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即'三武一宗灭佛'。三武者，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者，即后周世宗柴荣。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对佛教僧尼肉体消灭，赶尽杀绝。第三次，唐武宗李炎迷信道教，吃丹炼药，对于佛教则基本禁绝，只保留十几寺庵，不足一千僧尼。此次法难对佛教伤害最大。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都是吃丹药吃死的。李炎吃了身边道士赵归真的炼制的很多丹药，最终毒发不治。在发病时，为了求活命，李炎竟然听从赵归真的要求改了名字（原名李瀍），但是在改名后十二天后还是死了。赵归真为唐武宗李炎炼制仙丹所开列的用药清单：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样一看就是大忽悠的清单，唐武宗竟然深信不疑，可见他对长生不死的想法痴迷到了何种程度。第四次，后周世宗柴荣则是不杀一僧一尼，未毁铁木砖泥像和佛经，属于最温和的整顿限制佛教。在唐朝之后的是五代十国时期，时间跨度九十多年，从唐昭宗既位后四年(公元890年)年起，至宋太宗初年(公元979年)平定北汉止。中原共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五个朝代，依次是朱温建立的梁(907-923年)，李存勖建立的唐(923-936年)，石敬瑭建立的晋(936-946年)，刘知远建立的汉(946-950年)，郭威建立的周(950-960年)。
五代十国是唐玄宗末年经安史之乱引发的藩镇之祸的扩大和延续，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连年战争使无辜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纵观五代53年里，只有两段相对稳定安康的时期。一段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这段时间守成有余，外治不足。另一段就是周世宗柴荣显德年间。这短短的六年里不仅使国内大治，面且外战屡胜，积蓄国力，为后来赵匡胤的统一事业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柴荣(921年10月27日-959年7月27日)，即后周世宗(954年-959年在位)，是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在位六年。邢州尧山(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祖父柴翁、父柴守礼是当地望族。柴荣从小在姑丈郭威家长大，因谨慎笃厚被郭威收为养子，又称郭荣。年轻时曾随商人颉跌氏在江陵贩茶，对社会积弊有所体验。史载其'器貌英奇，善骑射'。后周太祖郭威原仕后汉为侍中时便十分看中柴荣的才能。因为郭威原有二子被后汉隐帝杀害，侄子数人也同时被害，后来把柴荣入继为养子。951年，郭威代后汉称帝建后周，封柴荣为晋王，镇守邺都，委以重任。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为帝。此时的中原四分五裂，计有南唐，吴越，福建，湖南，南汉，荆南，后蜀，北汉。此外还有雄据朔方的契丹，定难军阀，西部的党项，吐谷浑等。而不和周接壤的只有吴越，福建和南汉三国。其他诸国与周或离或和，北部的北汉视周为极仇，勾结契丹屡犯边界。南部边界与蜀，唐战事频繁，可以说是周四面受敌。摆在柴荣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国贫民弱，外敌四起。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征河东，当时盘距在太原一带的北汉政权联合契丹南攻潞州。欲乘柴荣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亡掉周朝。柴荣征募勇士，入编禁军。接着简选良将四面出击，在人数不如汉辽的情况下，沉着应战，终将汉军击溃，潞围自解。五代之所以朝兴夕亡，主要原因是将骄兵惰，拒镇为患，主权下移，仍蹈唐藩镇之祸的覆辙。柴荣利用处死两个临阵溃逃的将军樊爱能和何徽的时机大动手腕，先杀后葬，以示惩罚。此后各路将卒惧主雄武，再也不敢持功骄惰。柴荣在位期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自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起，柴荣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打击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这是五代唯一对佛教的打击限制。众所周知，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当时，连年征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国民经济萧条，以至于'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这导致一个突出后果便是，社会动荡导致许多百姓不得已遁入空门（逃避兵役和税赋），致使佛教徒数量迅速增长。一方面，连年征伐导致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佛教僧尼越来越多，脏污纳垢。这些僧尼不事稼穑，不交钱税。这两方面人口总量大幅减少、僧尼数量急剧膨胀，据研究资料判断，当时的僧尼数量竟然达到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僧尼有大量僧田，不交税赋，这已经极大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和兵役徭役征发。而且会昌法难及唐末的一系列社会剧变，使得佛教元气大伤,凋敝横生,渐趋颓废,佛教内部腐败严重，泥沙俱下，很多作奸犯科之人也混入佛门逃避惩罚。佛教僧团的腐化及异端邪宗的出现,已使得佛教无法与社会相适应。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周世宗柴荣昭告天下，'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拉开了打击佛教运动的序幕。对于打击佛教运动的过程，《新五代史》一笔带过，'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 但是《旧五代史》则记述颇丰，将柴荣的诏令大段录用。柴荣灭佛的原因，规定的办法甚至处罚的尺度，都一一记录在案。在清理运动过程中，只留下前朝帝王有赐与匾额的重点佛寺，其余寺院一律毁去。为了大力压缩、裁汰不耕田、不织布、不服役、不纳税的僧尼人数，又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必须要会背诵一定卷数以上的佛经并取得尊长同意，才能出家，否则犯罪。诏书规定：从今往后，凡有志愿出家者，必须首先取得父母、祖父母的支持；如系独生子女，还要得到同居伯、叔、兄的允许。即使如此，志愿出家的男女，如果父母、祖父母健在，家中别无其他子女侍养者，仍然不准出家。同时，男子必须在十五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一百 纸，或读熟经文五百纸；女子必须在十三岁以上，能背诵经文七十纸，或读熟经文三百纸；而后经有关官员测验合格者方准剃度。且志愿出家者，又只能在两京 (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京兆府(今陕西西安)、青州(今山东益都)等五地设坛剃度，还须经朝廷和府州官员引试。至于曾因犯罪而受过刑事处分者，或是弃背父母、逃亡奴婢、恶逆徒党、山林亡命等 类人更是不准出家。如有违诏擅自受戒者，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等一律治罪，严惩不贷。且禁止一切当年佛教徒'自残式布施'(斩断手脚、以热油烫脸等)明志的风气。诏书还特别规定，对于从前流行在僧尼俗 士间的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渚种野蛮愚昧行径，以及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聚众眩惑流 俗，严加禁绝，责成官府悉心督办稽查，一经发现违者，当即勒令还俗，强制发配边地。铜在古代是战略物资，是铸造国家流通货币的关键材料，长期缺少铜，导致国民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唐末钱重物轻，税额不断增加，原来买二匹绢的钱，在唐末以后竟然可购八匹绢，老百姓负担无形增加三倍。 为了解决由于铸佛造成的严重钱荒，又毅然下诏毁佛铸钱，宣布自显德二年九月初一，除朝廷法物(庙堂乐器、仪仗、天子车驾等)、军器及铜镜，寺观内的钟、磐、钹、相轮、铃铎外，其他各类铜器和佛像，限于五十日之内毁废送交当地官府铸钱，官府根据所交斤两付钱。如有隐藏逾期不交者，按照斤两多少判刑，五斤以上者处以死刑。仅仅一年，废去佛寺30336所，全国寺院仅余两千所；还俗61200僧尼。同时还废除了寺院田产免交赋税的特权，迫使大批坐食的僧尼还俗转事农桑，从而增加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至于对佛法和佛教的认识，周世宗也有自己的深刻见解。
柴荣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你们各位不要对我毁去佛像这件事有疑虑。佛啊，是以善道度化世人的，如果有心向善，就是供奉佛了，那铜像岂是所谓的佛呢?而且我听说过，佛为了利益他人，就算是头颅、眼睛都可以布施给别人。如果朕的身体可用来救济民众，我也在所不惜啊。'后周世宗柴荣清理整顿佛教后，自耕自种的禅宗丝毫未受到影响。从此以后，自耕自种的大乘佛教在中国越发兴盛。《百丈清规》被定为天下禅林必须奉行的管理条例，一直沿用至今。其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尚，最为著名。至于道教，周世宗也是严加限制，严格防止道教徒蓬勃发展人员众多给社会带来的损害。总而言之，周世宗对于宗教的态度完全是站在治国利民的大局角度着眼，凡是利于国家人民的，都大力推行，不利于国家人民的，都废禁之。
以今日眼光来看当时周世宗清理整顿佛教的举措，我们仍然找不出丝毫可以指摘的地方。显德六年(959年)六月，柴荣因病班师回到汴京，解除张永德殿前都点检职务，升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六月十九日，柴荣驾崩，终年三十九岁。其子柴宗训柩前即位，时年七岁。在位短短的5年间，柴荣清吏治，选人才，修订刑律和历法，做出了许许多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世的非凡之举。柴荣办事谨慎，虚心求谏，他曾极为诚恳地专门下诏要求群臣尽量上书言事，还点名让20多名翰林学士都写两篇文章:《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这种命题向众多朝臣征求治国之策的做法在历史上极为少见，而且也绝不是哗众取宠，只作样子。在认真审读大臣的建议后，他欣然采纳了大臣王朴《平边策》中'先易后难'的主张，以此制定统一大计，付诸实践。整顿禁军，柴荣凡事率先垂范，甚至事必躬亲。他先后五次亲自领兵出征，每次都亲力亲为，战斗在第一线。有一次，柴荣率军打算从水路进攻南唐，但有段河道无法疏通，将领禀告说河道一旦被掘通，河水必然倒灌，所以无法安全施工。柴荣亲便自前去察看，几天后传下手谕，竟然有详细的施工方法。工匠依法施行，果然安全地疏通了河道，大军得以出征。在文化上，还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延聘文学之士，实行考试制度;重视国家的藏书和文化建设。曾多次亲临史馆视察藏书情况，见藏书太少，便下诏采取激励政策，钦定凡献书之人，均给以优赐。聚而又校，选常参官30人，对所藏图书进行校雠、刊正、抄写，并令在书卷末署校书名衔。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柴荣被史家称为'五代第一明君'。他15岁从军，24岁拜将，33岁称帝，不仅精明强干，而且节约简朴，赢得了广泛拥戴。在当时中原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北宋仅用了20年便完成统一。这固然离不开赵匡胤的英明决断，但更重要的是他接手的后周政权国力强大，统一之势已不可阻挡。如果不是柴荣忽然得病，病情且日益沉重，不得不退兵的话，凭周朝的实力和柴荣的雄才大略，不出一年，便可收复晋时割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还可轻而易举的灭掉北汉，一统北方，再经过数年休整，南下攻取蜀，唐，越，汉，闽，荆，楚等国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这样一来，统一中国的事业就完成在柴荣的手中，而不是后来代周称帝赵匡胤。赵匡胤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除了他本身的雄才大略，勃勃野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接手的周政权国力强大，军队大多参加过对北汉，契丹，后蜀，南唐发动的战争，富有战争经验。如果不是柴荣辛辛苦苦打下的良好基础，赵匡胤的统一战争绝不可能在二十年内完成。相比较其他朝代的统一而言，赵匡胤相当幸运。柴荣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九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实在让人遗憾。以兵变方式夺取后周政权的赵匡胤，延续了柴荣的统一进程，延续了后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宋朝对待商业的态度、优遇文人的政策，均与这位商人出身、勤勉务实的君主柴荣有着直接关系。柴荣处理宗教问题的策略、发展商业和城市等方面的做为，不仅深深影响了有宋一代，而且开启了中国走向商业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先声。柴荣虽然未能实现为君三十年“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但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决定了他必将成为结束中唐以来200多年割据动荡的决定性人物，史评“英武雄略，乃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做好了扫平天下、开创盛世的一切准备，却英年早逝、功败垂成;宋太祖赵匡胤延续了柴荣制定的策略一统天下，结束了兵祸连年、饥馑遍地的乱世，迎来了文化灿烂的赵宋之世。后人评价
'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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