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礼书》的开首语：“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意思是：德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只有德才能主宰万物，使百姓跟着走，这是任何一种强迫力所办不到的。又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意思是：人间的道理千头万绪，规矩没有一件事没有，但仁义应是贯穿始终的，再以刑罚束缚人犯罪。由于这样，德厚者处于社会的至尊地位，俸禄高的受到社会给予的恩宠和光荣，那么万民就会齐心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司马迁语言高度凝炼，概括力极强，又站在历史高度，把德治天下的道理说得十分透彻，也十分深刻！一个社会不靠“德”怎么行？假如这个社会充满了谎言，到处是欺骗，尔虞我诈，连执法者本人也变坏了，还怎么实行法制？假如这个社会充满了犯罪，执政者只靠武力镇压，这还是一个什么社会？
从上面可以看出，“德”的本原是“道”。何为“道”？“在《礼书》中作者作了深刻的阐述。
司马迁写道：“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坚固的盔甲和锐利的武器不足以取得胜利，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城河不足以抵挡对方的进攻，严厉的法令和多种刑罚不足以制止犯罪。为什么？如果遵循了“道”，这些东西就起作用；不遵循“道”，这些东西就不起作用。接下去，他又用楚国的都城郢被攻占和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的事实，两次写道：“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意思是楚国和
殷商所以被人家击败，是因为他们不遵循“道”的缘故。对于已经出现的违法者，司马迁也主张以“道”治之：“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因而刑罚者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意思是对“不由命者”要等他们知道自己的犯罪事实以后，再判刑。判了一个人要让天下人都受教育。犯罪的人不会抱怨判他刑的人，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这样做了，执法者就有很高的威信，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他遵循了“道”。
关于“道”
老子作了另一番阐述：
道是过程。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道转化为一,一转化为二,二转化为三,三转化为万物。道是本原。老子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就是说,道是天下万物的本原。道是物质运动的规律。“状之状,无物之象”,就是一切都受到它的支配和制约。道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不能违反的。只有遵循道的规律,坚持“无为”的原则,才能把事情办好。道是法则。老子把道视为必须遵循的法则,他说,“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他要求人们要坚持,遵循道的法则。又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是要遵循古代的法则,驾驭现实的实有,以认识历史的规律,这就是遵循道的法则的具体表现。坚持道的原则,天下和平安定,放弃道的原则,则会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按道的法则去作,道会成全你的,“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老子所说的“道”与司马迁的“道”基本是一致的。老子是将“道”放在一个更广漠的空间去考虑，重在强调事物的规律，似乎给人以“玄妙”的感觉，而司马迁所讲的“道”看得见、摸得着，与“德”密切相关，具有三个层次：
第一，“道”，是当政者必须遵循的从政原则。为什么坚固的盔甲、锐利的武器、高大的城墙、很深的城河、严厉的法令、各种刑罚，这种种的“硬件建设”都不起作用呢？因当政者不明白事物的规律，胡乱治世，也就得不到“民心”，人民不拥护他。
所谓“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都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
在《秦本纪》中司马迁曾引用由余的话，从反面说明，统治者无道就会出现的一种大厦倾塌的可怕现象。
第二，“道”，也是对百姓的理性教化。司马迁用罪犯来说明，没有一个人不可教化。如果万民接受“道”与“仁”的教化，就是司马迁认为的理想社会。 第三，“道”，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断深化的精神境界。所谓“洋洋美德”“人道经纬万端”“德厚”“禄高”，所谓“威行如流”，都包含着对“道”的探索。“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司马迁并没有把“道”与“仁”对立起来，而是彼此补充。道是规律，是事理，仁是为人。把“道”与“仁”结合起来的探索，就更无止境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然确立了“道”是治理国家的原则，那么怎样使“道”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各级官员的头脑中呢？ 在《乐书》中，司马迁说：“凡音者，出于人心也；乐者，通天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司马迁首先解释“音”是由心而发，“乐”通向天之伦理。接下去又分三种类型来阐明，知声者为禽兽，知音者为一般百姓，而知乐者为君子。“君子”是何人？是作为与“众庶”相对的另一侧面出现的，也就是从政者了。 司马迁进一步探求乐的深刻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写天地同节。”乐与礼属于同一种类型，与天地相通，乐表现为一种“和”音，而礼是一种“节奏”。 “乐”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司马迁引用了《论语》里的《子贡问乐》：“歌之为言，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就是歌。歌是一种拉长了的语言。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靠一字一说，还不够，需要把语言拉长了表达；再不够，就要发出嗟叹；仍然不够，就要用手足来舞蹈。这里“乐”的思想感情应是与天地相通，也就是上面所说，是与天地的一种“和”音。 那么这种与天地的“和”音又分几种呢？司马迁仍然引用《子贡与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法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这种规定性的分类无疑束缚了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只是一味强调与天地通而已。 《乐书》里还用了一段故事说明乐与天地相通的道理。卫灵公夜间闻鼓琴声，问左右听到没有，左右回答什么也没有听到。于是，卫灵公问师涓说：“我听到一种琴声，而别人皆听不到。其状似鬼神，好像为我而作的。”师涓连续两天时间才用琴把这种声音描摹出来。接着两人去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招待，酒酣，灵公说：“今天我们来，是因为听到一种新的乐声，奏给你们听听。”平公说：“好。”就令师涓坐到师旷旁援琴弹奏。未到结束，师旷说：“此亡国之声，不可听。”平公说：“为什么这么说？”师旷说：“这是师延为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师延东逃，投濮水而死。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必在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家必是不幸。”果不其然，不久卫国灭亡了。这个故事带有几分迷信色彩。我们从中看到的应是乐具有的暗示作用：纣王腐败堕落，专听靡靡之音，卫灵公也是喜爱靡靡之音，腐败堕落，故与商纣王有相同的下场。这种暗示作用，在此理解为与天地相通。 司马迁在此篇的最后总结说：“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以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我们当认真领会这段话的意思，只有音正，人的行为才正。音乐是与人的血脉、精神相通来使心端正的。音乐对内是帮助端正心，对外是分别贵贱；对上是祭祀宗庙，对下是教化百姓的。所以说，礼是从外面进入到人内心的，而乐是从内心发出的。统治者不可以有一点儿时间离开礼，如果有一会儿时间离开礼，那么粗暴怠慢的行为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可以有一会儿时间离开乐，如果有一会儿离开乐，那么奸邪之念就会在心中形成。所以古时候，天子诸侯听钟磬之声不离朝廷；公卿大夫听琴瑟之声不离前厅，是为了养成仁义的品行而防止走到邪路上去。邪恶之行出于没有礼，所以古代圣人要人们耳朵听《雅》、《颂》之音，目光要看威严的礼仪，步行要显出恭敬的仪容，口里应讲仁义的道理。这样，邪恶就无从进入君子每天的言行了。 这里，“乐”的本质真相大白了：它是对从政者心灵的一种净化，以达到音正而行正，“道”立其中，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这一套从外表到心灵的管理体系，真可谓“滴水不漏”。 一个“道”，一个“乐”，确实管住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好多人免于走向腐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士大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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