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成立十几年的红色中国经历着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此前的反右整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深深烙印在父亲母亲，还有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我大姐、大哥、二姐的记忆中。也深刻地烙印在我们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上。
反右派不用说了，因为父亲一时的单纯冲动，不但改写了他自己一生的命运，更改写了我们家、包括我们后辈们一生的命运。大姐大哥二姐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的童年、少年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从镇上吃红本粮的令人羡慕的小学老师，退职回家当了生产队的社员。结果文革运动风起，和村里的王家老地主一起戴高帽游街挨斗。脖子上挂着牌子，高帽上打着大大的红叉。然后他们自己成为村里受人歧视的黑五类、狗崽子。
我大姐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当时可能年长一些，后来的回忆里还少了些怨怼。我大哥、二姐彼时正经历着青春期、童年期，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
所以后来我有些理解了大哥二姐虽然表面上对父亲孝顺恭敬，可是却总有些隔膜亲近不起来的感觉。那时学校的课程还在正常进行。大哥二姐在初中时都是班上当仁不让的学霸级好学生，然而在升学一事上却遭到了最大的障碍。
因为我们家头上的黑五类帽子，他们读完初中，想要继续上高中的时候却丧失了被推荐资格，从而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我大哥进生产队当了半拉子农民。我二姐初中毕业时正值女孩的青春期，看着同学中最为她所不屑的一个个都推荐上了高中，经历过抗争、愤懑、无奈、抑郁，每天在家里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假期里，有同龄的伙伴来找她一起玩儿，别人都无忧无虑，欢天喜地，可二姐常常玩着玩着就发起了呆，像变了个人。
晚上，夜深人静，全家老小一起躺在大炕上睡觉的时候，睡在炕头的母亲清清楚楚地听到远在炕梢的二姐胸腔里传来的深重、混沌、错乱的跳动声。母亲说，这孩子心脏是落下毛病了，那哪是一个小女孩本该细微、轻捷、欢快的心跳啊。
虽然最后经过多方努力，二姐还是上了高中，但经历了升学的波折，二姐到底被病魔彻底缠住。在我已经长大的童年少年记忆中，不知有多少二姐病发虚弱卧床，面色或苍如白纸或黑如紫绀的镜头。
家里柜子上成年摆放的是成瓶成盒子的中药西药，砂锅上成年飘散着熬中药的味道。兼之母亲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吃啥补啥的偏方，朱砂炖猪心，然后一整只猪心炖在锅里，翻滚的泡沫混着黑红色的朱砂颗粒。不能加盐和作料。炖好后切成片片，逼着二姐分成几次来吃。
我二姐坐在炕沿上，皱着眉头艰难地咀嚼吞咽着。有时看我小猫一样伸着鼻子守在边上，偷偷给我塞几块。那种奇怪的味道，至今想起，嘴巴里仍仿佛有砂子的硌牙声。
后来母亲还从哪淘来过一只大牛心，比猪心大了许多。不记得二姐经过多少次的战斗才消灭掉。
但是，饶是母亲再怎么费心，二姐的病始终没有真正好起来。一九七四年二姐高中毕业，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都是推荐上大学。二姐更不可能有这份奢望，只能每天像别家姑娘一样，到生产队里出工。不管怎么说，毕竟能挣得一点工分。
于是我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过二姐年轻姑娘的样子。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无论春秋冬夏，头上包着或薄或厚的围巾，身上是臃肿难看打着补丁的衣服，面色枯黄没有光泽。
那时二姐已经二十一岁。明知政审、身体可能不合格，仍抱着侥幸心理报名参加了高考。分数下来，竟过了中专的录取线。那时的中专就相当于大学啊。然而体检一关还是意料之中地被刷了下来。
再一次的命运转机是一九八二年，我已经上了中学。二姐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大龄待嫁老姑娘。
而此时父亲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恢复教职已三年。父亲母亲商量，趁当时还有子女接班的政策，申请五十八岁提前退休，让二姐接班当了小学老师。
拖着病体的二姐总算不用再当农民，脱离了需要付出繁重体力的田地劳动。
二姐工作勤奋，努力上进，很快就吸引来县乡教育局领导来听公开课。后三十岁了还报了县师范学校的函授学习。在家里，二姐也成了顶梁柱，有限的工资全部用来补贴家用，补贴在我们几个小的兄妹身上。
二姐对我尤其关爱有加。一次二姐去县里学习，晚上回来从镇上到家要走十二里路，母亲打发我骑自行车去接二姐。走到半路，老远看到二姐走来。还没等到跟前，二姐就叫我说，等这月我开工资了，你得去配副眼镜了。原来二姐就在我看她的时候发现我开始近视了。
后来我上大学，家里没钱给我买新衣服，二姐把学校发给她做校服的衣料剪裁了给我做了一身衣服，而她自己仍然穿着那身旧校服。
老话说，长姐比母。大姐对我也非常好，但大姐出门早，那时我还太小。二姐一直在家里呆到三十二岁，对我来说堪比长姐。母亲常说，二姐对我们几个的心，无可无可的。
二姐年龄大了，本来对象就不好找。在农村当小学老师，又不肯嫁个农民，一直拖到三十二岁才找了二姐夫。二姐夫聪明，仗义，在长春某厂当司机，家住在市郊兴隆山，也有一个当过右派的父亲。
转年二姐的女儿出生。我去白求恩医大二院看二姐，病床上二姐满脸幸福地拥着女儿，说本来还担心身体不行，心脏会承受不住呢。我们一家人都由衷地为二姐感到高兴。
没承想女儿刚刚两个月大时，二姐竟突发疾病去世！
那天中午，我在大学正要下楼去食堂打饭，忽然父亲来了。开始还很高兴，拉着父亲去吃饭，可是父亲说是二姐病了，救护车送到长春市中心医院正在抢救，家里人都来了。
我一下子傻了！
赶到医院时，二姐人已昏迷。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姐。也是从小到大，第一次亲手推着冰冷的铁床送别逝去的亲人！而对于父亲母亲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成了他们一生中远超所有磨难的最大的伤痛！！
后来看余华原作、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看到那段红卫兵小将占领医院，手忙脚乱地为凤霞接生，凤霞大出血而死时，我眼前忽然闪现出二姐刚生产时拥着女儿幸福的样子，泪水禁不住滚滚而流！
二姐留下了出生刚两个月的嗷嗷待哺的婴儿，大姐疯了似的坚决要抚养。孩子还不会说话时，大姐就天天拿着二姐的照片给她看，这是妈妈，妈妈为了生你命都没了，可别忘了妈妈啊！
我知道大姐是想通过这样的启蒙教育表达内心的不舍，想让二姐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以延续，但对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却不知会蒙上多少阴影。
据说有一次村里来了个算命女人，大姐抱着孩子去凑热闹。周围一帮人便拉着女人给大姐怀里的孩子算命。女人略斜了一眼，说，唉呀，这孩儿可命苦，生来就没母！
大伙起哄，谁说的，这不在她妈怀里抱着呢吗？
女人说，她呀，她可不是她妈，她妈早不在这儿了。
众人大惊，无语。
二姐的女儿大了一点，被二姐夫接回城里上学，每个假期仍要回到大姐家，始终把大姨妈家当家，叫大姐的几个儿子大哥二哥老哥。后来上大学，又考上北师大研究生，留北京工作，也继承了二姐的基因当了老师。每成长一步，我都想，二姐要是活着能看到多好啊。不过相信二姐在天上之灵也会欣慰的。
全社老少聚在生产队的大屋子里听训示。上面说到要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这时正坐在人堆里玩，说话还有点大舌头的二哥不知怎么听到了，嘴里嘟囔了一句，我家没毛主席像，我家毛主席像都让我爸扔灶坑烧了！
这还了得！没等我妈我大哥他们反应，身边的邻居郭家大婶脸上瞬间变色，飞快地一把搂过二哥，紧紧地捂住二哥的嘴！从此到散会一直没敢松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疯狂年代啊！父亲母亲恰恰是因为看到高挂在门楣上的毛主席像脏污了，怕被揪辫子，想到要擦一擦干净一点。
在别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人家这根本不算事，粘了尘灰，挂了蜘蛛网，撕破了用浆糊粘一粘照样挂着。可在我家不行，我家是黑五类啊。
没想到那时的纸质不好，这一擦反而把主席老人家的脸擦破了一块。这回更不行了，父亲母亲密议再三，纠结再三，索性烧了吧。明天到生产队再要一张新的挂上。
几个大的孩子不用叮嘱也知道这事千万不能说，没防备已经记事的我二哥也把这事儿看在了眼里。于是上演了会场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来母亲每次回忆起这事时，仍然心有余悸。仍然感谢邻居郭大婶。否则就凭这一条，父亲早让他们抓出来打死了。
等到我出生时，农村的革命已经闹得消停些了。我家也能过些正常人家的日子。但是说起来也许我还要感谢文化大革命的。
本来我家已有了大姐大哥二姐二哥老姐五个孩子，母亲也已年过四十，在当时那种境况下，再要孩子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母亲发现又一个生命在她的腹中生根时，第一想到的就是到长春城里做手术拿掉，顺便做结扎手术。但是那时城里武斗正酣，各门各派斗争到了白热化。母亲生怕到城里不小心遭了流弹。母亲当然不想因为一个不想要的孩子，而让已有的五个孩子没了妈。所以没敢去冒这个险。手术没做成，于是才给了我生命诞生的机会。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体瘦弱，双目紧闭，没有哭声，并且不会呼吸。几乎形同一只刚刚褪了毛的小柴鸡。
已有过成百接生经验的接生婆告诉母亲，这个孩子活不了，找个地方埋了算了。母亲并没有特别悲伤，漫不经心地看了婴儿一眼，指挥父亲，出去找个地方埋了吧。
父亲早年在外工作不常回家，后来回来又是戴着一顶右派的高帽，在家的地位自然赶不上母亲。母亲在家庭事务上一向有着绝对的权威。所以不知道父亲当年作何感想，但既然母亲已经布置了，便听命地准备动手了。
这时要格外感谢隔壁赶来帮忙的老郭胖太太。就是前面一把捂住我二哥嘴，不让他胡说八道的郭大婶的婆婆。
老郭太太一把拦下，别的呀，是个男孩，还有口气呢，埋了怪可惜的。老郭太太接过了婴儿，小心地掏出了嘴里的污物，全身擦拭干净，拿了热被焐了一个窝，给了婴儿在人世间第一个温暖的怀抱。
所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昔孟母择邻处绝对是一个英明的选择。多年来我家住得最长久的一个邻居，兼能以朋友相处的唯一近邻，便是郭家了。以后关于郭家的记忆还有很多，暂且搁下不说。至少到现在为止，郭家婆媳先后救了我家两代人。媳妇救了我爸的大命，婆婆救了我的小命。
可惜这个救了我命的善良老太太，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实在所余不多。想要着更多笔墨，实在无从着起了。
母亲有我的那年已经四十四岁。即使在彼时的农村，也已不算年轻。加之母亲长年操劳，长得也老相，小时候带我的时候，总会被人误以为是孙子。
有一年母亲和我老姨一起带孩子去舅舅家串门，巧的是老姨和老舅各有一个儿子跟我同一年出生。三个一般大的男孩在同一家门口玩，路人见了都觉得稀奇。
于是就有路人甲问母亲，这么多孩子，这都是孙子啊还是外孙子啊。母亲骄傲地说，不是孙子也不是外孙子。这两个是外甥，一个弟弟家的，一个妹妹家的。这个是我自己的，是我老儿子！
于是路人甲乙丙一起侧目。
当我成年后，母亲经常跟我忆苦思甜，回忆这段艰难时光，不住地感叹，那时真没想到你能活下来，并且还能长成今天这样一米七多的个子，幸亏了当初没扔掉。
这一点确实也是我的骄傲。
母亲生我时早过了最佳的优生优育年龄。那时家里孩子又多，生活困难，母亲作为高龄孕妇根本得不到什么营养补充，生产之后也没有半点奶水喂给我，只好熬一点小米汤将养着。致使我先天的一副病弱之体。
作为家中六姐弟中最末的孩子，我至今仍羸弱依旧，却个子长得最高。也一度被认为是最聪明、最有出息的一个。
姐弟中只有我的成长之路一帆风顺，以不错的成绩一路小学、初中、高中地走下来，然后顺利升入本科大学。最后彻底脱离了乡村，成为了一个有着城市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城市良民。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我真的有什么过人天分，而是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我，唱着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歌，很快迎来了一个大好时代的到来。所有由社会、由时代给我家人造成的波折坎坷，笼罩在我家上空的阴云，随着我的长大渐渐烟消云散。
终于扬眉吐气的父亲母亲，会无意中放大每一个可以让他们骄傲和自豪的资本。小学一入学成绩还不错的我，便这样一路在家人的夸耀和别人的赞许中快乐地长大。所以说今天某些教育专家大力倡导的赏识教育，在我身上算是得到了验证吧。
但是作为尝到甜头的我自己，却没有把赏识传递给我的儿子。今天的父母因为竞争，因为功利，因为攀比的虚荣心，反而总是放大孩子身上的一点小小不足；在批评、指责、高压下的孩子，非但没有体验到成长的快乐，更得不到生命本来应有的自由舒展。很难想象，这一代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记忆里会留下什么。他们对美好人生的体验，是建立在攫取、竞争、负担重重之上，还是建立在自由、轻松、恣意生长的快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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