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史分职说质疑

景爱

左右史分职之说,初见于《礼记·玉藻》,有夭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唐孔颖达《周礼正义》进一步发挥了此说,认为左史即太史,右史即内史。《周礼正义》引熊氏说云:“太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太史为左史也……内史在君之右,故为右史”。此说还见于《大戴礼·盛德》:“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卢辩注:“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汉书·艺文志》也有相似的记载,但是与《礼记》、《大戴礼》的说法相反: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照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左、右史分职之说,自汉、唐以来,人们都信之无疑。近人亦有相信这种说法的,例如郭沫若同志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认为《礼记·曲礼》六大中的大史即左史,为三左之一,六大中的大士即右史,为三右之一。

其实,左、右史分职之说是毫无根据的一种臆断。清章学诚曾对左、右史分职主事这种说法提出过质疑,他在《文史通义·书教上》中说: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想文软。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动,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空存其目,则《左史》所记之言,不窗千万矣。《尚书风典》、《模》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浩》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言与事为二也。”

章学诚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可惜他没有做进一步具体的论证。据我们考察,《周礼》所记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而没有左、右史,这说明左、右史分职之说已属可疑。《左传》所记史官,有太史、内史、外史、左史、南史,而不见右史。根据史官的职掌考察,名称虽然不同,但是职掌互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首先,太史与内史在职掌上是相同的。禧公十一年云:“内史过赐晋侯命”,襄公三十年云:“使太史命伯石为卿”,则太史、内史同掌策命之事,此其一。嘻公十六年云:“陨石于宋,五。六鹉退飞,过宋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日:`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哀公六年云:“有云如众赤乌,夹曰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则太史、内史同掌星象之事,此其二。庄公三十二年云:“有神降于萃,惠王问诸内史过,日:`是何故也?’对日:`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日:`若之何?’对日:`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昭公十七年云:`旧有食之,祝史诸所用币……太史日:`在此月也”,。则太史、内史同掌祭祀祈祷之事,此其三。以此三事证之,太史与内史职同。

其次,外史与太史的职掌相同。昭公元年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日:`七子’”。襄公二十三年云:“将盟减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杜注“`盟首,载书之章首”。则外史与太史同掌盟诅之事,其职相同。

再次,南史与太史职掌也相同。襄公二十五年云:“太史书日:`崔抒拭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周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径,闻既书矣,乃还”。则南史、太史同掌书事,其职相同。

职掌是官职的内容,名称是官职的形式。在考察官职异同的时候,重要的是看他们的职掌,而不是看他们的名称。职掌相同,那就表明它们在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如上所述,内史、外史、南史的职掌都与太史相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国语》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个问题。《国语·鲁语》云:“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日:`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笑”。又云:“工史书世”,韦注:“工诵其德,史书其言”。若右史记言,则鲁国必有记言之右史或内史,但遍读《国语》、《左传》诸书,终不见鲁国有左史或内史之名,推有南史、外史之官。则“书以为三笑”者,“书世”者,当为太史或外史无疑。太史或外史既书事又书言,则左、右史分职主事之说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