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京子，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在华北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服役。
我于1939年7月，作为陆军医院西村部队的特殊志愿护士参加了潞安作战。盛夏7月的一天，医院里送来了4名抗日军士兵俘虏。其中的一名年约二十二三岁，是一个容貌端正善良的青年，被日本军使用的糜烂性毒气弄得全身溃烂，左脚尤为严重，根本不能行走。当时我想：“为什么把这样脏的中国人带到这里来？”可是，医院的卫生护士长远藤军曹却对我说：“这家伙由你负责！”我十分生气，心想：“没有他我还忙得不可开交，再塞给我这么一个脏东西，受得了么？快点死掉算了。”因此，在处理创面时，也只是涂点红药水，应付了事。有一次我想：“如果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涂上碘酒，他将会痛成什么样子？”于是点在他糜烂不堪的腿上厚厚地涂了一层碘酒，这个青年痛得打着滚呻吟，苦不堪言。三天间，我没有很好地让他吃饭，大小便也不给他处理，再加上伤痛，他陷入极度的衰弱状态，溃烂的腿上和粪便上落满了苍蝇，蛆虫到处乱爬。我想：“得想个办法快点把他处理掉才好！”
傍晚，远藤护士长对我说：“给那个中国人做手术，你做好准备！”我做好了手术室的准备工作。远藤护士长、加藤卫生一等兵，还有护士吉田初子、川口睦子、我和另一个人，共6人作为助手，穿好手术衣，等待手术开始。小岛军医进入手术室后便命令：“今天由我指导，由远藤做手术。”我们便将这一青年绑到手术台上。远藤只是简单地做了局部麻醉，便用手术刀割开皮肤，切开肌肉，进行止血。最初我曾帮助止血。我想：“我倒是用肉和鱼做过菜，可用刀切入人肉不知是什么样？反正一两个中国人的死活是没有关系的。军医也承认我是有胆量的护士，是个人才，我也要干出点成绩来！”于是便向军医请求道：“请允许我来做截肢手术吧！”军医说：“你能行吗？”他没有接受我的要求。我再次要求说：“没有问题，请让我来做吧！”结果，军医批准了。这时，远藤说：“反正是个中国人，这就算不错了！”说着，便马马虎虎地停止了止血。我拿过手术用的锯，从右膝关节的下面开始像锯木头一样，咔哧咔哧地截肢。因为我是第一次做手术，进行得很不顺利。军医和护士长都在注视着我，我心里发慌，汗流浃背，手术衣都湿透了。由于做的是局部麻醉，不十分有效，青年人痛得大声喊叫，一名士兵和一名护士，两个人按住他被绑着的腿，他仍然扭动着身体，腿迟迟锯不下来。我嫌他讨厌，便在他嘴里塞满了纱布，让他喊不出声来。青年人由于痛苦和愤恨，咬着牙，用着可怕的眼神瞪着我。由于没有充分地止血，所以每当他呼吸或扭动身体的时候，鲜血便从刀口咕嘟嘟地喷射出来。不知什么时候，军医早已走开了。截断这一根骨头竟用去了40分钟，从手术开始到全部结束整整用了两个小时。然后，便把青年抬回病房，由于流血过多，他已经精疲力竭，脉搏微弱，陷入危重状态。立即通过远藤，向军医进行汇报。军医说：“先注射八毫升B，过五六分钟后，如没有变化，再注射五毫升A，然后注意观察情况！”说着拿来了两种瓶装的液体。我给他注射了B，不到三分钟，只见他痛苦得满床乱滚，从鼻腔中流出通红的鲜血，开始挣扎，但已发不出呻吟声了。一会儿，他用像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说：“妈妈！”可能是呼唤他的母亲。接着，他向我要水喝，我却没有给他。当注射后12分钟左右，这个年轻人便断气了。根据注射后急剧发生的变化和A、B这两种使用代号的药名，我意识到这就是当时由潞安陆军医院研制的细菌液。后来，这个青年还被军医们作为研究材料解剖了。像这样宰割活人，把人代替豚鼠，用作细菌试验等等，这就是天皇制军队的真实情况，也是戴着“白衣天使”假面具的我的本来面目。
（摘自凤凰书品新书《我认罪——日本侵华战犯口供实录》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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