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父之战

“鸡父”，楚地，在今安徽六安市叶集.

从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506年，几乎八十年间，楚国和吴国之间就没有消停过，三年一小打，十年一大打，中间比较有名的战例简单汇总如下:

1、公元前584年州来之战:经过晋国速成培训的吴国小试牛刀，游击攻占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地，楚国“一岁七奔”，自此陷入双线作战、疲于奔命的历史诅咒。

2、前570年鸠兹之战(今安徽芜湖东):楚国“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进攻吴国，结果轻敌冒进，被吴国伏击击败，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逃出，主帅子重忧愤自杀，巫臣的灭族仇恨算是彻底报了。

3、前560年庸浦之战(今安徽无为南):吴国趁着楚共王逝世之机出兵攻楚，楚军设置三道伏兵，另以一军引诱吴军，结果吴军中伏大败。

4、前559年皋舟之战:楚国攻吴，吴国坚守不战，楚军撤退中轻敌无备，在皋舟(今安徽巢县西北)险峻道路上被吴军伏击。这一仗有些类似崤之战，但没打成歼灭战，只是击溃。

5、前548年舒鸠之战:楚军攻打舒鸠(今安徽舒城)，吴军前来救援，被少量部队引诱至楚军左军阵地，遭夹攻大败。

同年底吴军攻打巢城，结果吴王诸樊被射死城下，只得退走。国君战死沙场，是双方首次也是唯一一次。

6、前538年朱方之战:楚国联合多国联军攻吴，双方对攻，吴国夺取楚国三城，楚国在州来、钟离、居巢等淮河城邑加固城墙防守。

次年即前537年鹊岸之战:楚国多国联军再次攻吴，在鹊岸之战中轻敌致败，最终因吴军防守严密，无法进攻而退军。

这两战双方基本算是打平。

7、前536年房钟之战:楚国攻打徐国，吴军救援。楚军几乎以主力邀击吴军，结果疏于防备，反而被吴军在房钟(今安徽阜阳东北)袭击，大败。

8、前525年长岸之战:吴军攻楚，双方在长岸(今安徽当涂博望山)激战，各有损伤。楚军击败吴军舟师，夺取吴王旗舰“余皇”号，安排重兵看守。吴军主帅公子光(即阖闾)必须夺回“余皇”号，就耍了个小伎俩，先让少数人(据说只有3个)潜伏到“余皇”号附近，吴军夜间突然发起攻击，都喊口号“余皇”，这些潜伏者也交替答应，营造吴军已攻到“余皇”号附近的虚假局面。楚军果然中计，混乱下不仅大败，也丢了“余皇”号。

这便是鸡父之战(前519年)前双方的交战情况，总体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显著结论:

一是楚国败多胜少，战略防线渐次收缩，到鸡父之战前后，双方的争夺已主要围绕淮河流域的州来等地展开;

二是楚国仍具有战略优势和实力优势，它毕竟是历史上的霸主国，周边附属国众多，吴国在对抗楚国之余，必然要面对着一众小国的军事压力;尤其是楚国也玩起了类似“联吴制楚”的外交策略，开始扶持越国在吴国背后捣乱，埋下了吴国灭亡的伏笔。公元前544年，吴越开始首次交兵，自此，吴国也逐渐进入两面作战的不利战略态势。

三是，吴楚作战远不同于楚国和晋国等中原国家的征战，中原传统军礼制度在吴楚交战期间所能起到的约束和限制作用已经大大削弱。毕竟这是两个“南蛮”之间的对抗，尤其对楚国来说，它早已被同化并相对遵守军礼制度，然而吴国却不当回事，这无疑也是楚国的一大劣势。

由此我们见到，引诱、设伏、巧计等军事“谋略”常常出现于双方战争之中，尤其是吴国，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不仅追求运用“谋略”致胜，也较少和楚国正面阵地战，而是代之以游击战为主，连番“疲惫”楚军，这对军史上战争形式种类的发展无疑是重大贡献。

从这些角度来说，吴国已经具备了“兵者诡道”的深厚现实土壤，兵家圣典《孙子兵法》能在吴国问世，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有其必然性。

而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可以称得上是吴楚交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战之后，楚国彻底沦入战略守势，而吴国则为柏举之战一举灭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战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双方围绕淮河流域争夺的延续，前525年长岸之战后，州来城邑在吴楚之间数次易手，争夺激烈。

这一次吴军在吴王僚、公子光的率领下再次前来攻打州来，楚国派出将军薳越领兵抗击，同时组建了“七国联军”，即楚、许、陈、蔡、顿、胡、沈等国家，其中许、陈、蔡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顿、胡、沈可能就不那么面熟了。其实他们都是楚国长期以来的附庸国。

吴军见楚国联军来势汹汹，不愿直接迎战，转移到钟离待机。

州来转危为安，对楚国联军当然是好消息。但苦逼的是，楚国派来的“监军”、令尹阳匄突然病逝了(他原本身体就不好)，大战关头，损失这样一位核心人物，自然不吉利，对联军的士气大有打击。薳越也觉得运气不好，估计经过占卜，他不仅不下令追击吴军，反而决定全军转移到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休整。

楚国联军不战自退，让富于韬略的公子光嗅到了胜利的味道，他立刻建议吴军尾随追击楚国联军，于过程中捕捉战机。

而如何战胜七国联军，公子光经过深入的摸底和思考，也已成竹在胸，虽然敌方是七个国家联合，表面看似很强大，但他们的弱点也很严重:“这些小国之所以加入联军，主要是畏惧楚国，迫不得已，他们肯定出工不出力，尤其有几个国家的主帅并不真正服从楚国;既然联军无法团结，各自为政，那这个缝隙就可以利用。”他明确判断:“楚可败也”。

吴军就此制定战役计划:先发制人，以奇袭打击联军一部，争取制造混乱并波及其全军，从而趁乱攻击，争取全胜。

当时正好有实施奇袭的条件，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晦日”即七月二十九日。

这就要提到军礼制度的一个基本规定:“晦日不军”，这一天不仅不能打仗，甚至连行军乃至排兵布阵都不允许，因为不吉利。至于为什么不吉利，不知道，老祖宗就这么定的，几百年来都是这样，没人敢违背。

因此可以预期，深受“军礼”制度熏陶的楚国联军，在这一天注定会精神松懈、毫无准备。

那吴国敢打破这个规定么?打破这个规定就一定能打赢么?

如果您还记得，楚军早已在鄢陵之战中就打破了这一规定，“晦日”行军逼近晋军大营，但结果却并未打赢。

估计此战之后，楚国没少被晋国等中原国家嘲笑，而“晦日不军”的正确性似乎也因此反例而得到了强化。

现在吴国再次面对这个选择的机会。一方面是数百年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是可以切实得利的“天赐良机”，那吴国会怎么选择呢?

骨子里就不真正尊重军礼制度的吴国，决定选择冒险尝试。而历史果然奖励了挑战者和勇敢者。个中的经验值得铭记。

由此吴军出其不意，于晦日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上。

针对胡、沈、陈三国统帅(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年幼毛躁的特点，吴军首先以弱势兵力向他们发起攻击，引诱其出战。

据说这股弱势兵力是没有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3000名囚徒，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带在军队中的，这且不管它，总之他们很快溃败。而胡、沈、陈三国统帅果然中计，率军追击，结果陷入吴军三军的预先设好的包围圈，被包了饺子，三国统帅被俘虏、杀掉。

这只是吴军战役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放开包围圈，让三国士兵狂奔逃命。可以想象，这些士兵奔跑之余会说些什么，无非是“我们打败了”、“国君被杀了”、“吴军恐怖如斯”之类。吴军紧随其后，发起攻击，还故意把战鼓敲得震天响，营造出惊天动地的攻势局面。(这一点和抢夺“余皇”号的计谋如出一辙，估计又是出自公子光。)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此状况，自然军心动摇，在溃兵的冲击和吴军攻击的双重打击下很快崩溃。因为是晦日，楚军也没有列阵，薳越倒是富于决断，他见此情况已知无力回天，阵也不列了，立刻下令全军撤退。混乱之下，联军乃至楚军的伤损可想而知。

鸡父之战便这样以吴军的大胆“晦日”出击、以一胜七、大获全胜而告终。

如果您看到我以前写过的战争，相信您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一战吴国方面的军事指挥和用兵之道已经完全没有了传统“军礼”的任何影子，和后世的战争也已经大为相似。

这正是吴国对于军事史发展的真正贡献，对于“晦日不军”的传统打破只是个中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

虽然此时名将伍子胥已经身在吴国(他应该没有参与此战)，而孙武子还尚未来到吴国。

而一旦公子光(即阖闾)、伍子胥、孙武子军史上第一个“铁三角”联手，那楚国的命运就将彻底注定，这就是下一篇我将要写的“柏举之战”、一战灭楚。

战争背景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在宋国大夫向戍倡导下，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外举行春秋第二次弭兵会盟，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晋、楚、齐、秦四个强国，因国内矛盾激化，国势趋于衰弱，放慢了对外扩张、争夺中原霸主的步伐。偏处于长江流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加入中原争霸的行列。

吴国是春秋时期一个新兴的国家，原本是楚国的属国，自吴君寿梦继位后开始崛起。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的需要，采纳楚国亡臣屈巫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面打击楚国，牵制楚国的北上。日渐强大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作为战略打击的目标，因此同晋国结盟，摆脱了与楚国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自寿梦至吴王僚的六十余年间，吴楚两国战争频繁，互有胜负，但吴国因溯江攻楚困难及淮河流域为楚国控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地处淮河域中心的州来，与东面的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南面的居巢(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北)互为犄角，成为吴国难以逾越的障碍。州来虽曾先后两次落入吴国之手，但却复为楚国所据。

战争起因

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吴国因为淮河流域之地尚为楚国所盘踞，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再次进攻楚国控制下战略要地州来，于是吴楚之战再起。

战争过程

鸡父形势

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秋七月，楚平王得知吴军进攻州来，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并叫令尹阳匄(子暇)带病督师。吴军统帅见楚联军力量强盛，遂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伺机行动。楚令尹阳匄因病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低落。司马薳越被迫回师鸡父(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准备休整后再作行动。

鸡父位于大别山之西北麓，为当时楚国南端之重镇。其地当淮河上游之要冲，胡、沈、陈、顿、项、蔡、息、江、道诸小国，屏列其西北。楚控有其地以对吴，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且由此可控制淮颍地区诸小国，而保持其东方之势力范围。吴夺其地以对楚，则不仅可驱逐楚国在淮颍地区之势力而控制其周围诸小国，且可由此以进入大别山区，为日后破楚入郢做准备。

奇袭计划

吴公子光得知楚军统帅阳匄已病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为这是吴军退敌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楚联军，等待战机。

公子光说:"诸侯跟随楚国的虽然很多，可是都是小国。他们害怕楚国而不得已，因此前来。胡国、沈国的国君年幼而浮躁，陈国大夫夏啮年轻力壮但是愚顽，顿国和许国、蔡国憎恨楚国的政令。楚国令尹死去，他们的军队士气涣散，将帅出身低贱而很受宠信，政令又不一致。七国共同参加战斗而不同心，不能团结一致，没有重大威严的军令，楚国是可以打败的。"

吴王僚采纳公子光的建议，并制定出具体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古代晦日不打仗)，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先以一部分兵力首先来进攻胡国、沈国和陈国的军队，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攻击楚军主力。同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让先头部队放松戒备减少军威，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 的灵活战法。

吴军告捷

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吴军准备就绪后，于用兵所忌的晦日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楚司马薳越仓猝之中，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僚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公子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交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即散乱退却。胡、沈、陈三国军队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从三面突然出击，战胜了胡、沈、陈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啮。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此状况，军心动摇，阵势不稳。吴军紧随乱兵之后，乘胜擂鼓呐喊进攻许、蔡、顿三国之军，三国之军因惊恐、惶惧而流汗狂奔，不战而溃。楚军初见胡、沈、陈、军战胜吴军，向前奔逐，正感吴军脆弱无能，因为当天是晦日休军，多以未及列阵，忽见许、蔡、顿乱军漫山遍野狂奔而来，而后面吴国军队又冲击过来，楚军突受此种奇袭，仓猝之间向后败退。吴军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战争结果

楚军于鸡父之战大败后，司马薳越收集残部退驻薳澨(今河南省新蔡县境)从事整理。战后不久，发生楚国太子建之母出走吴国之事，于是司马薳越畏罪自杀，囊瓦接替薳越担任令尹。

战争影响

鸡父之战的失败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使吴国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地域资本。自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争霸战争中逐渐陷入被动。终于在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的柏举之战被吴国以少胜多，攻破首都，元气大伤。

战争评价

《春秋左传正义》:国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当与社稷宗庙共其存亡者也。而见获於敌国，虽存若亡，死之与生皆与灭同。

《春秋繁露》:鸡父之战，吴不得与中国为礼。

《吕氏春秋》: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