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枯叶，思想如尘土，哲学是风，诗是雨，酿成茶，慢慢品，才能品出天地人间的味道。
《管子》就是一座中国古老的茶馆，里面坐着一位老者，是从2700年前穿越而来，现在他正在邀请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思想者来喝茶聊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国教
孔子得志是在他死了300多年之后。
73岁的时候，一天早晨，从心所欲的孔子独自在院子里散步呤道：“大山终要崩塌，强有力的柱子也会破碎，智者也会像植物一样逝去”。一位弟子呼唤他，孔子又说：“没有有智慧的君王出现，在帝国中没有谁愿意以我为师。我死的时刻到了。”孔子倒在病床上，8天后死去。
公元前134年，即元光元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中国进入儒教的文化专制时代。
汉武帝为什么会选择孔子儒教？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焚书不只是儒家之书，坑儒也不只是儒家弟子，而是所有读书人和方士，但反对的是恢复周礼和分封制的儒家，实行的是法家的大一统郡县制。汉武帝也是坚持了大一统郡县制。汉代秦之后，在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个问题上也产生过争论和斗争，刘邦也分封过诸候王，但引起了内乱，汉武帝就平叛废除了分封诸候。因此，汉武帝这里独尊的儒，已经不是孔子的儒。孔子恢复西周王朝的“复礼”的儒家核心理想被抽走了，但是孔子儒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被强化了。秦始皇是一个秩序的保存者，通过战争统一六国，统一后他就要维护自己建立起来新的王朝和秩序。汉武帝也是如此，他也是从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变也了秩序的维护者。在维护秩序这一点上，儒家是最执著的。
如此，孔子就因需要而被神化和精神化了。原本的孔子并不重要，基督耶稣是不是确有其人都不能确定，但他就是被宗教塑造出来的神，因为世俗需要这样一个神。苏格拉底并没有什么哲学观点，但是却被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这也是需要，苏格拉底就是哲学需要塑造出来的哲学家。恰恰是孔子无所作为，人生很失败，没有什么成功，不被见用，但他仍然百折不挠孜孜以求的精神成就了后世的孔子，所有的统治者都需要这样一个现实的受难者。苏格拉底是一个受难者，他以慷慨赴死成就了哲学的生死之题。基督耶稣也是一个受难者，人们要从他的受难和复活来拯救世界。孔子是一个现世的受难者，但他坦然地接受现实，不做任何反抗，还继续为维护不公平的现世而奔走，这是多么难得之人。统治者在愚民的时候，首先要愚化文化人，愚化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蛊惑者。如此，不只是受难的孔子成了“圣人”，而且没有任何思想的孔子思想仁和礼，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穷经皓首的人生的理论。当然，孔子可以接受受难的命运，别人不可能，还要给广大的文人一个人生的希望和一条生活的出路，这就有了后来的科举和学而优则仕，所有的文化人都引导到了这条人生道路上，科举的内容就是儒家经典，儒家教义就这样刻入到中国历代文人的灵魂之中。中国的文人就随着孔子走上了奴才的人生道路，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这就有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而中国的专制社会就变得稳定和谐。
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一针见血地给予了揭露：“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布衣孔子’及其思想，曾经是长达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其根源在于孔子提倡‘忠君尊王’”。匡亚明进一步分析说，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王朝的正宗思想，历代统治者都在不断减少孔子思想对于上层尤其是帝王的制约，不断加强它对下层尤其是劳动群众的控制。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方面，汉代的“三纲五常”明显地加强了君、父、夫对于臣、子、妇的统治。到了唐宋之后，理学进一步加强孔学的专制色彩，竟造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孔于思想，有—种顽强的力量保证着全部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在各方面把未来永远复制成过去的模式。在这个停滞不前的“信而好古”的“模式”中，儒家的道统就成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如此，孔子就成了封建王朝的看门狗。
我们不能把中国儒教统治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相提并论，但儒教的负面作用是不能不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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