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农业
正当中原地区进入夏商周三代时，我国东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开始逐步兴起。越国，是古代于越部族（百越的一支）以宁绍平原为中心创立的一个诸侯国，绍兴是于越部族的聚居地。自夏帝少康为祀禹祠封庶子无余至越始，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春秋时期楚灵王时（公元前540～529），越为楚的属国。楚让文种、范蠡来越，助越攻吴，越君允常（即句践之父）得到楚国的帮助而称王。公元前497年，允常子句践即位后吴越争战不息。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攻越大胜，许越为属国。越王句践罢吴返国，“卧薪尝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北进至徐，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号称霸主[1]，即所谓“越兵横行于江、淮，天下莫敢争锋”。战国时期，越国衰弱，约元前425年楚威王大败越兵，夺取浙西大片土地。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降越君，秦以越地为会稽郡。这就是越国兴衰的基本过程。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前476），越国逐渐强盛，至句践即位后，越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壮大与繁荣，越国的疆域也由原来的会稽山区及其北部平原不断向四周拓展，至伐吴前达现今浙江省的大部分，就是《国语》所说的“句践之国，东至于鄞，今之奉化、鄞县也；西至于姑蔑，今之龙游、巨县也；南至于句乘，今之诸暨也；北至于语儿，今之崇德也”[2]。现今浙江绍兴、宁波、嘉兴及金华、衢州一带都属其管辖范围。据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的研究，越灭吴时（公元前473年），越国人口约30万，疆域为5万平方公里。虽然在句践灭吴后，越国势力北上江淮，但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仍然在今绍兴一带。
春秋后期，继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越族先民在长江下游地区又开创了灿烂辉煌的越文化。在经济形态上主要表现为：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稻作农业和渔盐生产，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陶瓷制造业，以铸造精良的青铜剑闻名的冶炼业，以及发达的葛麻蚕丝纺织业、造船航海业等。那时，堪称为越地在先秦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自从距今6000多年前的卷转虫海侵以后，部分越先民被迫从富饶、平坦的宁绍平原迁移到会稽山、四明山区，成为一个山地部族，过着“火耕水耨”、农猎结合的迁徙农业生活，而且狩渔猎在生活中的比重也比较大。绍兴马鞍寺桥遗址中出土大量的距今3500多年前的柳叶形石箭头就说明渔猎在生活中的比重。在深山密林中，山地农耕以旱粮为主，水稻为辅，而且产量极低，靠石器和青铜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于越部族，原先“随陵陆而耕种”已不能适应人口繁衍和社会发展。于是，选择光温条件和水土资源相对较好的丘陵河谷地带和开展生产活动，实现向平原稻作农业转移成为当务之急。
越国农业重心的战略性转移是伴随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同时进行的。于越后期，越王句践即位后，都城由秦望山南的嶕岘大城（诸暨境内的埤中、勾乘、大部曾是越国部城）迁至山麓洪积扇地带的平阳（今绍兴县平水镇境内）。公元前490年，越王句践采纳范蠡“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立霸王之业”的建议[3]，又将国都从平阳迁至绍兴，越国农业生产的重心实现了山区转向平原，旱粮转为水稻的两大关键性转移。这不仅是越国社会发展、实现强盛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到了春秋后期，越国的青铜器和铁器冶炼制造业在会稽山北的上灶、王化、东关、漓渚一带发展起来[4]，铜制铁制农具的发展，使越民有能力在平原地区进行水稻生产和相应的农田水利建设。宁绍平原稻作农业自河姆渡文化后，由于海侵的原因，平原被海冰淹没，以后海水退去，有“鸟田”的传说以及沿海高地出土一些石锛、斜把破土器等用于水田作业的石制农具，但未发掘出河姆渡文化以后的有稻谷遗存的遗址。春秋以后，宁绍平原才开始有种稻的历史记载。最早的记载在吴王僚时期，即公元前515年，据《会稽先贤传））记载：“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忌挺身奔卫，妻子迸渡浙水（钱塘江），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泽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庆氏，名其田曰庆湖。”[5]当时称湖泽之田为“庆湖”，即现在的湖田。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越国都迁至小城（绍兴）后，平原农耕活动速度加快。
宁绍平原在春秋时期尚是一片浅海湖沼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宜水稻生长。稻作农业的重点从山区转向平原，从旱粮转向水稻是越国农业生产的重大转折。它表明，越国既继承了河姆渡稻作文化的光辉历史，又开创了越地以平原水稻为主体，粮、林、牧、渔、副等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种粮业。自公元前490年迁都平原后，越国加速对宁绍平原的开发，农业重心继续转向平原，大量修筑堤塘和围城，建设一批小型农田灌区和圩田，水稻田面积迅速增加。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无论在生产的规模，生产数量和生产技术上都达到较高水平，越国的稻作农业进入鼎盛繁荣时期。《吴越舂秋》记载：公元前495年，越国水旱不调，年谷不登，越王以国内发生饥荒为名，派大夫文种向吴王请籴，借粟（稻谷）万石。“二年，越王粟捻（稻谷丰收），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复还斗斛之数，亦使大夫文种归之吴王”。由此可见，越国水稻只要有一年丰收就可以腾出一万石稻谷归还吴国，足见其水稻种植规模之大了。所以，越国殷富，“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6]。从人口与社会需求及土地开发程度进行推测，越国在伐吴前，每年耕种超过184万亩。仅仅在越国活动中心地区的会稽山区和稽北平原，其耕地面积也超过12万亩[7]。除水稻外，越国的粮食作物有粢（小米）、黍、赤豆、麦、大豆等。
农副业。越王句践根据越地山水地形和自然资源分布，合理进行经济布局，开展多种经营。越国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葛，以及漆树、蔬菜、兰花等。桑用以喂蚕，麻、葛直接用于纺织或编结。越地种桑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蚕桑生产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越国。《越绝书》记载：“畴粪桑麻。”计倪向越王建议，图吴必先省赋敛，劝农桑，将农与桑并提，农比作粮食生产，桑比拟为衣着原料生产，说明蚕桑在越国的重要地位。当时，越国民间的丝绸纺织业已较为普遍，在袍谷里谷社遗产址中就出土有陶质纺轮。丝绸花色品种有帛、丝、罗等多种。据文献记载：“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使齐人守之，越谓齐'多’，故日'麻林多’。……葛山者，句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8]诸暨城郊的苎萝山也是盛产苎麻和苎麻布的地方。这说明，春秋时期，越国已开始人工种植麻，以用作纺织和制作弓弦。据史料记载，越国的漆树栽培、利用已较有发展，印山越王陵出土的墓室墙板、底板、木棺的外表都经过生漆涂抹[9]。
此外，越国蔬菜有葫芦、竹笋及蕺等，百姓以采食野菜为主，栽培蔬菜尚属部族集体种植。据《吕氏春秋》载，“和之美者，越辂之菌”。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笋》中引高诱注“菌，竹笋也”。说明春秋时期，竹笋已上越民的餐桌。越国的园圃蔬菜种植已专业化，据宋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曰：秽山，一名稷山，越国种菜于此。当时采集蓼、蕺等野生菜十分盛行。另据《旧经》记载：兰渚山，句践种兰之地。这表明当时的越国已有花卉种植。
畜牧业。《越绝书》中所记录的饲养动物，以牲畜为主，禽只有鸡，无鸭、鹅的记述。主要畜禽种类有牛、马、羊、猪、犬、鹿、廪、鸡等。对此，《越绝书·吴地传》记载：“桑里东，今合西者，故吴所畜牛、羊、豕、鸡也，名为牛宫。”“娄门外鸡陂墟，故吴王所畜鸡，使李保养之。”“麋湖城者，阖庐所置麇也。”这里虽记的是吴地，越地也当相同。据文献资料记载：“犬山者，句践罢吴，畜犬猎南山鹿，……。”“白鹿山，在犬山之南。”“鸡山、豕山者，句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鸡山在锡山南，……，豕山在民山西，……洹江以来属越，疑豕山在余暨（今萧山）界中。”[10]相传当年越王句践从吴国运来一批山鸡养在宫中，取名为越鸡，是一种小型蛋用鸡种。越鸡不仅肉质细嫩鲜美，是御膳中的珍品，而且羽毛鲜艳，啼鸣如歌，养在宫中，作为宫中妃子王孙们的观赏之物。庄子曾经说过，“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11]似乎是一种抱孵性弱的鸡种。又据文献记载，范蠡到定陶后在经商之余，还和农民一起开荒种田，饲养五牝。
水产业。春秋后期，越王句践将都城从会稽山北部的平阳迁至平原地区的山阴小城、大城，政治、经济的重心从山区转向平原后，长期与平原河湖、沼泽地打交道，越人的水上活动能力增强，加上越王句践引属东海、内、外越这些长期生活于海滨、海岛的越民，越民族自然成了习于水上生活的民族。喜食鱼类是越民的嗜好，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淡水和海洋鱼类及蚌、蛤等软体动物壳，袍谷里谷社遗址出土有网锤等捕鱼工具。所以，越人捕捞野生鱼类的历史十分悠久。《越绝书》中记载越王句践对孔子说的一段话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2]在《吴越春秋》中也有越王句践语“身为鱼鳖”的记述。长期的水乡生活，“民食鱼稻，果隋赢蛤，食物常足”，鱼虾、蚌蛤是越民的重要食品。春秋战国时，越人在后海捕获海鱼加工成鲞，以石首鱼（大黄鱼）鲞为上乘，已有渔品粗加工。
越地人工养渔业起源于春秋时期。据宋嘉泰《会稽志》引《旧经》云：“句践栖会稽，谓范蠡曰：'孤在高山上，不享鱼肉之味久矣’。蠡曰：'臣闻水居不乏干熇之物，陆居不绝深涧之宝’。会稽山有鱼池，三年致鱼三万，今上坡塘村乃上池。”坡塘鱼池遗迹在今绍兴鉴湖镇坡塘村。又载：“会稽山上城者，句践与吴战，大败，栖其中。因以下为目鱼池，其利不租。”目鱼池即为南池。南池、坡塘属于小型水库。据邱志荣、盛鸿郎考证，南池面积约0.53平方公里，坡塘水面面积约0.24平方公里，两者合计约1155亩，三年致鱼三万，三年亩产约26市斤，年亩产约9市斤。另据张克银考证，南池属半封闭水域，范蠡南池养鱼，实为堰塘养鱼，乃外荡养鱼的初级阶段。无论是池塘，水库还是堰塘养鱼，范蠡开创了绍兴养鱼之始。后人以范蠡名义编写的《陶朱公养鱼经》[13]虽然仅仅500个字，但它以精炼的文字对养鱼的收益、鱼池规格、鱼种的选择，以及对鱼类繁育、饲养技术和饵料利用均做了详尽叙述，概括了养鱼建池、孵化、混养、轮捕轮养等方面经验，提出鱼池规模“以六亩地为池”比较适宜；鱼种以鲤鱼为最好，“鲤不相食，易长，不费也”。虽然后人对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越国养鱼业的发达。这部名著对后世的养鱼业起了推动作用，即便对今人养鱼也颇有借鉴意义。
种兰渚山”。关于我国兰花的栽培历史，学术界历来就有两派见解。一派认为我国兰花的栽培历史至迟应从春秋战国开始，依据是《越绝书》中关于“句践种兰渚山”的记载。另一派认为我国兰花的栽培历史最早始于唐朝，认为唐以前的兰不是今天的兰。依据是唐以前没有描述兰花形状的资料，直到唐代诗人唐彦谦的《兰》诗中提到的“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时“才有点象今天的兰”。因此认为“今之兰”栽培历史应从唐开始。针对“句践种兰渚山”之说，持反对意见的理由大约有以下几条：
第一，《越绝书》现传版本没有“句践种兰渚山”之记载，“句践种兰渚山”记载是否真实可信。
第二，“句践种兰”不符合当时越国国情，打败仗的句践哪有心思去种兰。
第三，即使《越绝书》中有“句践种兰渚山”之句，也应理解为“句践种（田于）兰渚山”，不可能是“句践种兰（于）渚山”。因为这样才符合越国当时的国情。
笔者对当时越国所在地会稽，今浙江绍兴的文史、地理及考古等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分析后，认为前一种见解比较符合客观事实。
（一）《越绝书》记载“句践种兰渚山”是可信的
《越绝书》是一本来历较复杂的古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历史上有“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之说，它被称为我国地方志之鼻祖。有关此书的作者、卷帙、内容等方面，都充满了神秘色彩，至今仍存在不少有待认识的问题。
最早著录《越绝书》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中，它的作者均为子贡。宋《崇文总目》著录此书的作者时又加上“或曰子胥”。而陈振孙在其《书录解题》中认为“无撰人名氏，相传为子贡者，非也。”不同意《隋唐三志》和《崇文总目》的说法。直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学者在《越绝书》末卷《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的一段文字中找到了答案。这段文字是：
记陈厥说，略其有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辭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
学者认为作者应是“会稽人袁康和吴平”，又从“句践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年”句中推出袁康和吴平二人应是东汉初年人。此说得到《四书全书总目提要》的肯定。《四书全书总目提要》在卷六十六评说：
书末《叙外传记》以廋词隐其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属辭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
《四书全书总目提要》是官修的权威著作，后人基本肯定这种说法。
关于《越绝书》的卷帙，《隋唐三志》著录的《越绝书》有十六卷。但在《崇文总目》中仅十五卷。《崇文总目》称《越绝书》旧有内记八篇，外传十七篇，今文题舛阙才二十篇。可见，到宋代初年，《越绝书》已经缺佚了五篇。到宋末，又缺佚了一篇，只剩十九篇，计内传四篇，内经二篇，外传十三篇。因此自南宋以后的《越绝书》版本都为残本。现存最早的《越绝书》版本是明正德四年（1509年）的版本，已无“句践种兰渚山”的记载。我们平常所引用的“句践种兰渚山”来自纂修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的《宝庆续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卷四有：
兰，《越绝书》曰：句践种兰渚山。《旧经》曰：兰渚山，句践种兰之地，王、谢诸人修禊兰渚亭。
张淏在《宝庆续会稽志》的序言中说：
《会稽志》作于嘉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有变迁，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语也……所书辛酉后事，而《前志》时偶有遗逸者，因追补之；疏略者，因增广之；讹误者，因是正之。
也就是说，上面这段文字没有出现在《嘉泰会稽志》上，是二十五年后在《宝庆续会稽志》特地补上去的。从张淏上述说法中可以推出，关于“兰”的记载是作为遗逸者特地加上去的，因此，引用出点应更为慎重。另外，《宝庆续会稽志》早于明正德四年的《越绝书》版本284年。据《浙江地方志考录》说，《越绝书》在“南宋绍兴民间有许氏刊本，嘉定五年（1212年）有陈正卿刊本”。因此，可以认为，《宝庆续会稽志》引用的《越绝书》关于“兰”的内容，是《越绝书》更早的版本，至少是许氏刊本或陈正卿刊本。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获得二个信息：一是比明版本更早的《越绝书》版本中有“句践种兰渚山”的记载；二是《旧经》确认后人命名的兰渚山是句践种兰之地，而兰渚山边上的汉代驿亭叫兰亭，是王羲之、谢安等人修禊的地方。
《旧经》即《祥符图经》。呈书于大中祥苻三年，即公元1011年。也就是说祥苻年间就已确认“兰渚山，句践种兰之地”，因此，《宝庆续会稽志》引用《越绝书》“句践种兰渚山”是可信的。
（二）“句践种兰渚山”符合当时的越国国情
公元前492年，越王句践从吴国被释放回国后，就立志灭吴争霸，报仇雪耻。开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时期。句践为激励自己不忘雪耻，每天睡在柴薪之上，屋粱上挂一个苦胆，每顿饭前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滋味。吃饭不用鱼肉，穿衣不加修饰，常同百姓一起劳动。句践夫人也参与养蚕织布，过着清贫的生活。
为了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句践采纳了范蠡“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的建议，将都城从山麓平阳迁到沼泽平原地带。建立了以卧龙山为中心的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使越国有了一个坚固的中心。为增强国力，提出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国策。鼓励人们生育，增加人口。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之与母，生二人，公之与饩。”到攻吴前夕，越兵已有“习流二千、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总数达到五万兵力。
国家奖励耕种、养蚕、织布。为了发展经济，句践对国土作了科学规划。现摘录《越绝书》现存版本的部分内容，以了解句践布局经济、军事的情况：
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国时，蠡城尽。
稷山者，句践斋戒台也。
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句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苧罗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城五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去城一十二里。
葛山者，句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去城七里。
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践罢吴，蓄犬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为犬亭。去县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县二十九里。
鸡山、豕山者，句践以蓄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鸡山在锡山南，去县五十九里。豕山在民山西，去县六十三里。
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践夫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去县十五里。一曰句践伐善材，文刻献于吴，故曰木客。
射浦者，句践教习兵处也。
六山者，句践铸铜。铸铜不烁，埋之东坂。其上马箠，句践遣使者取于南社，徙种六山，饰治为马箠，献之吴。去县三十五里。
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
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
杭坞者，句践杭也。二百石长、买卒七十人，度之会夷。去县四十里。”
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为盐曰“馀”。去县三十五里。
……
另外，《绍兴地志述略》载有：
蕺山，在卧龙山东北三里许。昔产蕺，越王句践采食之。
稷山，在城东五十里，旧名秽山。越王句践种菜与此。
赖山，在城东六里，以近城，句践樵采赖之。今俗呼外山。
锡山，在城东五十里，越王采锡于此。
赤堇山，在城南三十里，欧冶子为越王铸剑之所。
称山，在城东六十里，越王秤炭铸剑于此。俗称称心山。
南池，在会稽山，池有上下二所，范蠡养鱼于此。坡塘即其上池。
箪醪河，一名投醪河，又名劳师河。句践谋霸，与国人共甘苦，行师之日，有献壶奖者，跪受之。覆浆上流，士卒乘流而饮之。人百其勇，一战遂有吴国。
……
句践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上下了一番大功夫：在水土资料丰富的大城东郊筑塘，建立了粮食基地——城东富中大塘。并相继建造了畜牧基地鸡山、豕山和犬山，水产基地目鱼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铸剑基地赤堇山、称山，造船基地船宫，练兵基地射浦，木材基地木客，纺织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盐基地朱余等。这些基地为越灭吴和称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
句践一边发展生产，一边采纳文种“遗之美好，以劳其志”之术麻痹夫差：
调教美女西施、郑旦……献于吴；
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
蓄犬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
伐善材，文刻献于吴；
饰治为马箠，献之吴；
当然，还有越地特产兰花，目的非常明确——献吴王。
其时，吴王夫差却沉溺于声色，荒于国政。他不听伍子胥的多次提醒与劝告，不惜人力财力大规模建造宫苑取乐：“台榭陂池必成，六畜好玩必从”，仅姑苏城内就有宫苑30余处，并广求奇花异草、珍稀禽兽，花天酒地，贪图享乐。因此，“句践种兰渚山”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由张元忭、孙况编篡，成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的《绍兴府志》也有记载：
兰渚山，有草焉，长叶白花，花有国馨，其名曰兰。句践所树。兰渚之水出焉，兰亭，山阴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
《绍兴地志述略》载：
兰渚山，在城南二十七里，句践树兰于此。
渚，水边也，渚山就是水边之小山。渚山南靠会稽山脉，北临古鉴湖，面东背西，确实是种兰的好地方。
越国在水土肥沃的城东“富中大塘”及周边早已建立了粮食和蔬菜基地，更本不用到远离城市的渚山山地里去种粮食。因此，“句践在兰渚山种粮种菜”纯粹是臆想之说。
（三）句践种兰与兰渚山、兰亭的命名是因果关系
任何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将“句践种兰渚山”解释成“句践在兰渚山种田”，是将句践种兰与兰渚山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我们知道，在句践将都城从会稽山麓平阳迁到沼泽平原地带以前，沼泽平原地带荒凉无人烟，是没有地名的，所有的地名都是由于越国人的社会活动而留下的。前面提到的稷山、麻林山、葛山、姑中山、富中大塘、犬山、白鹿山、鸡山、豕山、练塘、木客、射浦莫不如此。同样，由于句践在渚山种兰，后人才将渚山称为兰渚山。到东汉时，在兰渚山边修建了驿亭，被取名为兰亭。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初三日。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兰亭进行修禊。“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王羲之当场写下《兰亭集序》。
据最近考古发掘，离兰亭二公里的木客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越王允常的陵寝。这与“句践种兰渚山”的地理条件也相符合。
早年，兰渚山下有一个叫“花坞”的小山村，一条叫“兰亭溪”的小溪沿村庄流过，沿村的一条小街叫“花街”，而花坞村村后的小山岗叫“花墩顶”。如今，兰亭溪尚在，而花坞村、花街已大变样了。
因为“句践种兰渚山”，所以才有后来的兰渚山和它周边的兰亭、花街等地名；才有绍兴人自明、清时期开始且延续至今的采兰、卖兰、养兰等艺兰活动；才使兰文化成为越文化的一个部份，绍兴才会被人称为“中国兰花的故乡”。
句践种兰是因，兰渚山、兰亭、花街等地名的出现和以后出现的兰文化是果。
（四）兰花栽培的历史或许比“句践种兰渚山”更为遥远
1973年开始考古挖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绍兴约六十公里。余姚县向属绍兴府管辖，1952年才划归宁波市。经过1977年大规模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和动植物遗存。其中有数量巨大、保存完好的栽培稻遗存；榫卯形式多样的木结构建筑；独特的陶器群；丰富多彩的艺术品；悠久的纺织、髹漆、凿井和舟楫；及多达六十一种动物遗骨和数十种植物叶片及果实。堪称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在1973年第一次考古挖掘时，出土了一件盆栽三叶纹残陶片。在长方形框上两面阴刻着对称的三叶纹和连珠图案。1973年第二次考古挖掘时，在第四文化层中又出土了一件盆栽五叶纹夹砂灰陶块，在一方型框上，阴刻似五叶组成的栽培植物，一叶居中，四叶分于两侧。这两块陶块刻画的植物，许多学者认为可能是万年青或根节兰，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盆栽记录。根据出土的亚洲象和苏门犀牛遗骨分析，当年河姆渡气候温热，生长着大量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当然，也生长着大量的兰科植物。
要是说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具备了盆栽意识，并将这种盆栽文化刻录记载在陶器用具上的话，那么，距河姆渡人四千五百年后的越王句践在渚山栽种兰花，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从余姚河姆渡发掘的两块陶块刻画看，人们认识、栽培兰花的历史或许比“句践种兰渚山”更为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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