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国家颠覆、沦于夷狄，中原陆沉、人民涂炭，创钜痛深、莫可控诉（五胡乱华、蒙古铁骑、满人入关、日寇侵略，此循环往复可曾绝轮，国人岂可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惦记中华者皆惦记中华之物，文攻武略但有得逞，13亿人唯有挫骨扬灰、自生自灭）。而600年理学已病痛百出、罅漏日甚，更无救国救民之术。何以安身立命、康济人民，时学者之所虑也。有建树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四家，王夫子治诸子、佛经，哲理较当时学者为深，但学风湮灭，少有影响（隐居船山、不显于世）。而黄、颜长于史、专于礼。而言史论政为满人猜忌（以古讽今），屡兴文字狱，前代史实尤为忌讳。于是，学者不敢治学近史，精力自经世致用转为穷经考礼。
故清代经学考证（汉学）实兴于乾嘉以后，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谓为汉学开山。汉学一为苏州之学，多信纬术、唯汉是从。一为徽州之学，其中，戴震之学尤为博大精深，几非穷经考礼所限。其最著为《孟子字义疏证》，抨击宋儒“存天理，去人欲”乃祸害天下。认为人因为“私”（不能控制欲）“弊”（不知而蒙蔽）不能尽其材，去私莫如恕（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解蔽莫如学，先务则重知，汉学遂至大盛。然其精神不脱于圣人遗经，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对古代文字辨音释义），由训诂以寻义理。受其影响有凌廷堪（安徽歙县人，出生及少学于本市板浦镇，并任李汝珍老师，后游学于外）以“礼”代“理”等。
反对汉学有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本是史，非圣人有意作为以传后世，孔子虽大，也是学周公而已，而古人之学也未曾离事而言理，所以，学在当今、贵在实用。自此，汉学自尊古始，以疑古终，今文学派又继起，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疑古之思达到极端。而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内贼外患、学者复念经世致用；海禁既开，西学东渐，康氏倡导变法维新，天下糜然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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