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中的故乡

       导语：本文原是两年前应编辑朋友邀约，配合我姨母作家的万字大作《桂平旧事》，欲以两代视角在杂志上展示浔州（桂平古称）小城而作。提议不经意间荡起了我心底洋洋洒洒的思念，于是熬夜两晚一挥而就。初稿写罢，发现有孕月余。其后和编辑往来数回，待文章刊出已是孕晚期（灰色幽默的是，姨母大作却因种种原因被撤下了）。及至收到稿酬，已在月子中。歪打正着地，我竟似同时孕育了两个宝宝，不但笑纳了为母的艰辛，也收获了不少老乡的致意。

       成文近两年来，每当思绪涌出，我总会忍不住拾掇一下，生怕遗漏了熟知的点滴，又怕遗忘了渐逝的心境。也有许多朋友故交为我提供珍贵的反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同学，抽空细读酌改，仔细添列了几道极富家乡风味的地道小吃，特别是儿时年节美味“糖环”的再现，既实锤了他的桂平土著身份，也帮我打捞了飘逝经年的童年记忆。

       推送此文的目的，除了岁月的纪念，也意在恢复曾被编辑删改过的一些地方，包括标题和某些表情达意的细微之处。本公号开通至今四月有余，我曾数次设想过推送时机，春节，清明节，中秋节，或娃的生日，皆觉意犹未尽。直到今天顿悟，520，这才是问候故乡的最佳时日啊！巧的是，本公号推送的第一篇原创《怀乡诗词》，也词不达意地致敬了我梦中的故乡。也许，遍尝各种文体之后，才可能略略传递出那化不开的浓情？

 我从18岁考上大学开始走出家门，至今用人生一半的时间走遍大江南北，绕了地球半圈，可常常入梦的地方，仍是度过了整个童年的老家桂平城。无论人生路多么蜿蜒曲折，时袭狂喜，时舔伤悲，心中最柔软的一块总是安放着我念兹在兹的家乡，就像摇曳的风筝飞上了天，不管在高空是畅享风和日丽，还是独自迎战狂风暴雨，风筝的线却始终细细长长地牵在手里，让人牵挂，令人安神。桂平，就是我的心头锚。

 我的家乡，我们称之为“桂平”的地方，在我心里，就是两江合流、以山为背围起来的一小块三角洲，我在这片依山傍水、常年江风习习的小平原上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长大以后回到家乡，困惑于她到底变大还是变小了，如同见到小时候亲密的玩伴，已隔着厚厚的陌生感，两两相对，只能扭捏地搓着手，有点不知所措。

 桂平明明变小了。上幼儿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西山游玩，我从城东的家里跟着队伍走到城西的山上，玩够了再下山走回家，我那瘦弱的小身板无法承受如此强大的运动量，渐渐远远地落在了队伍后头。班主任老师耐心地陪着我慢慢走，看我挪不动了提出背我回家，可害羞如我，自然不敢答应，勉强坚持走到家里，一把瘫倒在床上。如今，无论是走路还是晨跑，或是骑车，或是打车，上西山就是近在咫尺的距离。这固然与当年七弯八拐的进山之路早被裁直有关，我更相信是因为自己长大了，儿时一望无垠的山野早已成为人生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在老家的阳台上，西山就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在异乡的梦里，山上嬉闹的时光更是触手可及。

可我又骗不了自己，桂平确实变大了。我父母曾是氮肥厂职工，厂址选在与桂平城一江之隔的南河对岸，一片荒凉的村庄里，进出城要靠轮渡通勤。我们一群工厂子弟就住在这块“飞地”，每天自己坐船上下学，慢慢熬过了小学的光阴。记得有一次在班上，我感慨自己没在农村生活过，邻桌男生不经意地甩过来一句“你住的就是农村”，我一下语塞。

20多年过去，桂平已经发展成拥有200万人、全广西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曾经静谧的、小小的三角洲早就承载不下源源不断涌入城里定居的各种勃勃雄心，惊涛拍岸的市场大潮裹挟着房地产开发的豪情万丈，刷刷地矗立起遍布全城的高楼大厦，一次次把曾经空旷辽远的小城天际线拉低。河对岸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泥厂和氮肥厂，还有90年代初国企回光返照那几年勉力建成的维纶纺织厂，在后来的国企倒闭潮中先后倒下，慢慢消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里。荒芜的工厂废墟，连同周边散落的村庄，在沉寂了一段时日后，纷纷被生意人瞄上，房开商在那里播撒下后工业文明的种子，带去一片“石屎森林”。郁江大桥把曾经傲娇的城里人和隔江相望的乡下人连接起来，公交车也过河设了站，记忆里车马喧天的轮渡码头，早已沦落成无人光顾的野渡，连“舟自横”的落寞都不复存在，两岸斜插入水的码头石阶和衔接车排的斜坡硬道，只管默然隐身于杂草丛生的世界中。没有经历过在此等船过江的本地人，根本无法找到码头的所在，遑论去想象当年渡口车水马龙、人车同船过江的热闹了。诚如斯言，“渡口除了摆渡，还有一部分是用来回忆的”。

那些年月渐远的记忆，过滤掉当其时成长的烦恼，美好得晶莹剔透，成了我和故乡独处时的密语，让人暂时忘掉眼前日益陌生的世界，留下温玉在怀的安慰。

郁江大桥的落成其实很早，我读小学时南江的天堑已经变成通途了。可是走大桥过江，要绕道至新修的入城大道桂贵路，路远且长，还不如一早烂熟的坐船渡江来得方便。有了大桥，加上那些建厂时就以厂为家并在此觅得良伴、如今孩子已届学龄的厂区家长强烈要求，濒临破产的工厂咬咬牙豪掷几十万买回一台大巴车，配了厂里一个下海未遂的司机，专门送我们这群在城里读书的同龄娃娃上学。大巴定时定点出发，有时早上起床多上了会厕所赶不上车，爸爸就从宿舍楼下的楼梯间拖出他那高头大马的28吋凤凰牌单车，让我扶着车头、侧坐在他身前的三角横梁上，追赶着蒙蒙亮的晨雾，把我送去学校。刚刚通车的大桥两侧配有长长的引桥，那时还是土路，下雨过后变得坑坑洼洼的，我坐在爸爸那稳如泰山的“白龙马”上悠然自得。爸爸骑着车专挑不大不小的泥窝窝走，车子先是歪头冲下去，再顺势窜上来，然后再找个窝窝冲下去，窜上来，带来一阵阵像被海浪轻轻摇晃的快意，我高兴得大笑大叫。爸爸将此称作“骑小马”，一下子定位了我童年烂漫的记忆。

走大桥过江，从桥上下来后，在到达桂贵路口“大转盘”之前，会遇到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极目远眺，就能看到小城安之若素的样子。在我们晃悠着童年、用洪荒之力绕道桂贵路入城时，一台台满载黄泥的运土车已轰隆隆地开进了90年代。那些不知道从哪挖来的黄泥被一卡车一卡车地倒到田野中间，长长地拖出一条与桂贵路平行的黄泥道。过了一阵子，就看到笨重的压路车来来回回地“轧马路”。又过了些时日，绿地里竟“长”出一条笔直的水泥道，远远望去，就像黄色的蛋糕上薄薄地凃了一层奶油。上下学路上看到这条“奶油路”，我不由得担心刚刚落地的泥土会不会太松软，要是一不小心把轻轻“敷”在上面的这根看似脆弱的水泥带子绷断了怎么办。

事实证明，我童年的隐忧实属杞人忧天。这条我们眼看着从绿野里横空出世的大马路，如今已是全城最繁华、最拥堵的地段，路两边早已密密麻麻地建起了数不清的居民小区，一字排开的喧闹的临街店铺构成了桂平全新的商业区，移植了当年南江码头的繁盛，向老城抛下一地衰败，对游子洒落一脸陌生。尽管绿野已乘黄鹤去，四通八达的崭新街道已叫不出名字，但这条如雷贯耳的桂南路，已先声夺人地发展成桂平的新地标。没有人说过“桂南路”这个路名的来历，我相信，里面的“南”字，既不是指“城南”，也不是指“南江”，而是指广西首府“南宁”。这条路从命名之日起，就已被赋予雄心壮志。

直到高中地理课上美丽的女老师从高深的课本回归现实，拿我们身处的小城举例，我才得知，当年桂平城市规划向南发展，埋没了很多良田，从地理的角度看，新桂平更应该选择北江方向。那时北江上已架设了一条更加现代化的北江大桥，向北挺进不但节省成本，也更能将“镇城之宝”西山的发展融入其中。话说回来，彼时还是汽车轮船下广东捞金的年代，如今当地的客运站和港务所早已式微，桂平跑步进入了高铁时代，高铁站也落脚于江南，在需要通过郁江大桥和郁江二桥才能到达的地方安了家。时也，运也，命也。

桂平人确实是比较信命的。看看西山上终年香火绕缭的寺庙，便知佛教圣地名不虚传。我竟无法说清，到底是这座孕育了名尼和舍利子的佛教名山滋养了一城虔诚的信徒，还是虔诚的桂平人成就了西山的慈悲为怀。

小时候我洗头不讲日子，有一次在家洗头，正好阿婆来我们家，看到我在洗头不好直说什么，就跟妈妈提了一句，“今天是初一啊，初一十五有讲究的”。妈妈恍然大悟，从此以后便不再让我在农历初一或十五那天洗头了。深信科学的爸爸后来知道此事非常生气，责怪我妈从小给我灌输封建迷信思想。

单是择日子洗头不算什么。妈妈的工友黎阿姨，丈夫早逝，儿子媳妇没有固定工作，她退休之后就拿出退休金全力培养小孙女。听我妈说，黎阿姨以前也不行佛事的，最近几年逢到初一、十五、观音诞这些重要的礼佛日子，她就会非常虔诚地和信友们一起上山烧香拜佛，求神灵保佑刚上小学的孙女学业顺利，以后考取城里最好的高中。

事实上，这些“初一十五论”一点也没影响到我，就像我们这代桂平人的母语是粤语，却不像香港那样彻底粤语化，生活中有语无文，口语和书面语两张皮；及至年岁稍长上了学要在粤语环境中讲普通话，又只学了半桶水，最后原汁原味的桂平土话没融入血脉，想用官仔骨骨的普通话来描述身边的事物言谈，又总感觉词不达意。既辜负了老祖宗讲白话的旨意，又落了一口“咸水”普通话，真是两头不是人。然而反过来想，恰恰是这种南北文化的融汇碰撞，佛俗思想的轮流熏陶，既交战，又疏离，为桂平人带来了独特的思维方式，给桂平人留下了清高的名声。

何为清高？我的理解是，当身处新桂平时，我并不在意这个越来越陌生的城市如何颠覆我满满当当的童年记忆，我依然沉浸在与那些美好岁月神交的愉悦中。即使时移世易，我也略带奢侈地希望，我的孩子能拥有我曾经历过的，少点喧嚣、多点淳朴的童年。那样的童年，植根于上南宁下梧州都要坐通宵船的年代，那时小城土著闲适地生活在桃花源里自得其乐，几乎不染外界半点尘埃。倘若在城里遇到个别讲普通话的“捞佬”，大家多少会将其视为来自外星球的异类。我们这群在桂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朋友，发自内心地觉得学校里那些个很扎眼的、开口一腔卷舌音的同学，都是尊贵的北方客人，哪怕“外星人”也许来自同省区的桂林。

在如此封闭的环境中，我的童年有幸闯入桂平“全球化”之前的美食世界。那时不论在街头、灶头还是酒席上，土得正宗、正得地道的桂平风味小吃都唾手可得，即使像我这样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两脚书橱”，也仍然能掰着手指数出一长串：清明节的五色糯米饭，四月八的艾糍、蕉叶糍，七月十四鬼节的灰水粽和炖鸭焖鸭，八月十五中秋节的豆蓉月饼、冬瓜糖、沙田柚和东安柿，冬至过冬的糍粑和汤圆，农历新年的绿豆猪肉粽、糖糕、粉利、米饼、糖环、炸角和芋头腐乳扣肉；新人酒席上的发菜酥圆汤和红枣花生莲子百合银耳甜汤，新屋入伙酒或小孩出月酒上的白斩鸡、菠萝鸭和寿桃发糕；还有在他乡极少见到的水果——酸甜可口又有点辛辣刺激的黄皮，甜中带涩的万寿果，能切出一圈圈五角星的杨桃，会让嘴唇、牙齿和“粑粑”统统变成紫红色的稔子；还有被奉为贡品的西山茶，本地老字号绿豆糕、绿豆饼，超级劲道的罗秀米粉，韧滑可口的桂平腐竹，汁香味浓、色泽鲜艳的烧鸭，清热祛湿的艇仔芥菜粥，大洒清补凉的霸王花猪骨汤，妈妈说是用来忆苦思甜、我却觉得胜过美味无数的炒木薯，妈妈专属厨房里的豉汁肉、甜酸排骨、番薯糖水、玉米糖水、牛滚泥（其实就是喷喷香的鸡蛋炒干黄豆，这个妈妈自创的菜名正是桂平白话有语无文、玲珑的土话无法直接书面化、只能九不搭八地意译的典型）、水鬼跳潭，据说连周总理都爱吃的柚子皮，据说能治近视的辣椒叶、能治小孩尿床的狗肉汤和塘角鱼；还有，还有街上摆摊或挑担叫卖的土得掉渣的煎糍粑、芋头糕、糯米鸡、番薯干、猪脚粉、黑白凉粉、豆腐花、酸嘢、油糍、葱饼、酸醩、醩辣椒、甜酒糯、草瓜薯、小萝卜干、豆腐酿、苦瓜酿、藕酿、萝卜酿、椰菜包、豆腐菜包……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个寒冬，妈妈在厂区外的粉摊上买了一盅湿粉，用一个大搪瓷碗装回来作早餐，三五毛钱光景，她不舍得买猪脚，只要了猪脚粉的汤汁，浇在白弹嫩滑的湿粉上，一股淋漓尽致的香味便从口鼻入心，熨帖了那个清晨的严寒，也让我后来每每忆及，都觉得世间相遇的美味，再没有一样能直击心灵至此。

桂平也有很讨厌的地方，就是那种夏天潮湿闷热、冬季阴雨寒冷的天气。大概是打小在亚热带长大的缘故，我并不怕热，但冬天老家的潮湿阴冷单是想起来都禁不住打寒战。初中地理课说，地中海夏季干燥，冬季多雨，我印象极为深刻，竟由此对地中海居民萌生了同病相怜的情意。后来有机会到地中海沿岸长住，才发现冬季多雨并不意味着湿冷，那是一种温和又爽朗的气候，在温暖的海风常年吹拂下，冬天常常是一场大雨呼啸而至，未几便收脚停住，雨意不拖泥带水，气温更不会骤然下降，和家乡冷冬长时间的黏腻湿滞完全不同。我当年孤陋寡闻表错情，实在可笑。

桂平的气候不但讨厌，而且令人遗憾。由于地处北回归线，桂平是个“终年不冻港”。一旦年末凄戚江风和绵绵冷雨带动气温簌簌地扑到个位数，上点年纪的乡亲就会缩在家里搓手跺脚抱怨“冻到手指头脚趾头都痛”。记忆中，我在家那些年有极少数的年份气温曾降到过两度或四度，有一年桂平城的最高点——西山顶结了冰，松树上挂了霜，听说还沾了点小雪，大家兴奋得奔走相告，纷纷相约上山赏雪。后来竟又偃旗息鼓没人谈论了，不知是“冰雪天”爬山不易，还是那根本就是裹着一厢情愿的美丽传说。

前年圣诞节我从丹佛飞去西雅图，甫上飞机天降大雪，美西山区肥厚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落下，一时间填满了旷远辽阔的夜幕，似乎身外世界永无止境。忙碌的飞机铲雪车在大雪纷飞中一直陪伴至深夜。我这个上大学以后才有机会以身试雪——多数是暖冬里小气尴尬沾了灰的趴雪——的土娃，从来没有见过此情此景。那一刻，心底落满了遗憾。

 是的，我深知桂平有缺憾，我也知道有同学搬离桂平后曾满腹怨恨地发誓永不再回去，我还记得老爸评价我总拿不开心作理由逃离一个个尚未深耕的城市。可我对家乡的思念从未冷却，每次忆起她就如同想起远方的恋人般心潮澎湃，好不容易回去一次，看到老家渐渐变得面目全非，我便无比失落，一转身，又会像吵完架的情侣，忘了对方的不好，在异乡默默想念。身为桂平人，这是我的宿命。

 想起一位在高中认识的挚友，长大后他写信给我说，希望我们能维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终身友谊，也相约年老时一起回到西山脚下的母校讲学。啊，我想说，到了那时，我们不但要回母校帮助下一代，还要在通灵清秀的西山上摇着蒲扇坐而论道，直至终老此生。那才是我对故乡最美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