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原名寿春，中国近代教育先驱，南开大学创办人及首任校长。他一生实践教育救国，先后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张伯苓先生不仅是爱国教育家，还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他为推动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竭诚努力了一生，被誉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
张伯苓
一
张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早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训练，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海军舰艇上服役。1898年，他在奉命到刘公岛执行威海卫租借权交接任务时，中、英两国水兵的差异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道：“那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很庄严，面上露着轻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色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让他觉得“羞耻和痛心”。在他的思想深处萌发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意识。与此同时，他对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时的懦弱无能和军队官员克扣军饷的贪婪狠毒深感愤懑。在参加威海卫交还一事时，他目睹了日本太阳旗在威海卫降下，中国龙旗升起，隔一天又改升英国米字旗。“国帜三易”让他深感耻辱。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此时。”1898年，张伯苓脱离海军，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工作。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天津教育家严修的家馆开始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严修，其家馆远不同于一般私塾，学生除读四书五经等国学之外，还学数理化和英语等课程。张伯苓从教之初，就非常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当时西方体育传入我国，主要是在军队和军事学堂实行，而传统塾馆是鄙夷体育的。张伯苓不仅大胆地把体育列为私塾的必备课程，还积极以课外活动方式开展新式体育，如踢足球、骑自行车、练哑铃等。夏季时鼓励学生穿短裤参加体育锻炼。为了开阔眼界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他们共同创办了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后来天津南开中学的前身。从事教育为张伯苓实现其改变“民族体魄孱弱”和“民族志气消沉”的理想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二
“以体育人”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体育教育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的早期实践。他以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1907年秋，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他以风趣而富有激情的语言生动地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过程，引发听众极大的兴趣。1908年9月，张伯苓趁去欧洲考察教育的机会，前往伦敦观看了第四届奥运会，并参观了先进的比赛场馆及体育设施。紧张激烈的比赛、“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使他大受启发与鼓舞。回国后，在南开校园，张伯苓向学生们介绍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1909年10月，张伯苓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为题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国际奥运的认识。此后，张伯苓致力于发展竞技体育，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的负责人，为中国体育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20世纪初，我国各大中小学虽然已普遍开设体育课，但各地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同，也没有学校体育同盟之类的组织，各校之间的竞技比赛基本无法开展。1910年10月，张伯苓联络上海青年会和天津青年会等组织的体育界人士，在南京共同筹办了以大中学生为骨干力量的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张伯苓任总裁判。这届运动会还发布了《通告书》，表明组织者以参与奥运会为理想和目标发起本次大会。该运动会设田径、足球、网球、篮球4个项目，共计140名运动员参赛，每日观众达4万人。后来国民政府追认这次学界运动会为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会后，张伯苓与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张伯苓被选为董事，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团体。
1924年在湖北武昌举行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时，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华西5个区的体育联合会代表提出成立一个经常性的全国体育组织的倡议，8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推选张伯苓为名誉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要任务是：除参与筹办全运会外，还有选拔运动员参加远东运动会、奥运会，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体育活动等。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选派代表宋如海出席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27年之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下，又陆续设立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在张伯苓的领导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嘉奖和认可。1931年，国际奥委会来函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取得了可选派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从此，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
张伯苓为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相关事宜致内务部总长龚仙洲函（1925年10月）（节选）
三
张伯苓有句名言：“教育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他始终把体育放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提出：“体育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是体育的行家，又是出色的校长，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体育校长。”正如著名体育专家郝更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张伯苓曾说过，“体育发达，非啻身体之强健已也，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读书佳者宜有健全身体，道德高者宜有健全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在南开中学长期欠债办学的情况下，他毫不吝惜地投资体育设施建设。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就有17个网球场、15个篮球场、6个排球场、5个足球场、3处器械场和2个带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同时，他还不惜重金聘请专业体育教师来校任教。在张伯苓创办的学校里，体育课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和其他文化知识课程同等重要的必修课。
在张伯苓看来，“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他认为，体育可以使国民身体强健，可治重文轻武、鄙弃劳动的弱病；体育竞赛能够强化人的团队意识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团结、不能组织的散病；体育运动中的公平竞争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能够练就强壮的体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锻炼坚强的意志，培养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形成，体育运动能使“学生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精神，这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他倡导“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反对锦标主义，主张“胜不骄，败不馁”，只要竭尽全力竞争，发挥了应有技能，“虽败犹荣”；“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民主政治就是体育精神”。张伯苓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是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而且是与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建设新的民主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张伯苓一直以体育为教育之根本，他曾说，晚清以来，我国遭到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我中华民族有五病，即“愚、弱、贫、散、私”，要矫正上述五病，必须大力兴办教育，他极力主张通过体育来改造国人形象、培养救国人才，“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备，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有人曾这样感慨：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张伯苓这样倾心体育、精通体育。张伯苓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和中华民族崛起所付出的努力，已深深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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