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子与六经

      钱先生的《国学概论》是民国期间为中学授课的讲稿，以历史为主线，把握学术流变，注以论据，直抒见解（不是以经、史、子、集块块而谈的结构）。但讲稿为文言文（也窥见钱先生对新文化之态度），正文仅提纲论点、言简意赅，注释多引经据典，读起来非常费力，也不得不叹民国中学生国学水平之高。故作笔记、译其要点：

第一章 孔子与六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多无籍可考，不可全信。

      《易》之八卦盖为古代文字，文字组合会意而有拆字卜筮之用，周作《易》以占卜来表明：周有天下、殷商当亡，天命如此（宣传造势尔）。孔子言《易》仅见《论语》二处。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作解《十翼》的事迹、典籍，皆后人编撰。

       《春秋》出于孔子历来无议，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是，《春秋》照抄旧史，错误不改，记事不如《左传》；褒贬不如董狐南史直笔，后世刘知几、王安石、范宁、章炳麟皆评价不高。今天看来《春秋》只有功于文献，如章言（1）编年史记之始；（2）官记史为民记史（史不下庶人，国亡史灭），开平民舆论自由；（3）民族观念、大一统理想。而《春秋》粗略简陋，不够后儒的尊美；迷山雾海，使学者沉溺其中，更不知孔学的真相。

       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作教育，但说孔子删诗书编成《诗经》《尚书》，秦始皇焚书前无此一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诗》《书》也非孔子诵说旧本。况且书就是当时官书、诗只是昔人歌咏，不足为万世经典、千礼常法，加之有版本、真伪的问题，以此寻孔道误导后人。

       行事于礼，而非典籍，汉书所说的《礼经》非《周礼》，也多与孔子相违。

       乐是诗的和音，也非典籍。

       综上，孔子及以前不曾有《六经》，研究孔子不必专于后世所称的《六经》。而洪荒之别、文明之始全在一“礼”字。以可考之古代典籍，分诗、书两类，“书”记掌故（史）、定制度，用以为礼，即当时宗法贵族一切行事皆需遵从的方式，违礼即违法。“诗”作文学，用以为乐（歌词），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

      析    孔子与《六经》

　　钱穆认为，古代学术思想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但考察古代文献，则有很多茫昧无稽之谈，即便那些被广泛赞美的，也未必可信。如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问题，在钱穆看来便是如此。

　　首先，钱穆以为中国学术具有最大权威的有二：一是孔子，二是《六经》。孔子是中国人格的最高标准，《六经》是中国学术的最高标准。所以，凡治中国学术史者，说孔子必言及《六经》，说《六经》者必会言及孔子。但钱穆认为，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后世的评骘和称赞，却是一种舛误和谬说。

　　关于《易》、《春秋》

　　钱穆认为《易》之为书，本于八卦，八卦之用，当为古代文字，如其中的八卦符号，实为古文字。《周易》又起于商、周之间，意在说明周得天下是上天的旨意，与孔子无关，所谓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并不可信。

　　关于《春秋》，钱穆认为，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为孔子所作，人们并无疑义。但其中有很多问题，所以，钱穆说其间“回护层出，疑难蜂涌，三传纷纭，未有定是”。所以，在他看来，《春秋》作为文献，很有功劳，“而粗略简陋，殆不胜后儒之尊美也。”

　　总之，《易》和《春秋》：一言天道，一言人事，凡是治孔学的人，都会津津乐道。但在钱穆看来，自古说经，门户之见纷出，“三传”为始，再加上图画的辩解，让这两部书变得扑朔迷离，让古今学者沉迷其中，于是，孔学的真相便被掩盖。钱穆认为，这是“经生儒者之过”。

　　关于《诗》、《书》

　　《论语》中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话，《史记》中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但说孔子删《诗》、《书》，《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皆无记载。就是说，在秦烧书之前，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现在流传的《诗》、《书》，都是秦余火之后的本子，并非孔子诵说时的旧本。在钱穆看来，《书》，只说是当时的官书，《诗》只能说是当时的歌咏，不足为万世之经典，千祀之常法，加上《书》后来有古今文之真伪，《诗》又有韩、魏、毛三家之异同。所以，钱穆认为：“若谓从此以明孔子之大道，立千古之常法，将以为尊经崇圣之宝典者，则又经生儒者之过也。”

　　关于《礼》、《乐》

　　钱穆认为，孔子的时代，已经看不到《礼经》了，《汉书》中所说的《礼经》，指《仪礼》十七篇，但在《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年历史中，列国的大夫行礼，没有人涉及到《仪礼》的内容，且内容与孔子意思多相违背，所以，他认为《礼》出于周末战国之时。而《乐》，则与《诗》合，根本就没有所谓“经”。在钱穆看来，礼、乐又是应时而变的，而要通过考索孔子礼乐制度，说要恢复孔子时的礼乐，“则又是经生儒者之过也”。

　　综上，钱穆认为：“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亦未尝造六经，言孔子者，固不必专一注重后世之所谓六经也。”就是说，六经之名产生在孔子之后，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要研究孔子，不必注重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钱穆通过《楚语》中记载申叔时教育太子所列的内容计有九项：一、《春秋》，二、世，三、《诗》，四、《礼》，五、《乐》，六、令，七、语，八、故志，九、训典。认为这些不出《诗》、《书》两类。所谓书，不过是掌故，除诗、乐之外皆属之；而所谓诗，乐属之。所以，钱穆认为，诗、书，不过是古人书籍的两大类别，不说“诗书”，便说“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关于礼，钱穆认为，前一代会因具体情况，新开一例，后便沿习成为礼制，而“历史”即“制度”，而诗和乐又包含在礼中。据此，钱穆得出古人学问，最后集中到一个字，这便是“礼”。守礼知礼者，便是“史”。所以，他说：“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所以，《论语》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只是到了后来，有了孔子的《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辞之《易》而为六，始以“经”称，但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与孔子无涉，证明是《论语》和《孟子》里都没有说过这些是“经”。

　　钱穆认为，称“经”，当是从仿《墨子》而来，因为《墨子》中有“经上下篇”，到《荀子》儒，开始称“经”，但只有诗、书、礼、乐与《春秋》合称，而无“易”，因为并不以“易”为“经”。

　　秦人烧书之后，称“诗书百家语”，当时所说的“诗书”，指孔、墨之前的旧籍，“百家语”，指儒、墨以下的私书。《易》在秦时，只当它是卜筮之书，并不以经看待，《荀子》数举《春秋》、《诗》、《书》、《礼》、《乐》，而不提《易》。《孟子》七篇中，也没有提到《易》，因为，并不认为《易》和前五者属同类。但是，尊《春秋》与《诗》、《书》、《礼》、《乐》齐肩的，当是孟子，到荀子便确定了下来。后来加上了《易》，钱穆认为，这是儒、道、阴阳家杂糅之后的事情，当始于汉，在刘安、司马迁、董仲书，贾宜的书中可以看到。汉立五经博士，因其无《乐经》之故。

　　最早明称“六经”的，钱穆以为：“一见于《庄子》，后成于王莽。”《庄子·天运篇》中有“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话，包含了“六经”先孔子而有，甚至连《春秋》也是不孔子所作。《汉书·王莽传》中有：“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遂立六经祭酒。”

　　本篇提要：钱穆认为，“六经”与孔子无涉，孔子之时，并无“六经”之名，“六经”之名，起于孔子之后。所以，研究孔学，不必把二者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