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陌生人文化”在西方就是互不相识的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一种利益互绑的意识，比如说素昧平生却成了邻里，比如下次可能再不会碰到却偶然成了公车的邻座或一条队中排着等候的人，比如一个党的党员虽天南地北却一损俱损，比如一国之民面对外强命运相连，这种时候“陌生”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但在很短的时间里或某个利益平台上彼此却变得休戚与共。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谈过西方的“纽带文化”（法语solidarité）产生于属性意识，而属性意识来自自我意识，西人的自我意识很强，除了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驯化，还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根脉：界之意识。如果说自我意识还有一部分得自文化的根基，那么其后的“主人意识”则很大一部分来自驯化，这个“意识”的强弱直接显示一国上层建筑是否真实存在，而非徒有其名。“陌生人文化”是对一群人“主人意识”有无的检测，因为这是一种不固定且范围很广的利益关系连接，动机并不是直接、看得见的利益，而是更长远甚至要出让一点暂时利益才能获取的利益，因而是否能形成“陌生人文化”取决于集体的“主人意识”。没有“主人意识”或“主人意识”淡薄的群体是很难形成“陌生人文化”的，仔细想想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令西人有如面对“同类”，就是起动了中国社会从未大规模出现的“陌生人文化”，五湖四海的人被一种无形而共同的目的驱使。如今回头看，短暂的奇迹来自“主人意识”的强化。
一次偶然的观摩机会让我在法国看了一部伊文思夫妇（伊的遗孀为法籍犹太人）七十年代拍的纪录片（此类放映机会绝少，还是沾了颇有势力的犹太遗孀的光，普遍放映的全是表现中国黑暗的纪录片），摄影机就架在北京的一个工人住宅院内。拍摄对象有可能是当时官方特别挑选和安排好的一群工人，但镜头日复一日架在那里，拍摄这群“外在表现和内在人格跨度小”的中国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之公人生和私人生，多多少少都捕捉了一些真实。我观之惊异的是，那时即便一群底层工人也比如今大群中下层官员更具“主人意识”。剔除那些极左的口号和一些夸张的行为，即使在一个工人大院里，人的“主人意识”也可与我在西方社会感到的“主人意识”相提并论。我不是毛时代的天然拥趸，因我思想成长的阶段充斥了那个时代的负面信息，要不是在西方亲身体验、对比和思考，并不敢凭空做此对比。那个时代纵然万般不如今天，但有一样东西却是如今追之莫及的，那就是风发的“主人意识”。
由此可见，“主人意识”并非只源自文明文化，它是可以后天栽培的，归根到底它折射的是一国上层建筑的精神状态。今日中国之“无主”状态，究其根源是上层建筑丢失了“主人意识”，“乘客心理”遍及上下。缺乏“主人意识”的群体，常常不是受“强人”之害，而是离不开“强人”， 是他代替群体去思考，由他来收紧松散的零部件，人人回避而不敢做的事由他去担当！所有人都搭乘便车，然后在愿打愿挨中抱怨“看我多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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