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报头版
记者刘翔宇报道 4月24日下午，南勇案开庭的前一天，在铁岭市看守所内，南勇在公安机关人员的陪同下，与两位代表律师孙晓洋和高剑飞进行了开庭前的最后一次沟通。自从2011年8月初，南勇接到起诉意见书，第一次获准见律师之后，类似这样的沟通还进行过十多次。
在临近开庭前的几次沟通里，南勇对自己在庭审当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始终很纠结，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委屈，很多事情并不是白纸黑字写的那样，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到如今已经这样，似乎争辩再无意义。直到开庭前，在双方最后的这一次沟通中，南勇才彻彻底底地下了决心。南勇说，“对于自己来说，这一页就算是翻过去了。”南勇的律师回忆道，开庭之前，南勇已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即使有委屈，有不实，也不再争辩，他准备坦然接受这一切。而他也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案子，来让中国足球体制内的一些怪现象产生一些改变，促进中国足球尽快与世界接轨。
“足球成了实验品”
4月25日庭审当天，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南勇身穿红色棉衣，外套囚服，除了面庞略有些消瘦之外，别无他恙。
铁岭很应景的冷雨凄风，让这场审判多了几丝悲凉的戏份，开庭之前，大部分记者还都围在铁岭市中院门外，希望能捕捉点有用的消息。开庭之后，风雨渐大，记者们眼看着庭审一半会儿结束不了，便三三两两散去，留守的人越来越少。
南勇的妻子在开庭的两天前便到达了铁岭，虽然南勇托律师带话给妻子，叫她别过来了，或许是怕妻子见了之后，更为伤心，但南勇的妻子还是来了，“即使不能旁听，来还是应该过来的，我知道他的苦心……”南勇的妻子说。南勇在被正式批捕之后，由于司法部门的严格控制，两年多的时间里，南勇的妻子一次都没能见到过南勇。在南勇获见律师之后，妻子便多从律师那听说关于南勇在里面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在里面受过什么苦，每次都说挺好的，但在那地方哪能好得了？他就是怕我们担心……”
所以，开庭之时，无论如何妻子都要来铁岭看看。与南勇妻子一同来到铁岭的，还有南勇的姐姐，以及南勇以前的老同学。庭审当天下午，南勇妻子获准入内旁听。
与前一天进行庭审的谢亚龙的激烈态度相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南勇表现得极为冷静，对于起诉书的所有指控，以及所有自己的口供，南勇都表示“没有异议”，而对于证人的证词，在法庭询问时，他均表示“不发表意见”。南勇的态度让公诉人在公诉阶段格外顺利，不过，南勇的两名律师还是在庭审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辩护作用，对于很多证据都提出了异议，并列举了很多新的有利于南勇的证据。庭审一直持续到当天傍晚六时多。
即使已经经过了一整天的庭审，但南勇的精神依旧不错，在庭审最后的陈述阶段，南勇简单地说了几句，“第一，感谢法官给予我及我的律师充分的时间，来表达我们的看法，并列举证据，其中某些证人的证词不是事实，我很委屈，但我也不想去追究了，希望法官能够按照事实依法判决。其次，我从事足球工作十多年，也有很大感触，中国足球作为众多体育项目中的一个先行者，最早开始了职业化，但现在看来，当时职业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无论在各方面都是很不健全的，足球也成为了实验品。自从进入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每况愈下，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上的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逐渐衍生出了种种的潜规则，从事足球的人都身陷其中。我该做的工作也做了，但没有做好，相关人员不满意、球迷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出了这个问题，我又在这个位置上，历史选择了我，只能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南勇的妻子回忆道，南勇当时虽然说话的声音很小，但逻辑极其清晰，用最简短的话进行了总结，而这段话也让在场的多数人留下了眼泪。
庭审完之后，南勇走出法庭的时候，有如洗尽铅华一般，神色轻松，甚至面露笑容——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与其说南勇在为自己赎罪，不如说南勇在为历史赎罪，只是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这个代价是十分惨痛的。
希望推动足协体制改革
“南勇案”庭审完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的上午，律师获准与南勇又见了一面，进行了简短的沟通。
压在心里的大石落下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南勇轻松了许多。他先是表达了自己对律师的感谢，对于两名律师的表现，他都很满意，另外，他再次提到了自己之前的一个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案子，来让中国足球有些改变。”
时间回到2011年8月2日，此前于2010年年初被专案组带走的南勇，经过了一年半的牢狱之灾后，终于于当日接到起诉意见书，并第一次获准见到律师。
双方见面之后，律师首先给南勇做了详细的法律咨询，告诉他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构成受贿罪，并按照起诉意见书上的内容，逐条向南勇进行事实核对。
在第一次见面中，南勇的一席话让律师印象深刻，“南勇跟我特别提出来，一定要在他的主体身份上，也就是中国足协属于体育社会团体上下工夫。当时南勇和我说，他这个案子已经由公安厅审理变成了检察院审理，他的身份定性已经从非国家公职人员变成了国家公职人员，说我就算是辩护上有很大的突破，法庭上可能也不会采纳，他的身份无法改变。但南勇说，让我仍然要做这项工作，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首先足协是经过民政部登记的民间团体。第二，国际足联对此是有要求的，是要符合规定的，但足协恰恰不是这样。南勇很有预见性，他说对这一点的研究，并不会让他的案子本身能够有所改变，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南勇的律师说。
实际上，关于身份的认定，是中国足球案件中，一个最大的争论点。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此前一直处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混乱局面，足协和足管中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理论上来讲，协会应该是民间团体，和国家机关不发生关系，这也是国际足联对于各地方协会的要求，但中国由于特殊体制的存在，足协和足管中心其实就是同一个机构，既是协会，又是机关单位。在足球反赌扫黑案件发生之后，南勇等人的身份界定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按协会的人来算，南勇就应当是非国家公职人员，而按足管中心来算，就是国家公职人员，二者的量刑有着很大的差别。最终，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南勇等人还是按照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受到了起诉。
虽然对此问题的争论不会对有关自己的判决产生太大的帮助，但南勇在多次与律师沟通的过程中，还都提到这个问题，希望律师多去研究。
在看守所的时候，南勇几乎没有获得信息的渠道，他只能从律师那里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对于他进去两年中，中国足球的变化，南勇也颇为关注，有时候会问及律师，律师也向他讲起了足协最近进行管办分离的情况。据悉南勇也认为，这样的管办分离还是没有办法和国际接轨，还是存在问题。“每次见面的时间都很短，基本上都聊与案情有关的事情了，所以聊这个的机会比较少。”律师说。
“他并不期望辩护意见一定会被采纳，但希望通过这个案子，希望会有突破，推动足协体制改革和创新。他说，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大，可以让外界更重视这方面的事情，南勇说，他相信中国足协作为民间体育团体，将来一定要和国际足联接轨的，不管三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推动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南勇的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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