同时还废除了寺院田产免交赋税的特权,迫使大批坐食的僧尼还俗转事农桑,从而增加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至于对佛法和佛教的认识,周世宗也有自己的深刻见解。
柴荣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你们各位不要对我毁去佛像这件事有疑虑。佛啊,是以善道度化世人的,如果有心向善,就是供奉佛了,那铜像岂是所谓的佛呢?而且我听说过,佛为了利益他人,就算是头颅、眼睛都可以布施给别人。如果朕的身体可用来救济民众,我也在所不惜啊。'后周世宗柴荣清理整顿佛教后,自耕自种的禅宗丝毫未受到影响。从此以后,自耕自种的大乘佛教在中国越发兴盛。《百丈清规》被定为天下禅林必须奉行的管理条例,一直沿用至今。其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尚,最为著名。至于道教,周世宗也是严加限制,严格防止道教徒蓬勃发展人员众多给社会带来的损害。总而言之,周世宗对于宗教的态度完全是站在治国利民的大局角度着眼,凡是利于国家人民的,都大力推行,不利于国家人民的,都废禁之。
以今日眼光来看当时周世宗清理整顿佛教的举措,我们仍然找不出丝毫可以指摘的地方。显德六年(959年)六月,柴荣因病班师回到汴京,解除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职务,升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六月十九日,柴荣驾崩,终年三十九岁。其子柴宗训柩前即位,时年七岁。在位短短的5年间,柴荣清吏治,选人才,修订刑律和历法,做出了许许多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世的非凡之举。柴荣办事谨慎,虚心求谏,他曾极为诚恳地专门下诏要求群臣尽量上书言事,还点名让20多名翰林学士都写两篇文章:《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这种命题向众多朝臣征求治国之策的做法在历史上极为少见,而且也绝不是哗众取宠,只作样子。在认真审读大臣的建议后,他欣然采纳了大臣王朴《平边策》中'先易后难'的主张,以此制定统一大计,付诸实践。整顿禁军,柴荣凡事率先垂范,甚至事必躬亲。他先后五次亲自领兵出征,每次都亲力亲为,战斗在第一线。有一次,柴荣率军打算从水路进攻南唐,但有段河道无法疏通,将领禀告说河道一旦被掘通,河水必然倒灌,所以无法安全施工。柴荣亲便自前去察看,几天后传下手谕,竟然有详细的施工方法。工匠依法施行,果然安全地疏通了河道,大军得以出征。在文化上,还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延聘文学之士,实行考试制度;重视国家的藏书和文化建设。曾多次亲临史馆视察藏书情况,见藏书太少,便下诏采取激励政策,钦定凡献书之人,均给以优赐。聚而又校,选常参官30人,对所藏图书进行校雠、刊正、抄写,并令在书卷末署校书名衔。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柴荣被史家称为'五代第一明君'。他15岁从军,24岁拜将,33岁称帝,不仅精明强干,而且节约简朴,赢得了广泛拥戴。在当时中原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北宋仅用了20年便完成统一。这固然离不开赵匡胤的英明决断,但更重要的是他接手的后周政权国力强大,统一之势已不可阻挡。如果不是柴荣忽然得病,病情且日益沉重,不得不退兵的话,凭周朝的实力和柴荣的雄才大略,不出一年,便可收复晋时割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还可轻而易举的灭掉北汉,一统北方,再经过数年休整,南下攻取蜀,唐,越,汉,闽,荆,楚等国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这样一来,统一中国的事业就完成在柴荣的手中,而不是后来代周称帝赵匡胤。赵匡胤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除了他本身的雄才大略,勃勃野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接手的周政权国力强大,军队大多参加过对北汉,契丹,后蜀,南唐发动的战争,富有战争经验。如果不是柴荣辛辛苦苦打下的良好基础,赵匡胤的统一战争绝不可能在二十年内完成。相比较其他朝代的统一而言,赵匡胤相当幸运。柴荣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九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实在让人遗憾。以兵变方式夺取后周政权的赵匡胤,延续了柴荣的统一进程,延续了后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宋朝对待商业的态度、优遇文人的政策,均与这位商人出身、勤勉务实的君主柴荣有着直接关系。柴荣处理宗教问题的策略、发展商业和城市等方面的做为,不仅深深影响了有宋一代,而且开启了中国走向商业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先声。柴荣虽然未能实现为君三十年“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但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决定了他必将成为结束中唐以来200多年割据动荡的决定性人物,史评“英武雄略,乃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做好了扫平天下、开创盛世的一切准备,却英年早逝、功败垂成;宋太祖赵匡胤延续了柴荣制定的策略一统天下,结束了兵祸连年、饥馑遍地的乱世,迎来了文化灿烂的赵宋之世。后人评价
'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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