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璩
在中国史学界，如果要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绕不开一本书——《华阳国志》。这本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著作，首次完整记叙了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是寻根古巴蜀文明最详实、最全面的史料。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qú），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在最新评出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常璩顺利入选。他是中国的地方志鼻祖、中国地方志完整体例的创始人，他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乱世中 他写出中国首部地方志。常家是文化世家，常璩叔祖父常宽更是崇州当地大儒。
公元291年左右，常璩在崇州出生。不幸的是，常璩生逢乱世。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以后，先是李特、李雄率领的流民杀入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后又逢东晋桓温伐蜀，成汉政权旧部不得不归顺东晋，这其中就包括了常璩。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舒大刚说，东晋士族集团对来自蜀中的降部并不重视。备受冷落之际，常璩不再追求仕途，转而专注于修史，最终著成《华阳国志》。
常璩为何要撰写这部地方志？
除了常璩无心仕途的主观因素，更有现实的客观需要。彼时，在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原正史中，对巴蜀地区的历史着墨并不多，尤其是巴蜀上古历史。即使秦并巴蜀、巴蜀地区纳入全国大一统之后，对于巴蜀的某些记载也多有谬误甚至缺失。“比如《史记》记载李冰治水，先说凿玉垒山（在今都江堰），再说避沫水之害。但沫水即大渡河，却不在都江堰。前后有矛盾。此外，对于汉代文翁兴学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史记》更是毫无记载。”司马迁之后，巴蜀众多有识之士如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纷纷补写地方史（如《蜀王本纪》）。这些著述有的取自传说，神话色彩过重，有的则限于局部地区，不全面。
因此，在东晋士大夫政权藐视蜀地降部的大背景下，常璩以修史的方式赞誉西南地区悠远的历史和杰出的人物，顺理成章。既然寻根古巴蜀文明，为何该书取名《华阳国志》而非《巴蜀志》？
常璩秉承了开放包容的心态。取名《华阳国志》就是将巴蜀纳入了《尚书·禹贡》中天下九州。这就将地方历史纳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当时，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国家观。“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历史学家任乃强这样评价《华阳国志》。可见这部12卷的地方志，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华阳国志》达到了相当水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品中对于古代四川的种种记述，更是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大地的历史厚度，堪称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
例如，在西汉时，即使大儒扬雄，也在《蜀王本纪》中感叹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然而常璩通过研究，考证出黄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因此在《华阳国志》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也得到了印证。伴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磐、玉璋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
西汉时期文翁兴学，让班固在《汉书》中评论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见于《史记》，常璩却在《华阳国志》中作了详细记载，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对古代四川的科技史，常璩也多有记载。他曾多次写到了临邛（今邛崃）等地的制盐手工业对天然气的使用。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证明了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
常璩还开创了兼顾地理、人物、历史等于一体的新地方志体例，让后世读者得以全面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和风貌。写《巴志》时，他总结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讲蜀地时，则说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称“巴有将，蜀有相”。
常璩之后，《华阳国志》成了研究远古到晋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只要涉及到西南史地，无不要参考《华阳国志》的成果。
常璩秉笔直书的良史态度，敢于创新的学者风范，维护统一的大局意识，资政育人的济世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尊崇。
人物名片
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出身“文献故家”，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常璩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汉书》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今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二、《越绝书》
《越绝书》是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杂史，又名《越绝记》，全书一共十五卷。该书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
书籍简介
关于书名由来“越绝”，首篇《外传本事》说：“越者，国之氏也。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清代的俞樾对此作了解释，这是说《春秋》绝笔于获麟之绝，其意在记吴、越之事以续补《春秋》，而重点更在于越，故曰，“越绝”。
此书原为三十五篇，所谓“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北宋初亡佚了五篇，现今只剩十九篇。其中首尾两篇属于序跋性质，中间十七篇有内经、内传和外传，显得比较杂乱。但《外传本事》解释说：“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说之者。”这一方面说明其材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说明了，作者著书的意图，每篇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所谓“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等等。
《越绝书》保存有吴、越地区东汉以前的许多史料，特别注重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然（计倪）等人的外交军事活动；有的为《史记》所采用，如勾践行计倪、范蠡之术，其道在富米贵谷。这些史料可以和《左传》、《国语》及《史记》互相印证，补充其不足。
还有《外传记宝剑》一篇，记述欧冶子、干将二人为越王铸了五口宝剑，又为楚王铸了三口宝剑，都锋利无比。后来考古发掘证明《越绝书》上所记炼剑之事是真实的。还有篇中所谓“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今天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
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如关于成书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关于作者，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关于卷数，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关于篇名，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
《越绝书》，被东汉著名学者王充誉为当时五大名著之一。书名曰“绝”，旧有“断灭”等说，今人考证，当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是越国史记的专名。《越绝书》内容极其广泛丰富，详细记载吴越交战、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逐鹿中原的经过，内容涉及兵法、权谋、术教等，被有些学者称为“复仇之书”。还记载了许多有关季节变化、农田水利、土地利用、粮食丰歉等内容，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为一本发展生产、经世致用之书。
书中《吴地传》与《地传》两篇，详细记述了吴越两国的山川、地理、物产等，因此被有些学者尊为中国地方志之鼻祖。《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地方志，也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此书还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珍贵的思想史资料。历代的抄本、刻本有翻元本（越绝书十五卷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双栢堂刊本双柏堂本）、张佳胤本、陈垲刊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本。研究成果有清人的二种，一为俞樾越绝书札记曲园杂纂，一为钱培名所作，刻入小万卷楼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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