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盦，江西南昌人。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学科奠基人。著名教育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青年时代曾二度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获得农学学士、植物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等职。胡先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学衡派创始人和学术健将之一，其文学批评思想成为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胡先骕：一位具有奠基意义的植物学家，却点出了文学革命的死穴
胡适和胡先骕
作者：性静情逸；来源：新浪博客
非常遗憾，在网络搜索引擎里，搜索“胡先骕”，结果只是植物学家。没有多少资料提到“《中国文学改良论》”和“学衡派”。
与网络上的资料相反，我最早知道的胡先骕先生，是一位文艺家，一位通音韵，精训诂的神童，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而得名。杂志总编辑吴宓，胡先骕、梅光迪是其主要撰稿人。学衡派提倡把“昌明国粹”和“融化新知”联系在一起，主张“言文分离”，强调书面语言的约定性和正宗地位。他们从文学的道德内容和精神功用出发，强调维护恒定的精神价值，重视文学的连续性，认为只有继承传统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学。这在“五四”时期，很容易被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视为封建残余，列入守旧。然而面对“五四”新文化激进主义的狂热，这是不多见的清醒，基主张不是“革新”或者“守旧”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认识文学本质的问题。
“五四”以后，文学一直被人为的绑架到政治和思想斗争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剧，都成为斗争的工具，以至到某一时期，甚至成为评判阶级立场的依据，文学的自由性和艺术性变本为末。象“学衡派”这样企图力挽狂澜的智者，少之又少。可惜他们影响力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那些狂热的矫枉过正式的倡导者们。
胡先骕是一位具有奠基意义的植物学家，却点出了文学革命的死穴，莫非真地是旁观者清？
时至今日，文学才刚刚踏上他所指出的“正途”，但是100年的元气，岂是旦日之间能修复的！
附：中国文学改良论
作者：胡先骕
原载：《东方杂志》16卷3期，1919年
自陈独秀、胡适之创中国文学革命之说，而盲从者风靡一时。在陈胡所言，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然过于偏激，遂不免因噎废食之讥。而盲从者方为彼等外国毕业及哲学博士等头衔所震，遂以为所言者，在在合理，而视中国文学，果皆陈腐卑下不足取，而不惜尽情推翻之。殊不知彼等立言大有所蔽也。彼故作堆砌艰涩之文者，固以艰深以文其浅陋，而此等文学革命家，则以浅陋以文其浅陋，均一失也。而前者尚有先哲之规模，非后者毫无文学之价值者所可比焉。某不佞，亦曾留学外国，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源流，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今试平心静气，以论文学之改良，读者或不以其头脑为陈腐，而不足以语此乎？
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
或谓欧西各国言文合一，故学文字甚易，而教育发达。我国文言分离，故学问之道苦，而教育亦受其障碍，而不能普及。实则近年来文学之日衰，教育之日敝，皆司教育之职者之过，而非文学有以致之也。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即以戏曲论，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说亦本以白话为本者也，今试读Charlotte Bronte之著作，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即伙，其他若Dr. 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无论矣。且历史家如Macaulay，Prescott，Green等，科学家如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尔等，莫不用极雅驯极生动之笔，以纪载一代之历史，或叙述辩论其学理，而令百世之下，犹以其文为规范。此又何耶？夫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执一英国农夫，询以Perception，conception，consciousness，freedom of will，reflection，stimulation，trance，meditation，suggestion等名词，彼固无从而知之。即敷陈其义，亦不易领会也。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典雅之字句，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
且古人之为文，固不务求艰深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今试以《左传》《礼记》《国语》《国策》《论》《孟》《史》《汉》观之，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非若《书》之〈盘庚〉〈大诰〉，《诗》之《雅》《颂》可比也。至韩欧以还之作者，尤以奇僻为戒，且有因此而流入枯槁之病者矣。此等文学苟施以相当之教育，犹谓十四五龄之中学生，不能领解其义，吾不之信也。进而观近人之着，如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噶苏士传》，何等简明显豁，而亦不失文学之精神。下至金圣叹之批《水浒》，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纤悉必达，读之者几于心目十行而下，宁有艰涩之感，又何必白话之始能达意始能明了乎？凡此皆中学学生能读能作之文体，非《干凿度》、《穆天子传》之比也。若以此为犹难，犹欲以白话代之，则无宁铲除文字，纯用语言之为愈耳。
更进而论美术之韵文，韵文者，以有声韵之辞句，傅以清逸娟秀之词藻，以感人美术、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故其功用不专在达意，而必有文采焉。而必能表情焉、写景焉，再上则以能造境为归宿，弥尔敦、但丁之独绝一世者，岂不以心境冲淡、奇气恣横、笔力雄沉，非后人所能望其肩背耶？不务于此，而以为白话作诗，试能写实，能述意，初不知白话之适用与否为一事，诗之为诗与否又一事也。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彼震于外国毕业而用白话为诗者，曷亦观英人之诗乎？Wordsworth，Browning，Byron，Tennyson，此英人近代最著名之诗家也。如Wordsworth之〈重至汀潭寺〉（Tintern Abbey）诗，理想极高洁而冲和，岂近日白话诗家所能作者，即其所用之字，如Seclusion、Sportive、Vagrant、Tranquil、Tririol、Aspect、Sublime、Serene、Corporeal、Perplexity、Recompense、Grating、Interfused、Behold、Ecstasy等，岂白话中常见之字乎？其他若Byron之The Prisoner of Chillon、Tennyson之 Aenone、Longfellow之Evangeline ，皆雅词正音也。至Browning之Rabbi Ben Ezra，则尤为理想高超之作，非素习文学者，不能穷其精髓。岂元白之诗，爨妪皆解之比耶？其真以白话为诗者，如Robert Burns之歌谣，《新青年》所载Lady A. Lindsey之 Auld Robin Gray等诗是。然亦诗中之一体耳。更观中国之诗，如杜公不知〈兵车行〉〈赠卫八处士〉〈哀江头〉〈哀王孙〉〈石壕吏〉〈垂老别〉〈无家别〉〈梦李白〉诸古体，及律诗中之〈月夜〉〈月夜忆舍弟〉〈阁夜〉〈秋兴〉〈诸将〉诸诗，皆情文兼至之作，其他唐宋名家指不胜屈，岂皆不能言情达意，而必俟今日之白话诗乎？如刘半农之〈相隔一层纸〉一诗，何如杜工部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字之写得尽致。至如沈尹默之〈月夜〉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与其〈鸽子〉、〈宰羊〉诸诗，直毫无诗意存于其间，真可覆矣。试观阮大铖之〈村夜〉：「坐听柴扉响，村童夜汲还。为言溪上月，已照门前山。暮气千峰领，清宵独树间。徘徊空影下，襟露已斑斑。」其造境之高，岂可方物乎？即小诗如「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亦较沈氏之〈月夜〉有情致也。不此之辨，徒以白话为贵，又何必作诗乎？
不特诗尚典雅，即词曲亦莫不然，故柳屯田之「愿奶奶兰心蕙性」之句，终为白圭之玷，比之周清真之「如今向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同一言情，而有仙凡之别。然周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之句，犹为通人所诟病焉。至如曲，则《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折，亦必用姹紫嫣红、断井颓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韶光诸雅词以点缀之，不闻其非俗语而避之也。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而胜于汤玉茗此折之绝唱，则可断言之矣。
以上所称，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之证，即或能代之，然古语有云：利不十不变法。即如今日之世界语，虽极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则必不可能之事也。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过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向使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在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与今日无别，论者乃恶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之后世之价值，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国之古籍耶？且Chaucer、Spencer即近至莎士比亚、密尔敦之诗文，已有异于今日之英文，而乔、斯二氏之文，已非别求训诂，即不能读。何英美中学尚以诸氏之诗文教其学子，而不限于专门学者，始研究之乎？盖人之异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某亦非不知文学须有创造之能力，而非陈陈相因，即尽其能事者，然亦非既能创造，则昔人之所创造便可唾弃之也。故瓦特创造汽机，后人必就瓦特所创造者，而改良之，始能成今日优美之成绩，而今日之汽机，无一非脱胎于瓦特汽机者，故创造与脱胎相因而成者也。吾人所斥为模仿而非脱胎，陈陈相因，是谓模仿，去陈出新，是谓脱胎。故《史》《汉》创造而非模仿者也，然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俪文创造而非模仿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韩柳创造而革俪文之弊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他若五言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乐府歌谣词曲，何者非创造，亦何者非脱胎者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斯始可望其成功，故俄国之文学，其始脱胎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即善用其遗产，而能发扬张大之耳，否则盲行于具茨之野，即令或达，已费无限之气力矣。故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当未可限量，否则徒自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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