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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精选】2015年第6期| 张兵|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 ——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原文刊登于《城市规划学刊》2015年第6期)

关键词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单元;区域整体保护;文化遗产

1 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观察

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古代城市是在农村居民点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最初的城市都是在当时农业发达的地区形成。而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农业发达程度、商业手工业的水平有很大的差异(董鉴泓,2015),因而逐渐地造就了文化的地域差异。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类型多样的城镇与乡村聚落,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个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性的文化板块,更突出了地域的文化特征,成为这些区域今天和未来发展的内在力量。以长三角的浙东地区为例,在密集的水网与不断发展的各种水利工程基础上,形成了数量多、类型丰富多样的水乡市镇和乡村聚落,“每一种地域类型的聚落,不仅有其特殊的自然环境,而且也有其特殊的聚落职能,即聚落居民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聚落地域类型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历史时期劳动人民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的反映(陈桥驿,1980) ”,体现出丰富的文明发展过程。这些聚落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承担着不同的聚落功能,彼此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联系和互动逐步发育形成了功能关系网络,并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地演进变化,形成了今天长三角城镇群核心地区丰富的文化现象。从区域文化遗产的构成来看,在富集的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之间,还有溇港圩田、桑基鱼塘等具有典型江南文化意象的农业景观,以及运河网络、闸堰海塘等其他历史文化资源,共同形成了凝聚中华文明精华、极富人文魅力的地区,也使得中国这个世界级的、最为国际化的城市群拥有了鲜明的地方性。

早期聚落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本能聚居的反映,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演进,许多聚落的形成和演化具有了经济、政治、军事的重要意义。例如在贵州省贵阳与安顺地区,集中分布着众多的“屯堡”,这些聚落的形成背景是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历史。在平定云南梁王叛乱之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采纳“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的建议,采取屯田制,命令来自江南、中原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在贵阳和曲靖之间设立了威清卫(今清镇县)、平坝卫(今平坝县)、普定卫(今安顺市西秀区)、安庄卫(今镇宁县)、安南卫(今晴隆县)和普安卫(今盘县) 等六个卫,并每隔百里建立屯军寨子,形成牢固的军事防卫系统。笔者在贵安新区的相关规划工作中接触到安顺市内的众多屯堡(图1),许多仍保存着完整的石砌屯门寨墙,屯堡内集中分布着大量传统木结构和石材的乡土建筑,防御性特征显著;屯堡周边都有农业条件相对优越的坝子(图2);近年来,尽管部分屯堡人口外流严重,但仍有不少保留着聚族而居的格局,家祠神庙香火不断,当地人独特的服饰和戏剧民俗被认为是记载明代文化的活化石。每个屯堡作为一个“聚落单元”,均反映出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军事功能与农业生产的完美结合,地区内众多屯堡聚落,因地制宜,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令人称绝的文化景观。

 


图1 屯堡历史文化聚落的区位图

 


图2 云山屯寨门外部的农业空间是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的重要组成

此外,还有一类聚落,其依托于区域性交通廊道发育演化。例如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沿线,除8个省的27座城市(建制市) 和入选的58个遗产点外,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城镇和乡村,随运河而兴,随运河而衰,大运河的开凿与演变对于一定时期沿线城乡聚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运河水网的组织下,这些城镇乡村在手工业、贸易和文化往来方面发生着密切联系,在互动中逐步形成了城镇和乡村网络,由紧密联通的枢纽和节点城镇形成的结构化的功能体系,历史性地支撑了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当代的发展价值事实上都远远超出运河作为水利工程本身的价值。

上述案例解析的空间现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在特定区域中,历史性的城镇和乡村聚落分布十分密集,或是依托于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或是依托于某一重要的区域性交通廊道(例如运河、驿路、铁路等),或是由于军事防卫的需求,其发展演化的历史体现了城镇乡村聚落内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联,这种具有较强共性的群体尽管在其内部保留着一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从国家和区域尺度而言,集中代表了地域性的城乡聚落风貌,反映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并且从功能发育和空间组织上构成了具有一定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文化板块,大多在当代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继续着演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注这些城乡聚落的存在,并不是近期兴起的事件。在地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专门研究聚落地理,而其中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更主要集中在对于聚落起源和发展、聚落地域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及其内部结构的研究。在研究聚落起源和发展的基础上,聚落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揭示聚落地域分布、地域结构及其自然、人文影响因素,而聚落形态及其结构方面的研究则会分析不同环境条件下聚落形态的时空演变、组成要素和布局(王晓伟,等,2012)。这些结构关系的研究本身涉及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建筑学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当人们立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规划的实践时就会认识到,有关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无疑为理解这些城乡聚落发生、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如果将这些城乡聚落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乡聚落作为遗产保护对象,那么人们的视野就需要超出历史地理学规律的认识本身,进一步发掘这类城乡聚落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更自觉地认知这些聚落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典型意义,使其在当代人心目中闪耀出文明的光芒,不至于在无意间任它们湮灭于当代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中。鉴于此,笔者针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城乡聚落,从概念的提出、作为文化遗产的内在特征、网络保护的方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文化遗产认识方法的转变等方面初步开展研究,希望更多同行关注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并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做出有益的探索。

2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概念的提出

在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基于对上述历史文化现象的观察,笔者试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意指那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乡聚落。这个概念意味着“城乡历史文化聚落”首先是跨越一个以上城市行政边界的区域性地理单元;二是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区域地理单元的、其生成历史和演化历程以及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方面有许多共同性和相似性的地域文化色彩;三是富集着丰富多样的、具有复合性和整体性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素。笔者借用“聚落”这一术语旨在强调价值复合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素在区域集聚的过程和状态,这种过程和状态构造了整体上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遗产类型的地域单元。

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城乡历史文化聚落中,历史性城镇和乡村联系紧密,因此,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和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任何一个单体的历史性城镇或乡村,其周边“环境”中分布有众多具有文化相似性的历史性城镇和乡村,以及广大的农业空间,它们有相通的精神活动、习俗传统(但本地人往往更容易罗列出这些精神活动、习俗传统、乃至方言土语之间的细微差别之处),这些城镇乡村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交往频繁、关系密切。这些城镇和乡村之间互为“环境”,互为“背景”,共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板块”。任何一个单体的历史性城镇或乡村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无法反映出整个“文化板块”内部高度复合的历史文化价值。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的存在使“环境”对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更加突显。众所周知,在研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发展时,对这些城镇乡村的“周边环境”的研究是无法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到2005年的《西安宣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对“环境”的涵义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知,即除实体和视觉方面含义外,环境还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的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利用活动,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前的、动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在此笔者做了进一步引申,对于“城乡历史文化聚落”而言,由于它的区域空间尺度超出一般历史性城镇和乡村的空间尺度,因而可以被视为单个历史文化遗存周边最为密切的“环境”(settings),它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历经成千百年,共同塑造出单个历史性城镇和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从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角度审视,由于特定地域内各类历史文化遗存高度富集且遗存体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关系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任何单个历史文化遗存的特色和价值会因周边众多高质量遗存(作为“环境”的一部分)的烘托、对比、互鉴而愈发鲜明,特定地域具有的整体历史文化价值无疑由此获得提升。显然无论从有效保护单个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还是从全面保护好其依存的环境的角度来看,当单个历史文化遗存在特定地理单元内高度聚集时,最佳途径是从区域整体上实施对“城乡历史文化聚落”保护。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因地理单元的完整、文化特色的突出以及保留至今的遗产品类和数量的丰富,通常能够集中体现某种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而且在经历了大规模城乡建设、历史文化遗存遭受破坏至碎片化的当代,板块状的“城乡历史文化聚落”因为有实物和活态文化的存在而显得弥足珍贵。此外,在区域协调发展从国家政策层面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以区域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双重视角,发现、保护、发展“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既符合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就当今制度性的保护实践而论,我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古村落建筑群、历史建筑以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分类术语,而针对上述的“文化板块”现象,目前所有术语概念皆不足以概括其特征,即便将所有各类的历史文化遗存加以罗列,也无法涵盖“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概念内涵中最重要的“区域整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这个新的术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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