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镇之乱直接造成了北魏王朝的覆灭，如果这一动乱不曾发生，北魏在与南朝的战争中将以绝对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完成中国的统一，可惜历史并没有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
北魏覆灭之后，北方立刻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尽管东魏在领土上占据优势，却始终没能吞并西魏。西魏在权臣宇文泰的统治下，积极发展经济，为以后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就是苏绰。
苏绰是宇文泰的股肱之臣，两个人的关系犹如孔明之于玄德。出身于关中门阀士族的苏绰，遇到宇文泰之后，全心全意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以及制度的改革中去，他像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同样抱着事必亲躬的态度，终于在四十九岁那年溘然长逝。
苏绰的贡献有很多，概括起来包括改定官制、改变公文模式、府兵制（没有材料证明参与过，但是苏绰去世的时候府兵制刚好实行）、六条诏书。前面两条是对既有体制的挑战，甚至是对门阀政治的彻底否定；后两条则是根据人民习性所创造出的军事、政治模式。而且这四条相辅相成，将西魏的整体实力提升了一个档次，为后来的隋唐所继承，不论是开皇之治，还是贞观、开元天宝盛世，皆肇始于此。
西魏的官职承袭北魏，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虽然遭遇兵燹，但是由于贵族汉化已深，光靠武力不能够消除汉化的影响。北魏孝文帝对于门阀制度十分欣赏，他认为贵族们大多品德优良，随意选拔官吏就以门第为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被认为是变相的封建社会，虽然不同于西周的封建制度，但是大部分时候，你的出身基本上决定了你这辈子人生的高度。
天生的贵族，既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权力斗争，也没有品尝过人间的疾苦，想让他们保持一种简朴的生活谈何容易。于是浮华奢侈之风渐渐浓烈，这种风气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让整个国家灭亡，极力阻止这种风气是当时西魏统治阶层不得不着手干预的事情，而这个重担就落在了苏绰的肩膀上。
苏绰改定官职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周礼》，又杂糅了秦汉魏晋的官职，勾勒出了改制后六官的总体框架, 只可惜苏绰未能完成这一伟大构想就去世了，继承他的人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影响了后来的三省六部制度。
北魏孝文帝极力推崇门阀制度，还有一个相当现实的原因，尽管当时的贵族已经汉化，但是在文化上仍旧比不上汉人，如果不是提倡门阀制度，通过选拔人才治理国家，那么鲜卑贵族几乎都会被排挤到权力圈子之外，那个时候势必会引起贵族的反抗。
到了西魏，随着贵族的堕落，以及军事力量之中平民势力的崛起，不得不采取新的选拔人才制度，用以平衡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了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宇文泰对苏绰的《六条诏书》非常满意，立即昭告天下，让所有官员背诵学习。宇文泰也以身作则，将《六条诏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为什么《六条诏书》如此受到宇文泰的喜欢，又为什么成为治国策略的典范呢？答案就藏在诏书的内容里面。
治理百姓，谁的责任最大？以往的回答自然是中央官员，尤其是皇帝，但是苏绰的答案都定了这种说法，责任最重大的是地方官。地方官上面要对皇帝负责，下面要对百姓负责，他们是百姓和皇帝沟通的桥梁，只有他们公正鲜明，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国家才会安定。
地方官最重要的是“清心”，不仅严禁贪污钱财，还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处理事务应该公正贤明。时刻反省自己，不仅钱财不能贪污，就算是想都不要想，处处想着公理，就自己无私的奉献出来。
地方官不仅治理百姓，还应该是百姓的楷模，道德的表率，将礼仪孝悌廉耻等等融入到生活之中，百姓看到之后，就会跟着学习，自然走上正途。
这一条紧接着上一条来讲述地方官的责任。地方官不可不重视教化的作用，人生于天地之间，没有绝对的好坏标准，可是会随着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教化成质朴的人，自然天下大治，教化成轻薄的人，自然天下大乱。
苏绰将眼光投到了当前现实，世道衰退已经数百年，近年来又是大乱，这就造成了只看重武力，而轻视了德行的弊端。现在虽然社会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百姓们依旧受到战争和饥饿的困扰。等到稍微丰收之后，就可以抓住时机，对百姓进行教化了。
苏绰的想法与管仲的想法不谋而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利用好土地资源，劝课农桑，鼓励农业生产。劝课的具体方法是，到了耕种的季节，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参加种田，如果有发现不参加耕种的人，发现之后，立即处罚。
苏绰也考虑到了不同地方人的经济条件不同，他建议富裕之家应该帮助农具或者人力匮乏之家，然后取得相应的报酬。天有不测风云，有时因为天气的影响，不能出去务农，就要教授百姓种田的知识，但是知识不能太琐碎，太琐碎就会让百姓反感。又不能对百姓太过于松懈，那样就会有人怠工。
这一条主要是地方官如何选帮助自己解决政务的人才。以前的选拔模式，就是从门阀士族之中随便挑选即可，对于一些细致末尾的小官，只要稍微有点能力，不论品性如何。
苏绰建议，选拔官吏要破除门第关系而看重能力，对于一切有能力但品行不佳的人，也一并去除。这样一来，既保证了人才，也并非唯才是用。这种二元的新官员选拔方法确实扫除了六朝以来人才选拔的弊端。
一直以来，为了保证贵族的衣食无忧，官僚系统增加了很多无用的岗位，想要彻底肃清前朝官员制度的击毙，在机构上减少行政岗位，保证官僚系统运作的做高效率。
对于违法犯罪的公平处置，是苏绰改革的一大重点，因为法律不仅要惩罚坏人，还要震慑可能会违法的人，可是一旦出现冤假错案，就会被百姓认为太残酷，引起不满。
为了排除上述担心的发生，让百姓心悦诚服，就必须谨小慎微，不得由于懒散导致有人被冤枉。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官并非是通达之人，面对不同的案件肯定会有含糊不清的时候。这就要求地方官办理案件的时候，要专心致志，如果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可疑之处，立即重复调查，避免滥用私行，屈打成招。
一旦发现大奸大恶，并且情况属实必须杀一儆百。
税收乃国家立身之本，尤其是当时还要平定敌寇。如何收税能够减轻百姓的负担，又能给国家增加收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苏绰提出了平均税赋的方法。平均就是不论地位如何，一概都要缴税，不能因为是贵族有势力而免去税收，而将税赋完全摊在贫民身上；也不能因为有人狡猾而加重正直者的负担。
苏绰最让后人钦佩的是，考虑事情周全。不仅税收上公平，还要考虑到税收征收的周期长。收税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尤其是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利，税收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让百姓可以从容缴税，苏绰认为，应该提前通知好，然后各个地方便可以在征收的回收不浪费时间。之所以苏绰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官员以前不通知，快到纳税期限的时候，又害怕自己完不成任务，就会慌不择路。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税收还有可能高价购买，但是那些贫民，之后通过借贷上缴税收。长此以往，国家不会稳定。
同样，徭役也会因为贫富的差距造成不合理的后果：富人在附近轻松完成徭役，而穷人要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繁重的徭役工作。
凡是不爱惜平民的官员都是国家的罪人，应该严惩。
苏绰的建议非常具有开创性，几乎超越了时代的认知，尤其是对犯罪案件的核实，都是他前瞻性的体现。但不得不说，他起草的诏书过于理想化，实施起来和他想要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差距。
苏绰能够提出这几点建议，完全可以肯定苏绰这个人不是一个整天埋头于书斋，或者游走于官场之中，玩弄权术的人。他应该是真正深入民间，体察过百姓疾苦的人。
当时，贵族之间平时写作的文章和政府公文是没有区别的。一手锦绣文虽然可以赢得大家的赞赏，但用在政府文书之中，就会很浪费时间，甚至抓不住重点。
苏绰亲自书写公文的作为范文，改掉了六朝以来的浮夸文风。而且，苏绰在公文之中的一伟大创举，今天还在沿用，这就是红头文件。
苏绰为了下达文件和下级官员上书容易辨认，决定采取以下办法：下发的文件用红色墨水书写，下面官员上书用黑墨水书写。
红色墨水书写的文件演变为“红头文件”的沿用至今，只是黑墨水文书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
苏绰死后，宇文泰悲痛欲绝，亲自为他送葬。令所有人诧异的是，苏绰那么大的官员，死后竟然没有过多的财产，基本只是够家人温饱而已。
苏绰死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杨坚就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而这个统一不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事件，而是苏绰改革后积攒出力量的爆发。
朱熹说，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观者，唯宇文氏耳。苏绰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这个评价对苏绰过誉了吗？我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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