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文坛上，赵执信是位有着传奇般人生经历的人物。他自幼聪颖出众，十八岁即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早年仕途顺畅。但在二十八岁时，他因国恤期间宴饮观剧，为礼科给事中黄六鸿弹劾，遂罢官归里不复出仕。此后三十余年，赵执信四处游历，六十三岁始回归故里颜神镇，从此退居别墅因园二十年，八十三岁终老于乡。
对于这位人生起伏跌宕的清初诗人，学界以往的研究，或是评论他的诗学成就，或是考证其游历交往，而较少关注他在地方社会中饰演的角色。笔者在爬梳史料时发现，赵执信归居因园期间，恰逢颜神镇改立博山县。在这一改立过程中，赵执信发挥的作用至为关键。对于此事，目前学界尚无专文论及，笔者在此略加勾勒，以就教于前辈时贤。
赵执信的故里颜神镇，元明至清初隶属于青州府益都县。此地偏处县治西南，于县最为僻远。康熙《颜神镇志》称：“镇属青之首邑，时邑附郭于青州，唯颜神镇最远，去邑之西南二百余里。” ①此外，颜神镇山林萦密，地居险要，且为三府交界之所，兼之“土多煤矿，利兼窑治，四方商贩群聚于此” ② （P39 ），因此动乱之事频频滋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明朝永乐年间的唐赛儿之乱，以及嘉靖年间矿工王堂、姚世清等人的叛乱。明朝正德年间就曾有官员提议在颜神镇开立县治，此后两百余年，立县之议时断时续，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颜神镇才最终得以改立。
关于博山建县，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颜神镇距益都县城一百八十里，其间山川纵横、崎岖难行。官府规定钱粮交纳需到县衙，即使曾任职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及内秘院大学士的孙廷铨家也不能例外。有一年麦季，孙家交粮的骡马大队风尘仆仆赶至益都县城，此时天色已晚，但交粮队伍仍然很长。孙家仆人于是请求收粮官是否可以因其路远先行查收，但却遭致收粮官的抢白：“嫌远？把县衙搬你们家门口啊！”仆人返回颜神镇将交粮的遭遇告知孙廷铨，孙廷铨不但不怒，反而高兴地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于是将建县的事情交给了十八岁中进士的赵执信。后来，赵执信撰《分境议》陈述设县理由与方案，总督据此上请，最终于雍正年间建立博山县。
真实故事
显然，这是一则有着浓郁附会色彩的传说。故事的主要人物孙廷铨、赵执信都是清朝初年颜神镇的著名士绅。孙廷铨在顺治年间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康熙元年（1662）又官拜内秘院大学士，入参机务。其于康熙三年（1664）告病归乡，此后十年谢绝宾客、焚香著书。除上述传说外，笔者目前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其与建县一事有所关联。赵执信为孙廷铨的孙婿，颜神镇改立与其密切相关却是此言不虚。
清雍正二年（1724）冬，时年六十三岁的赵执信结束游历携家归里。次年夏，他修葺别墅因园，遂而隐居于此。此时的颜神镇又一轮的立县之议正浮出水面。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倌试图为颜神镇改县，他“檄济南、青州二府，查议应割淄川、莱芜二县地与否”，然而淄川、莱芜两县“有不欲者”，重重阻力之下，这次立县之议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陈世倌并未放弃他在颜神镇立县的设想，雍正四年（1726）夏，他亲赴颜神镇查勘，并就改立一事拜访了赵执信。赵执信向他备陈颜神镇去县悬远、镇民粮讼不便的事实，使之更为坚定了改镇立县的决心。陈世倌又鉴于颜神镇曾发生过唐赛儿之乱一类震惊朝野的大事件，希望在此地设置直隶州，以淄川、长山两县来属。其心意已定，于是饬令驻守颜神镇的捕盗通判“取绅衿呈详请”。然而不久，由于陈世倌的离职，颜神镇改置之事功亏于篑。
但至雍正七年（1729），颜神镇改立的问题又出现了些许转机。这一年，河东总督田文镜檄令青州府知府李根云至颜神镇查勘究竟适宜改隶还是改县。李根云遍览颜神镇地界山川，认为此地必当改县，并希望割淄川县焦庄以西七里店以东的地界归于颜神。他也就改立事宜前去拜访赵执信，得知其与自己意见相合。于是李根云将改县提议上奏田文镜，但却为田文镜否决。②由于史料简略，我们无从得知田文镜否定颜神改县的原因究竟何在，但从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在改县与改隶之间，他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此后的雍正九年（1731），有淄川盐商因改设直隶州对其行盐引有利，于是迎合田文镜的想法，造作讹言“议分颜神附镇八社属淄，余仍旧，设济青厅统辖二府。”山东巡抚岳浚对这一说法颇为怀疑，遂檄令分巡道刘柏亲赴颜神镇查问镇民的去留意向，若其不愿归于淄川，则仍留属益都县。但颜神民众对二者皆不情愿，并借此契机向刘柏递立一份设置新县的呈请。这份呈请是否与赵执信相关，由于史料无证，笔者在此不敢妄下断言。但据赵执信《分境议》的内容来看，他对呈请中“将三十四社题请改为一县，仍属青州”的提议颇为赞同。颜神镇民的这份立县呈请由刘柏详报督抚，但是“议不协”，立县的事情被再次搁置。
后田文镜解任还京，王士俊继任其河东总督一职。雍正十一年（1733）夏六月，王士俊巡行海岱，得知颜神镇镇民立县之议犹在，于是坚定为其改县的决心。由于新官初任，颜神改县之事对其来说了无头绪。王士俊于是先命青州府知府罗仪率益都知县李宪极至颜神镇寻访当地士绅。两位官员在赵执信处得其撰写的《分境议》一篇，此文对颜神设县的事宜谋划甚为详细，认为“割淄川、莱芜两县附近地自十里至二十里外不等，以益三十四社，庶几可立一县。”王士俊听闻“大悦”，于是再次檄令分巡道董自超率府县官按山川界址绘图详报，并据以上奏朝廷，其奏疏略云：
益都县系青州府附郭首邑，素称繁剧，现在历年积欠钱粮甚多，所辖四境几及五百里之遥。而县属之颜神镇并附镇村社，相离县治自一百八九十里及二百余里不等。在民有奔走完粮之苦，在官有鞭长不及之虞。臣亲历海邦，相度形势，诚于此处设立县治，划分管理为便。
王士俊的奏疏为朝廷议准，雍正十二年（1734）秋七月，“吏部议覆：河东总督王士俊疏言，东省青州府属之益都县附郭繁剧，请于该县所属颜神镇分置一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改益都县训导为新县训导。拔青州营把总一员，带兵二十八名驻扎新县，其原驻颜神镇通判一员、巡检一员俱行裁汰。应如所请，从之。寻定颜神镇新分县曰博山。”至此，从明代开始延续两百余年的颜神立县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赵执信的《分境议》
由上述博山建县的史实可知，赵执信的《分境议》对颜神镇最终改立作用关键，这篇重要文字被收入他的《饴山文集》第十二卷。该文以问答的形式呈现，详述颜神镇立县的地界划拨方案。
去县悬远的颜神镇虽为弹丸之地，却充当着地接三府的重要角色，镇境以南为泰安府的莱芜县，境北与境西则分别为济南府的淄川县与章丘县。作为一类行政区划调整事件，设立新县必然影响到被分割县份的利益，况且颜神镇一地立县牵扯三府分疆割土，因此府县间的利益纷争成为它迟迟无法改立的主要因素。赵执信的《分境议》即专为田土分割这一关键问题而作。
赵执信认为，如只是分益都县孝妇、怀德二乡三十四社为一县，则不算尽善之策，新县境域应当包括一镇之望的原山以及镇南咽喉青石关，如此方可尽显二者的地利优势。对于由此涉及到的跨府割地事宜，他主张只要适量割拨与颜神镇城相当的地界即可。至于新立县的疆域，他提议可依据自然山河的界限作出划定：
自原山北去至大峪口而断，其中一水名石臼河，东入孝妇河，此天然与淄川分界者也。自原山南下稍远，越瓮口岭，至分水岭而低，其水西流为汶，东流为淄。由青石关外入长峪道，贯乎益都之境，此天然与莱芜分界者也。尽取二界中间为新县有，西与章丘接壤，则得山、得关、得地利矣。山中之民，近依新县，作息嘻嘻，永无劳苦，则得人和矣。县于是乎立，名于是乎定。西倚名山，北连大邑，东尽诸舍之奥衍，南扼关河之险要，可以登地官之版，可以入郡国之图，将见本朝建置，远过汉、唐、宋、明，非尽善欤？
赵执信的《分境议》对新县境域的规划不但详尽且颇为可行，河东总督王士俊见之“大悦”则自在情理之中。赵执信之所以能对割立一事给出较为合理的建议，既基于其深奥渊博的学识，也得益于他实地踏访的经验。《饴山文集》中尚收录其撰写的《原山考》一篇，为考证颜神镇城之西的禹王山即是《水经注》所言原山，他不仅翻检披阅多种地书方志，而且还曾“以暇日策蹇独出，由青石关至原山之极南”进行实地考辨。笔者以为，有关原山的考察对赵执信《分境议》的撰写影响较大，《分境议》中提及的疆域划定方案基本围绕原山展开，赵执信也强调“不有原山，则县不可立”，且认为新立县“惟名之以原山，则是合《水经》古名而跻圣朝于虞夏之间，斯尽善矣” 。① （P514）
由于对颜神镇的山川景物了然于胸，赵执信在他的《分境议》中方才可能提供一种较为完善的建县方案，将新县设立引发的府县间地界、田赋等利益纷争尽量消解，从而为建县事宜减少一些阻力。从后来河东总督王士俊上报朝廷的奏疏来看，赵执信疆域划定的建议基本为其所采纳，而朝廷最终议准的改立方案也大致依奏疏而行。因此不难发现，赵执信的《分境议》在颜神改镇立县过程中作用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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