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chán（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里（古代城市中住宅的通称）。市～（集市）。）。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iu'h'b'g'g'y'h'h'g'g'g'g'g'h'h'h'h'h'h技能和被广泛g'y'h'j'j'y're素，倘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
——《谢灵运集》
注释：
巢，本为动物居住的窝，一般由树枝和草搭建而成。穴，洞穴。栋宇，指房屋。栋，屋的正梁；宇，屋的四方垂壁。又，下栋下宇。林野，野外的树林。郊郭，城外，郊外。黄屋，即黄泥垒起的房子，俗称“干打垒”。汾阳，在山西，此处有七十多处文化古迹，以及古生物化石遗址、新石器遗址。市，集市。廛，对民居区域的称呼。率，直率，坦率，爽直坦白。扬子，即扬雄，一作“杨雄”。扬雄（前53——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西汉后期着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着名辞赋家。则，指原则、法度。邈，通藐，轻视，小看。张、左，即张华、左思。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西晋文学家、诗人、政治家，撰有《鹪鹩赋》。左思（约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着名文学家，撰有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即《吴都赋》、《魏都赋》和《蜀都赋》）。台、皓，即台孝威和商山四皓。台孝威，名佟，后汉隐士。《后汉书·逸民传》云其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室，采药为生。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着名学者，他们均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中，出山时都已八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饰，修饰。素，朴素。傥，洒脱不拘；不拘于俗。值，价值。
译文：
古时候人类所栖居的窝巢和藏身的洞穴叫做“岩栖”，所居住的房屋若建筑在山上则叫做“山居”，在森林原野中的住所叫做“丘园”，在郊区围绕城郭的住宅叫做“城傍”，这四种居住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还是可以理相推的。说心里话，总觉得自己所建造的黄泥屋子并不亚于汾水北岸的汾阳建筑。但就事论事，又觉得在“山居”很有情趣而不同于繁华的闹市。因为染病而享受着清闲，于是顺着自己的性情，坦然地做些自己乐于做的事，并因而就作了这一篇长赋。虽然扬雄（西汉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辞赋家）曾说过：“诗人的赋应以绮丽为创作的原则。”说的是文笔体裁要做到兼收并蓄，以臻于完美。但是今天我所作的这篇赋既没能表达京城宫殿大观以及游玩观赏袭猎声色之乐的盛况，而只是叙述叙述这山野之地的草本树木、河流山石、谷物庄稼之类，虽然才情比不上前代贤人，但是心胸却置之于世俗之外，作为一般的阅读文章倒是可以勉强过得去，倘若要做成什么锦绣文章，那么就可能相距甚远了。读者如果愿意放弃追求张华（西晋文学家、政治家、诗人，他因《鹪鹩赋》而被阮籍喻为有“王佐之才”）、左思（西晋文学家，其《三都赋》曾令“洛阳纸贵”）的那种艳辞丽藻，而只追求台孝威（后汉隐士）和秦末“商山四皓”的那种深邃意境，并排除外在的修饰而撷取内在的朴素，那么大概尚能满足自己的心愿。想法或意思虽然可用语言来表述，但是写起来却无穷无尽，今遗留这些字迹墨痕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真实而全面的意义，并寄托希望于有人赏识。
评析一
这是《山居赋》的序言。主要的意思是，文章并没有遵循传统创作原则去追求绮丽，虽然很长但真实的想法和全面的意思却难于表述完整，希望读者能进一步发掘其深意。
作者大胆地否认了辞赋权威人士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创作原则，认为虽然文采应与体裁统一，从而以实现真正的艺术美，同时也要联系实际，学而致用。强调本赋虽不艳丽，却蕴含深意。虽不尽如人意，但可以启迪思维，并由此作出深入思考，而有所收获。另外还认为既然创作环境不同，那么创作对象也应有所不同。既承认自己没有古人的才情，但却能置身世俗之外。认为如果一味刻意地去追求完美，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此赋的特点是，不使用张华、左思贯用的华丽词藻，而只寻求台孝威、“商山四皓”蕴涵的深刻和朴素。认为只有驳除事物的外表才能攫取实质，只有不拘一格才能实现辞赋的核心价值。强调文字言词只能陈述表面现象，并不能把真情实感完全表达出来。本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受到某种启迪，从而去求索真情实意，从而有所收获，这也是作者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二
谢灵运做山水诗实在是出于偶然的。因为，作为一个山水诗人，最起码的，他本人必须是性喜田园山水的。而贵为公侯的谢灵运，则是将隐居和游山玩水作为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远身避祸的手段。从他的这篇《山居赋序》中可得知这一消息。
文中陈说种种不同的隐逸实际上所追求的目的是相同的：即远身避世以求虚静恬淡。序的结尾，谢氏写道：读者只要不苛求华丽的辞藻，而是探寻其中的隐逸之妙，则可有会于心。本来，隐逸这种性格趣尚与质朴平淡的文字应当是统一的，谢氏此语是否已显现了一种无可奈何而勉强为之的心态？如果说不是，还可上溯前文：谢氏标榜此赋所叙非游猎声色等贵介公子的所作所为，而是叙述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此语不但一下子让人联想起谢氏的身分地位，而且，其中也蕴含着作者仍旧不能忘情于贵族生活的意味。正是这种不能忘情的心态，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在他的诗文中除了对山水草木的冷静叙述外，实在难以觉察创作主体的情感脉动，也很难见到他投身于山林泽薮所应该具有的回归自然的喜悦。
我们再上溯到前一段：对外物无足挠其心的静者来说，黄屋(指高门大楼、显贵之所在)之居实不异于汾阳之隐逸；就事而言，山居确有异于市朝。这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的道理。这样，在谢灵运心中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如果说归趋山野是为了更好地澄怀观道，则他在这篇序中又为何一再声明“求丽，邈以远矣”，而要读者“废张、左之艳辞”呢？华丽的辞藻往往是舒适生活的折射物，谢氏既然连“艳辞”仍斤斤于心(“废张、左之艳辞”实则显示出欲废不能的心态)，那么，又怎能忘怀显贵的生活？在谢灵运，这种无可奈何的退隐，似又包含着不能一申政治怀抱的意味。
因此，在谢氏的这篇序文和赋作典则的文字下面，隐藏着他对黑暗政治的厌倦和对时势观望而生的痛苦。这种不得已的心情又促使他在山水中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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