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是唯一的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历经83个王朝更迭。看似眼花缭乱，变化万端，实则“变化”中蕴含“不变”的规律。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新作《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为我们揭开了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不变规律。其中就包括“围绕粮食运转”。

正所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军无辎重则亡，军无粮食则亡”（《孙子·军争篇》）。自古以来，粮食就决定着战事成败和国家存亡。

粮食丰产，供给充足，才有秦之一统天下

农耕社会，土地就是命，粮食就是天。足够的粮食就会保证人口的大量繁衍，谁有办法解决产量问题，谁就是王。

秦国为统一天下，明知韩国用弱国之计，却宁用10万人，花10年时间，耗资1000亿人民币，凭一国之力修筑郑国渠。修好的郑国渠长300多里，西引泾水东注洛水，使得280万亩良田都得以灌溉，减少了水患，使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才使秦朝统一天下有了雄厚的粮食供给。就如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今110万亩)，收皆亩一钟(折今100公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地图

秦之覆灭，也离不开粮食问题

历代史家往往评论修长城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甚至认为这也是导致秦朝很快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修长城在秦朝末年会激起那么大的反抗？

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可有效阻止游牧民族骑兵突破平时防线，深入内陆。长城地处边疆，粮食难以自足，必须动用大量劳动力从太行山以东运粮到长城附近，满足修筑和驻守长城人之需。

北方无法水运，只能人背、牲口驮。加上沿途无后勤保障，搬运粮食的人以及牲口都要自带食粮、饲料，粮食真正被运到边疆的比例相当低（秦始皇时从山东运粮到河套地区，运到比例只有1/60。六十石粮食到河套只留一石）。沿途吃掉一半，还要预留返程的口粮。牲口死了或跑了，还得人背。三十万军人驻扎在河套长城沿线，需要多少人、多少粮食保证？！重负之重，百姓以难承受，不反就没有出路。

木牛流马

战俘处置，也受粮食问题影响

粮食供给，是一国军事实力的基础。尤其古代大军团作战，对粮食需求非常巨大。这个需求，不仅要考虑自身需求，也影响了对俘虏的处置决策。

供给不足，坑杀俘虏。秦国长平之战，胜赵国，坑杀40万人，仅挑出240个年纪小的回赵国报信。主要原因是，此战，秦国动员了十五岁以上几乎全部成年男子上前线。后方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要持续2年保障几十万秦军和运粮人的粮食极为不易。战争结束，秦军余粮至多能维持部队返程消耗，再无他粮供赵军俘虏食用。释放他们回赵国，无论多少，都增加了赵国的人力资源，无论是继续当兵还是回乡种地，无论如何都是对秦国不利的。
释放俘虏，增加敌国粮食负担。赵国肥之战取胜后，秦国用离间计，迫使赵王迁临时替换主将李牧，并杀之。第二年，秦国便打败赵军，围而不歼，放10万赵国败军回邯郸。在当时赵国粮食紧缺，大局已定的形势下，放10万赵军归邯郸，加剧粮食消耗，为最后灭赵创造更优条件！

都城更换，也要考虑粮食供给问题

《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除了地理中心位置的象征含义外，古时都城作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居中指挥，信息传递最快捷，毕竟在车马传输年代，物理距离远近决定了传递速度快慢。就都城功能而言，应该是对外防外敌，对内防叛乱。

就军事上来讲，西汉时选择长安为都城，抵御来自北方、西北匈奴的军事威胁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西汉时，长安当时被称为“四塞之地”，北面是陕北黄土高原，南面是秦岭山脉，西面是陇山山脉和陇东高原，东面秦岭、华山直逼渭河、黄河，是一个四面都封闭的盆地。在仅有的隘口、通道上都设有重关，易守难攻。洛阳周围没有什么险阻，相反通道都很宽敞，很难防御。可，为何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便再未迁回长安？除了刘秀更易获得来自南阳宗族支持。洛阳比长安还有粮食供应便利的重要优势。

一国都城，对粮食需求极大。一来，人口聚集且快速增长。二来，城市人口不事稼穑。三来，城市和军事设施不断扩建，导致关中平原面积日减。西汉初，每年就要从关东农业区输入数十万石，汉武帝时每年最多要输入六百万石，以后常年需要四百万石。

粮食运输，陆运成本过高。秦始皇时粮食从山东半岛运到河套地区，路上的消耗是最终运达数的六十倍；漕运成本相对较低，但也很高。不仅一路逆流，须靠人力拉纤。而且，其中三门峡天险只有宽二十多米的地方可通行。水流湍急，两边巨石壁立，船毁人亡是常事。都城设在洛阳，虽也逆流而上，但距离短，且不用经三门峡天险，损失减少，也更有保证。

隋唐初年，长安就曾出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危机。史书记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关中饥荒，诏令百姓任意往各州“就食”。二年（公元671年），因上年以来旱饥，唐高宗赴洛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令诸府兵往邓、绥等州“就谷”，高宗与武后赴东都洛阳，不少随行的官民饿死在路上。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经常住在东都洛阳，武则天还曾迁都洛阳，改称为神都。关中粮食供应本就相当紧张，一遇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短期内将粮食运上去相当困难，成本也很高，还不如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粮食供应比较容易的洛阳接受救济。

所以隋朝在洛阳建了几个大粮仓。其中最大的含嘉仓。唐朝时又大规模存粮，含嘉仓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考古发掘证实仓城东西长612米，南北宽710米，总面积43万多平方米，共有圆形仓窖400余个。大窖可储粮一万石（10斗为一石，约120斤）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总储粮量约为583.34万石。

从粮食供给综合观察都城变更。元朝以前，都城最适合设在中原黄河流域。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即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移动。决定性的因素是保证粮食供应，必须保证从粮食产区到都城之间有可靠的运输渠道。从元朝开始，都城迁到了北京，离主要的粮食产区更远了，但找到了新的运输渠道（京杭大运河）。

洛阳城

粮食产区变更，运输路径也要随之调整

西汉时粮食产地主要是关东（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和山东半岛）。隋朝和唐朝前期，往淮河流域移动。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南方接受了不少新移民，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土地开发和粮食生产，南方江淮一带和江南地区成为粮食主产区。因此，隋炀帝开通由洛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的运河，便于粮食运到洛阳。

元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扬州—杭州），保障粮食能从南方产区运送到元大都。可，元明清三朝为这条运河付出的代价也是难以想象。

旱时优先保障运河用水。即使遇大旱，周围农田缺水，甚至生活用水困难，但只要漕运没有结束，运粮船没有过完，就一点水都不能用于他处。故，运河周围经常是农田荒芜，居民逃亡。
涝时先保运后封堵。黄河经常泛滥，百姓深受其苦。但河水流入运河，升高了运河水位，有利于漕运畅通。所以，只要当年的粮食还没有运完，就宁可牺牲黄河，暂不堵口修复。在“保运”与“堵黄”发生矛盾时，总是把“保运”放在首位。
运河沟通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也加剧了水患蔓延。运河沟通了黄河与淮河，黄河决口改道时，黄河水流入淮河，夺了淮河河道，导致淮河下游全部淤塞。又如海河水系，原来多条河流分别入海，发生洪水时不相互影响。运河将几条河连通后，全部汇合在海河下游集中出海，造成经常性洪涝灾害。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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