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场诗：
上古鸟田与象耕，从来含混烧脑中。
鸟田说是鸟种田，象耕传为舜弟耕。
虞舜有弟名曰象，愿给兄长当长工。
象耕一语可说透，鸟田又有何剧情？
《越绝书》记曰：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问天地之道，万物之纪，莫失其本。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黄帝造衣裳，后稷产穑，制器械，人事备矣。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
——《越绝书》卷第八
此中“鸟田”之谓，左看懵懂，右看懂懵，遂寻专家释读，结果发现说法很多，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观感有如听郭德刚单口：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在水中一冲一冒，说不清楚究竟是葫芦还是瓢，也不像是俩和尚在洗澡。
综合而言，鸟田解读主要有三说。
神迹助耕说（圣德感召象与鸟）：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都是超级神圣人物，活着时造福百姓，死后魂灵不灭，例如大舜死，魂灵号召大象给民耪地；大禹死，魂灵召唤百鸟，也来助耕，遂有“象耕鸟田”成语。
祖先行骗说（祖宗没实话）：以东汉大学问王充为代表。王充学问之大，著有论文集《论衡》传世。王充观点，认为是上古先民蔑视后代智商，编故事，吹牛——或者说是吹象、吹鸟，“象自蹈土，鸟自食草，土厥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王充还批评上古先民编故事水平不够高，“尧葬于冀州……冀州鸟兽不耕，而鸟兽独卫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驳也？自认为慧眼看穿了骗局。
象征说（模仿禽兽）：唐朝大学问陆龟蒙观点，谓“象耕鸟田”乃当时的农业四字宪法，性质类似于我朝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指导农田作业，模仿大象，用力耕；模仿鸟啄，速除草。此论出发于陆龟蒙观察唐朝当时农作（吾得于农家）。此说法揣摩起来，怎么都像用本朝的剑砍前朝的官，或者秦琼战关公。
三说之外，当代研究者也有诸般猜测。当代研究者一般以考古这碗酒做底，首先摈弃“象征说”——本朝的剑自然不能用来砍前朝的官；赞成“祖先行骗说”，又凸显不出当代研究者的智商。而因唯物主义思维训练，又都不屑于“神迹助耕说”；遂于“神迹助耕说”中，去掉神迹，揣为助耕。从鸟类行为习性和大越地理环境进行各种推测。然问题在于，神迹去掉容易，“独以”实在难圆。毕竟“神迹助耕说”是以大禹圣德感召为出发点，很好地说明了“独以”之因。无神迹，纯助耕，鸟儿干嘛只挑大越海滨这么个小地方？
现代研究者比较奇葩的成果，是观摩过侗族的“鸟堂”，做恍然大悟状：鸟田原来是大越海滨的捕鸟设施耶！这个解释，或可名为“撸串说”，应该为烧烤一族所热爱。
人性特征，都愿子孙过得好，所以祖先不可能无中生有、存心欺骗后代儿孙。对当时之诸多现象，祖先们就算不明就里，也是郑重其事记述，并附以当时的理解，传诸后世，成为民族记忆。存在于大越海滨的鸟田，即属于这一类。只是年代久远后，其存在的需要、存在的条件或已消失，造成后人的迷惑，甚至斥为虚妄，也是自然而然——这类民族记忆有本故事集，书名《山海经》。
当然祖先也不是有闻必录地记述所有。逻辑上讲，确有功德，确有震撼，确值记录者，才能让祖先欣然命笔或口耳传颂。故鸟田得以记录并传，必然是令当时的大越海滨之民获益良多，印象深刻，诧异不已，必须传下去的现实存在。换言之，一个神奇的禽兽助人的故事，不讲给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的孩子，不记入史册，对不起子孙后代。
鸟田，就是一个神奇的、与鸟共田的故事。
地主家也没余粮的原始农业
鸟田，远古到大禹时代，原始到了新石器晚期或青铜器早期。就农业而言，地主家也没余粮，乃为常态。原始农业克服不了土壤失能，也就是土壤肥力的保持：一块地，种起来容易，再种则难，三种别想。
土壤肥力，简称地力，地力维持程度，决定着这时期的文明程度，反之则是，文明程度，决定于余粮程度；余粮程度，决定于地力维持程度。种地谁都会，就算不会，学习起来也不难。大致过程，弄到种子，用石器（必须是让考古者认为新石器的石器，也就是磨制石器）或青铜器，掘个坑，放入种子，盖上土，拍拍手，吹声口哨，完成。剩下的就是天注定：种子发芽、破土、生长、结实，然后再用石器或青铜器收获。
但种地有个巨大难题，种一年，有收获，种两年，收获减少，三年，就不能再种，种也不长，此无他，地力掏空了。
原始农业对于保持或恢复地力，基本无计可施，只能依靠自然力。也就是狗熊掰棒子模式，开一片、种一片；种一片、扔一片，撂荒弃种，让土地自行恢复。至于多少年能够恢复再种，看情况，三年五年可能，十年八年也是它。
这是地主家也没余粮时代，更别提供养大批闲人，创造并发展文明——也就是荷兰学者鲁克荷恩所定义的，以下三项中具备两项，便可号称的“文明”：
(1)在一定区域的聚落中已经有好几个互相联系的、人口至少在5000以上的城镇、集镇或城市；
(2)已有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或借用部分外族文字而形成的自己的文字；
(3)已有纪念性的建筑遗迹和进行仪典活动的中心场所。
然凡事都有特殊，都有个得天独厚，傻人有傻福。世界上三处地方，倚靠自然力，也就是大河泛滥于热带沙漠，可以做到年年种年年收，不用撂荒或撂荒短暂，地主家很容易就存有大量余粮，创造发展出古埃及（尼罗河与撒哈拉沙漠）、苏美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沙漠）、哈拉帕（印度河与塔尔沙漠）文明。
上帝许给犹太人的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也有这个特征：约旦河与叙利亚沙漠。
河流大，夹带丰富，一泛滥就施肥；低纬度热带沙漠，高温干旱，泛滥之水能够快速消退，土地露出来，供耕种。
尼罗河最踏实，泛滥之准确，有如恒星出没，实际上，古埃及人就是把天狼星出没与尼罗河泛滥相对照，创造出历法。尼罗河所毗邻的是撒哈拉大沙漠，淤田积肥的效果也最好，所以古埃及人赞颂曰：尼罗河按时送面包。两河、印度河条件稍逊，不敢说面包年年按时送，也是隔三岔五送。所以，尼罗河、两河、印度河这种定期泛滥、迅速消退，丰富淤积，令“田”变得格外容易，收获也格外稳定，养出大批闲人，劳心者治人，不用种地，不用一睁眼就干体力活，地主家有了大把余粮。于是鼓捣出象形文字、金字塔；楔形文字、巴别塔、图章文字哈拉帕城。
相比之下，此时期，黄河还只是泛滥出村落，为满足鲁克荷恩给定的文明条件，我国考古学家们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发掘出半坡一类的小型定居点，大型聚居点城市或纪念性建筑遗迹则几乎全无。文字出现三千年前（商朝）。远远晚于比两河的楔形文字（七千年前）、埃及象形文字（六千年前）和印度河哈拉帕文明（五千年前）的图章文字。换言之，黄河文明虽然号称上下五千年，但目前能摆上台面的，也就是三千多年——安阳殷墟。
当然，我们的考古学者还在努力跟随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兴修水利的脚步，企图发现五千甚至六千年的文明痕迹，以证明祖先也绝顶聪明，也能供养大批闲人，鼓捣城市，鼓捣文字，鼓捣出文明。
黄河流经地带，纬度较高，泛滥是泛滥，但不够干旱，气温又低，养活闲人没问题，问题是能养活多少闲人，足以支撑创造文明的需要。
比较另三处地方，我们的祖先显然运气不佳。
黄河文明的时间上限至今无法提前到7-6000年以前，与埃及、苏美尔并列，不是祖先不给力，是祖先所处环境不那么给力。通俗说，黄河文明起跑得比较晚。
可黄河文明并未输在起跑线上，四大童蒙文明，黄河文明属于穷人孩子，泛滥施肥的河流有，但得想办法自己奔，所以黄河文明起步虽晚，却表现出十足的韧性，打不死的小强。另三处地方的人们躺在天赐环境中琢磨城市、文字、都能修建金字塔、巴别塔了，黄河文明还在水里苦哈哈刨食——也就是大禹治水。
说治水，实质是设法顺应水。水，来或不来，谁都没辄。水来了，要奔大海而去，设法让水顺利流走，露出泛滥过的土地，别没完没了地怀山襄陵——毕竟黄河没有合适的热带沙漠，能迅速吸收水。
黄河文明产生了一段独特的，与自然力做交易，利用自然力的民族记忆，并以神话或传说或历史记载形式流传至今，成为黄河文明的符号之一。
除了治水，还有一个民族记忆，规模较小，也事关大禹，那就是鸟田。
可能是因为这段与自然力做交易所培养出来的韧性与活力，黄河文明得以延续至今，而其他三大文明都已消失，成为其他民族的考古课题和凭吊对象，而黄河文明的传人还可以自豪地逢人就讲：我们的文明上下有五千年呢。
以韧性显著的黄河文明，很快就将其韧性，影响到不远的另一条大河——长江。
长江没能泛滥淤积出古文明，主要是气候、土地太过湿润，存水。远古时代，人力对此基本没咒念。
长江流域的大越海滨，靠人力维持地力，更是想都别想，还得指望自然力，普遍的自然力就是土地撂荒，转来转去，迁徙农业。但是，大越海滨还有种自然力，而且是大越海滨独有的自然力——鸟。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鸟，哪里都有，大越海滨有，其他地方也有。而且鸟还会飞，所谓“小燕子穿花衣，飞到东来飞到西”，小孩子都知道。凭什么大越海滨就跟鸟关系那么紧密，紧密到了产生鸟田记忆的程度？能肯定的，不是因为“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因为，哪里的春天都美丽。
一旦放弃“神迹助耕说”和“祖先行骗说”，这个问题就成了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一粒“铜豌豆”，对此，各路现代研究者运用各种手眼身法步，或避而不论、或含糊其辞、或大而化之，总之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
传“鸟田”的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结论是大禹圣德感召群鸟，扑棱棱飞来，还下地干活，帮人耕田。《越绝书》说得还比较含糊，“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吴越春秋》则直言“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
这意思，不考虑神秘因素，译现代汉语，就是：这里的来了好多鸟儿，远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好多鸟儿，为民田。
不考虑神秘因素，也就是如果不考虑圣德感召因素，那又是什么原因让大量鸟群飞来并驻留大越海滨呢？
根据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原理，应该是寻食。鸟来，因食物；鸟多，食物多；鸟特别多，那就是食物特别多。
问题又来了，这里的山没啥特别，这里的水没啥特殊；这里就算靠海，可是靠海的地方多了，凭什么大越海滨，而不是别的海滨，就有特别多的鸟食，吸引了特别多的鸟？
可能还是要突破“小燕子穿花衣”；“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燕子归来绿水人家绕”等儿歌、思春、田园风光范围，往大陆范围甚至全球范围想象，因为有些鸟类，为食物，在大陆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飞来飞去——简称迁徙鸟（候鸟与海鸟）。
这就需要探讨下迁徙鸟的食物。
首先要排除麻雀一类留鸟。鸟中麻雀食物，中国人很熟悉，或者说被教育得很熟悉，那就是粮食。所以曾有全国动员，打过一场以麻雀为对手的人民战争，场面据说蔚为壮观……这故事如果能流传下去，或可名为“麻雀战”，但这个名称会混淆抗日游击战法的四大战法，名为“打麻雀”，又混同民间博戏。
不仅现代人多以为鸟食为谷，大学问王充也如此认为“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啄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
就这段认识而言，王充犯了两个错误而不自知。一者，古人传的是“鸟田”，不是“雁田”、“鹄田”或“雁鹄田”，换言之，鸟田之鸟，是各种鸟，而非仅仅大雁天鹅。王充限鸟为“雁鹄”，属偷换概念。为自圆其说的偷换概念，不可原谅，要批评。
可以原谅的是第二个错误，鸟食。王充毕竟东汉人氏，以为迁徙鸟跟人似的，以五谷杂粮为基本食物，此为时代局限，那时候没有鸟类学家发表论文，所以对鸟类习性的了解，只能局限于自己有限的观察。
迁徙鸟（候鸟、海鸟）迁徙飞，道阻且长，所以必须食荤。起码以荤为主，间或杂食五谷。其实，说鸟类没有纯素食者，不算不严谨，甚至麻雀都不是纯素。麻雀后来获得平反的理由之一就是麻雀还吃虫，吃害虫，有助农耕。
正经迁徙鸟，主食首选为高热量鱼虾，也就是京戏《沙家浜》的唱腔“一日三餐有鱼虾”的鱼虾。只是，这些鱼虾包括但不限于沙家浜所在的阳澄湖，而是南方各种湿地、湖泊、以及海洋中的鱼虾等水产品。
湿地、湖泊、海洋之类，也非独特，也是到处都有，同纬度地方，烟波浩淼的云梦泽，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彭蠡湖，以及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海洋更不必说，东边一指是东海、南边濒临航行自由的南海……哪里都可以飞，都可以落，都可以越冬，为何大越海滨特别多？
因为，这里的鱼虾太丰富了，比其他地方都丰富，特定季节里，一日N餐都有鱼虾。
因为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渔场。
凡学过中学地理课者，都知道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群岛。
中国最大的渔场，又是什么意思？当然是鱼多多。
按传说，舟山群岛一带有四大鱼汛：大黄鱼、小黄鱼、乌贼、带鱼。日子一到，鱼群滚滚而来，布满海域，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没人说是葫芦也没人说是瓢，就是鱼群们一冲一冒。
当然，在人类的努力下，鱼汛已经成为传说，或正在成为传说。
舟山群岛何在？凑巧的很，就在大越海滨。
在人类还没能力大肆捕捞的远古时代，比如大禹时代，会有鱼汛存在么？这应该不用猜测，舟山鱼汛，是海洋洋流与河水入海等诸多因素造成，很复杂很多样，而这些多样且复杂的因素里，没有一项是人类活动。所以，在远古，在浙江一带还是莽莽苍苍时期，东海舟山一带，每年都会有大规模的鱼汛。只是，这时候的鱼汛，是迁徙鸟们心中的鱼汛。
究竟是那一代迁徙鸟发现并确定舟山鱼汛，无从考证，千万年总是有的，反正远在人类活动出现于长江流域，也就是河姆渡文化出现之前。千万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迁徙鸟们，秋风一起，就奔舟山，守着舟山，下海捞食，岸边或海岛筑巢，回年复一年。鱼类在舟山海域大规模周期性洄游、觅食、产卵、滞留，形成稳定的食物来源，催生了一条巨大的生物链，迁徙鸟则为其中一环。鸟为食亡的迁徙鸟们每年都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兴致盎然地前来。
多少年后，人类出现了，光着身子追逐野兽或被野兽追逐，当然也光着身子互相追逐。然后，又学会了种地。种地虽然不容易，但是还得种，因为，唯有种地，才能保证日益增长的人口获得相对稳定的食物。
于是，鱼汛旁边的陆地，大越海滨，一个开始名茅山，后改名会稽（现在名绍兴）的地方，原始农业与鸟类发生了联系。
教民鸟田
顺一下已有的逻辑：大越海滨能够独以鸟田，是因为大越海滨鸟多多，而大越海滨鸟多多，是因为大越海滨的舟山群岛鱼多多。舟山海里鱼多多，当时也没有拖网船断子绝孙捞，故总是鱼多多，于是大越海滨也总是鸟多多。那种多，不是枝上啼，不是绿水绕，而是铺天盖地的自然力。
铺天盖地的迁徙鸟们飞来之后，首要需求为何？当然不是下海捞食，因为食物就在大海里转圈儿，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寻找做窝地点乃为首要任务。做窝地，两大基本条件，距离食物转圈儿处够近，其次，天敌少。符合类似条件的，首先是岛，这也是汉字“鸟”、“岛”几乎完全相似的原因。被水孤立的陆地，在造字先人眼里，就是鸟。顺便说一句，现代唯物研究者，有人认为“鸟田”其实是“岛田”……这种说法，本质等同“祖先行骗说”，或可称为“祖先白字说”，都是低估祖先智商的行为。
鸟多多，鸟太多，岛屿瞬间就占满，后来的鸟们于是将深邃锐利的目光转向海滨区，鸟们的目光都是深邃锐利的，很快就发现海滨区总体上不适合迁徙鸟筑巢垒窝，因为植被茂盛，有利于掠食者（包括人类）隐身突击。但是鸟太多，筑巢地竞争压力极大，很多鸟还得冒险登陆海滨区，在某些相对空旷的地面扎营，即所谓“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鸿雁不存在找树枝栖息的行为，因为鸿雁的脚抓不住树枝，这也是苏轼错捅词之二。错捅词之一，被王安石抓过现行）。
多少年后，迁徙鸟们深邃锐利的目光中，人类进入刀耕火种，就出现了更多空地，刀耕火种的撂荒地，人一走，不是茶凉，而是鸟来。
然后，人类发现，鸟类栖息过的撂荒地，不用撂荒很久，几乎隔年就能种了。
原因，当时自然是不详的，但祖先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形成了碎片化、神秘化的知识，世代在大越海滨区说来说去，或引以为傲或引以为神，部落之间互相吹。
然后大禹来了。
大禹在整理各部落（例如杀掉防风氏）的同时，也整理了各部落的知识。大禹是很善于整理知识的——大禹能治水，就是整理借鉴了父亲失败的教训——当然，对于鸟栖地收成佳现象，大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可干嘛非要说出所以然呢？大禹是领导，领导负责的是制订政策。英明领导负责制订英明政策。
鸟类栖息地好收成之所以然，鸟粪也。
候鸟、海鸟的习性之一，就在窝边随地大小便，也就是遗留著名的鸟粪。鸟粪之所以著名，乃因其为最优质的肥料——其优质程度，导致一个国家（美国-1856年）专门通过一个《鸟粪岛法案》，大意是鼓励国民出去找鸟粪，国家给背书；三个国家为鸟粪开战，人脑子打出了狗脑子（智利、玻利维亚、秘鲁1879-1883鸟粪战争）还有一个国家（瑙鲁）干脆就是卖鸟粪立国。
当然大禹并无如此知识储备，不知道是鸟粪在肥田——东汉王充也不知道，所以只关注鸟吃食，不关注鸟拉屎——但大禹很谦虚，可以说非常谦虚，所以他能成功治理洪水，所以他深知大自然自有其道理，懂不懂，不要紧，顺天就能应人。
得知鸟类栖息与土地产出的关系后，大禹将民间零碎知识发展成为政策方针：既然鸟栖息就收成好，那么吾等就请鸟来居，与鸟共田：当年收完，整理地块，供候鸟、海鸟们做窝群居，并提供保护，防备各种掠食动物，偷鸟的，偷蛋的，蛋和鸟一起偷的动物以及人。为鸟类建设栖息家园。
这套政策写成古代汉语，就是“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
（地块）大小有差：地块无论大小，收割之后，都奉有差使：给候鸟们提供安居筑巢环境。这种环境，视野开阔的空地，方便警戒掠食动物即可。若能准备些垒窝材料，可能更受欢迎，更招鸟。
（耕者）进退有行：地块拥有者要负责保护在奉差地面筑巢的候鸟，既要照顾候鸟，驱赶掠食动物，还不能惊扰鸟们，使之飞离不回，发展出一套行为规范，不能跟子路似的，三嗅，把野鸡都给吓飞了。
（人类）莫将自使：同一块地，两个物种交替使用，人类春种秋收，鸟类冬居春走。鸟走赶紧种，鸟来赶紧让，可能还要设法排干积水，尽量整治得鸟们喜欢居住。
鸟们每天遮天蔽日前往舟山赶海，每天遮天蔽日上岸，上岸去哪里呢？鸟们彼此传说：离此不远处，有个地方，最近改名会稽，那里的人，人品，不，应该是鸟品，非常好，既不拿咱们当食物做烧烤，还会举行欢迎仪式，很贴心的……是啊，去年有狐狸来，偷我们家孩子，我们嘎嘎一叫，人就跑过来，把狐狸打跑了呢！那个骚狐狸……听着大伙儿，咱还奔会稽……人类真是奇怪，他们图啥呢？管他呢，去就好了……
三个月里，鸟们满天飞，鸟粪铺满地。春天来了，带鱼鱼汛过去，候鸟北方飞，海鸟海上飞，遗留的鸟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融入土地，农人持新石器或青铜器，掘坑、撒种、覆土。年年可种年年有收，不用撂荒，或撂荒时间短暂，故谓鸟田。
教民鸟田，一盛一衰：鸟冬居三个月，人春种秋收。年年都能春种秋收，年年都能一盛一衰，这在大禹时代已经奇迹——毕竟其他地方还处于种一片扔一片的技术水平。
一盛一衰也可能是种一年撂荒一年，也就是隔年种收。就算如此，能做到隔年种，那个时代，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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