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组文章学术性很强，但论述考证人类第一部书，系统来读，会增长很多文史知识。
既然，管仲的时间比老子早了100多年，比孔子早了170年，为什么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是以儒墨道法的顺序来表述？
当然这是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导致的。不过，作为统治文化的儒家在回应这个历史质疑时，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学术处理。罗根泽断代《管子》就承袭了这种学术的遗说。他们不承认管仲和《管子》一书的法制思想，管仲既不是一个改革者，也不是一个变法者，法家的源头和代表人只能找到战国末期的韩非子。
断代“经言”中的《版法》，罗根泽说：“此篇乃一短幅之有韵文字，考评年代，本证既少，旁证又无，如欲确定，实谢未能”。就根据文中有“兼爱”句，断定为墨子后，文体又与《荀子.成相》相仿，那又是荀子后，就是战国末期的作品。
正是这种绝不是管仲之作，必是《管子》抄袭后人所作这种定式思维，让罗根泽这些学者既不承认管仲有法家法治理论和思想，又找不到《管子》的法制理论从何处抄来。
在断代“外言”《法禁》和《法法》两篇时，罗根泽找遍先秦，也没有找到中国法制思想，没有找到法家，只是在战国末期韩非子那里找到了一些论述。
兹再以《左》、《国》、《公》、《毂》证之，益知春秋时不能产生此种学说。《公》、《毂)言法者极鲜，见于《公羊传》者，惟文九年曰：“毛伯来求金……非礼也。……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而求，故讥之也。”成二年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斩。”见于《谷梁传》者，惟庄二十九年曰：“延厩者，法厩也。”僖二十年曰；“南门者，法门也。”定十年曰：“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法厩”，“法门”，与法令之法，毫无关系，余皆礼法常法。(即自然法，欺三军者法斩，与司马行法，皆自然法。)盖春秋时所谓法皆如此。《周语》载晋随武子(会)：“讲聚三代 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晋语》亦曰：“武于宜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左传》宜十六年亦载曰：“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考“执秩”之法，亦见《左传》。《左传》僖二十七年，晋文公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草鬼）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 官。”则其法，礼法也。《晋语》又曰：“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左传》成十二年又记楚子反谓晋（谷耳）至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谷耳）至曰：“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其法亦即礼法。《鲁语》：“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左传》哀十一年亦载之，谓孔子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周公作礼者也，所谓周公之法，周公之典，当然不若法家之法，法家之典。且孔子之言，以礼为之说，则亦礼法也。《左传》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水夸），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周语》单子与固定王论陈国曰：“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则又以制度为法，亦礼制礼法也。《周语》：“夫子而弃常法，以从其私欲。”《越语》：“死生因天地之刑。”韦《注》：“刑，法也．”又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左传》昭二十六年：“奖顺天法。”皆自然法也。又昭七年，楚无宇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亦皆极简单自然之法，与法家之法不同。《周语》曰：“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则其刑法，乃所谓典刑，非法令也。《左传》、《公》、《毂》言法，尽于此矣；即有未尽，亦无关宏旨者也。
《左传》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徽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又昭二十九年：“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盖春秋直至战国初年，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主用礼，不主用法，且探藏固密，使民人不得与闻。直至《老子》书犹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国语》虽曰：“夫耳纳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又曰：“布宪施舍于百姓．”但皆就乐言，非就法言。《楚语》载屈到死，于木言其“承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左传》言遗法者甚多，乃法范或法制之议，非若法家所言之条法律令也。如《鲁语》：“庄公如齐观社，曹刿曰：‘……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杜，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二十三年亦载之)以观杜为非法，则法乃法制；“后嗣何观，”则又有遗法以为后嗣模范之义。又：“庄公丹桓官之植，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公曰：‘臣闻圣王公之先封者，遗后之人法，使无陷于恶。”以丹楹刻桷为法，则法亦法制法范之义．又展禽论祀，撼文仲曰，“季子(展禽字)之言，不可不法也。”亦法制法范之义。《左传》文六年，秦伯卒，以子车氏之三子殉，君子曰：“先王违世，犹诒之法。……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予之法制。……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仁矣。”亦明著为法制之法。屈到既为政，盖遗政在民，而载之王府所藏之史，其亦法范法制之义，非法家“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之法也。
这里完整地抄录罗根泽两段文字，因为它是先秦《管子》之外法家的详细资料，颇有价值。春秋无《管子》之法，因此，《管子》无处抄。不过细研《管子》虽与战国《韩非子》有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多。并且以韩非子之言，韩非子在世的时候，“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当是韩非子抄了《管子》，而不是《管子》抄了《韩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