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方志系统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记载历代地理的“地志”， 二是记载各地方事物的“方志”， 域地山川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舞台， 历史就发生在这个舞台上。 因而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 为历史研究者十分关注。《淮南子· 泰族训》 言： “俯视地理， 以制度量， 察陵陆、水泽、 肥墽、 髙下之宜， 立事生财， 以除饥寒之患。” 在周代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 其任务之一是掌握各地“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序说：“自黄帝之方制万国， 夏禹之分别九州， 辨方经野， 因人纬俗， 其揆一矣。” 王存等《进元丰九域志表》 说： “先王建国， 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 诏地事则有图， 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 可知地理志类著作不只是记载地理沿革、 郡县设置， 记载各地民情、 物产，也是其一项基本任务。“方志” 则是专门为记载各地情况而设的， 保存的民俗生活资料更为丰富。 在古代人看来， 这都是治理天下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部分史籍是今研究古代社会史、民俗史不可缺少的资料。
1、 地志
地理志方面的著作， 著名者有以下几种：
(1)《山海经》
《山海经》 是一部最早的以记山川物产为主的地理著作。 全书十八卷， 分《山经》、《海经》、《大荒经》 三部分。《山经》 部分南、 西、 北、 东、 中五经。《海经》 分海外南、 西、 北、东四经与海内南、 西、 北、 东四经，《大荒经》 也如此。《山经》 地理价值最高， 记载了当时王朝所在地及东西南北四方的山川、 动物、 植物、 矿产、 民俗、 神话等。《海经》 与《荒经》则记述了当时各地原始群体及风俗、 历史、 神话等。 此书传说出自夏禹时， 现在人都不大相信。 但从具体情况分析， 这个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中山经》 中所记的山川应该是当时王朝所在地即中心地区的山川， 而其第一座山就是山西永济的薄山， 这与传说中禹都安邑(在永济)是完全相吻合的。
不过此书是在历史中不断增益的。 形成现在的样子， 可能晚到了战国， 有个别地方可能出自汉朝人手。《山经》 中所记载的山川水道大多都是比较正确的。 如汾河流域， 记到了汾水发源的管岑山、 晋水发源的悬瓮山等。
有人认为四千年前出现这样的著作不可思议。 其实按情而推， 并不困难。 这当是当时王国的史官， 相当于《周礼》 中的职方氏， 根据四方来访的使臣的口述记录下的地理资料。 因为书中记载了大量神话传说， 故而有人认为这是神话著作， 记得事情都靠不住。 但从近些年来的研究情况看， 凡是对《山海经》经过认真研究的学者， 都认为此书的资料价值十分之高。 特别是对于人类学及上古历史、 地理、 民俗、 民族、 宗教文化的研究，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郦道元《水经注》
《水经注》 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 --527) 的力著， 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水文地理著作。全书四十卷， 记载了一千二百多条河道。 并以水道为纲， 同时记述流经地区的山陵、 湖泊、郡县、 城池、 关塞、 名胜以及土壤、 植被、 气候、 水文， 还有社会经济、 民俗风习、 历史故事、 神话传说等。 这部书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是研究历史地理最权威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著作， 为后世各类著作， 频频引用。
(3)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元和郡县志》 是唐宪宗时曾两度为相的李吉甫(758--814) 所撰。 全书四十卷， 是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地理总志。 原有图， 故又名《元和郡县图志》。 今图已不存。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划全国为十道， 配以作者当时的四十七镇， 以此为纲， 以下每府、 州首记治城、 耕地、 户数、 乡 数、 沿革、 疆域、 八到、 贡赋， 次分记下属县之沿革、 山川、 古迹、 道里、 关塞等。 因作者曾为唐相， 国家图籍、 地方档案尽得寓目， 因此内容丰富精核， 为历代所重。孙星衍为序说： “地理之学， 古有所受……挚虞、 陆澄、 任昉、 顾野王之书， 先后散失，《水经注》 止记川流经过， 其于郡县故迹， 不能备载。 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 其佚仅见于唐、 宋传注， 全书久亡， 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 独存。 志载州郡都城， 山川冢墓， 皆本古书， 合于经证， 无不根之说， 诚一代之鉅制。 古今地理书， 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无此书而地理之学几绝矣。”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 是清初著名的地理学家， 曾参与编撰《清一统志》， 故而对全国山川形势颇有研究。《读史方舆纪要》 共一百三十卷， 约 280 万字。 前九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中一百一十四卷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 分叙其建置沿革、 方位、 古迹、山川、 城镇、 关隘、 驿站等内容。 以六卷篇幅记述“川渎异同”， “九州之脉络”。 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 这部书主在军事， 故详于州域形势、 山川险隘、 关塞攻守的记述， 并引证史事， 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 质之以方舆”。 但他同时考虑到了舆地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 故与国计民生相关者， 如治水、 漕运、 农田水利、 交通路线、 城邑兴衰等， 都详略得当地记述。 此书被认作是地理学上的经典之作， 评价在《元和郡县志》 之上。
2、 方志
“方志” 即地方志， 是记一方地理、 历史、 风俗、 物产、 名胜、 人物等情况的书。 这一部分图书数量相当多。 大约从宋、 元开展起来， 到明清达到繁盛， 几乎每个省、 府、 州、县都有志， 而且多次重修， 像雍正七年就曾下令方志每六十年修一次。（现在是二十年左右，也有亦一个时代为时间的，如） 这样每种方志都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版本。 清代方志留存至今的有五千多种。 一般都有疆域、 分野、 山川、 建置沿革、 城池、 坊里、 署廨、 驿铺、 兵防、 马政、 津梁、 水利、 仓储、 赋役、 学校、 书院、 风俗、方言、 物产、 职官、 名宦、 选举、 人物、 孝义、 列女、 隐逸、 流寓、 仙释、 方伎、 古迹、 陵墓、 寺观、 祥异、 杂记、 艺文等多项内容。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记述， 较全面地展现了一方的民众社会生活， 及其在历史中的变迁。 因此这是了解一方历史及风土民情的必读之书。 特别是为官一方者， 绝不可不读。 明成祖永乐十六年下诏编郡县志书时， 在《编纂志书凡例》 中就提出： “治天下以史为鉴， 治郡国以志为鉴。”
方志可分为总志、 通志与分志三类。 像《一统志》 即属总志， 是总汇全国各地方志资料编撰而成的。 元、 明、 清几代都有《一统志》， 而最完备的是《清一统志》。《清一统志》共修过三次， 第一次在康熙时。 第二次始于雍正， 完成于乾隆八年， 历时十年。 第三次嘉庆十六年， 终于道光二十二年， 历时三十四年。 像顾祖禹、 阎若璩、 齐召南、 龚自珍等都先后参加过此书的工作。 后出转精， 以《嘉庆重修一统志》 最善， 共五百六十卷。 全书以行省为纲， 府、 州为目， 县为子目， 内设有“疆域” 、 “分野” 、 “建置沿革” 、 “形势” 、 “风俗” 、 “城池” 、 “学校” 、 “户口” 、 “田赋” 、 “税课” 、 “职官” 、 “山川” 、 “古迹” 、 “关隘” 、 “津梁” 、 “堤堰” 、 “陵墓” 、 “祠庙” 、 “寺观” 、 “名宦” 、 “人物” 、 “流寓”（指流落他乡居住的人。 宋 陈亮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三十年之餘，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於东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关念。” 清 郭嵩焘 《拟陈洋务疏》：“其间惟 美利坚 之 金山 ， 中国 流寓数万人。”） 、 “列女” 、 “仙释”（即宗教。犹言仙佛。清 陈维崧《五福降中天·丙辰元旦和蘧庵先生韵》词：“任他仙释，筭换了年光，也应沾臆。”） 、 “土产” 二十五目。 边疆各统部之属部略异， 又有“属境” 、 “晷度”（[ guǐ dù ] 在日晷仪上投射的日影长短的度数。一年之内夏至日影最短，一日之内正午日影最短。古人根据晷度变化测定时序时间，定一年的长度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同时认为晷度变化与人事变化相应，与吉凶休咎相联系。《后汉书·爰延传》：“动静以礼，则星辰顺序；意有邪僻，则晷度错违。”三国 魏 阮籍《咏怀》之四十：“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黄节 注引《洛书纬·甄曜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为千九百三十二里。”南朝 梁 沉约《明堂登歌》：“祁寒坼地，晷度迴天。”元 王祯《农书》卷一：“若夫远近寒暖之渐殊，正闰常变之或异，又当推测晷度，斟酌先后。”） 、 “关邮” 、 “台站” 、 “营塘”（水利） 、 “卡伦”（军事卡哨，如塔尔奇卡伦、干珠罕卡伦、库库哈玛尔卡伦、库库鄂啰木卡伦、鄂博勒齐尔卡伦） 等不一。 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另有“坛庙” 、 “宫殿” 、 “行宫” 、 “苑囿” 、 “官署” 等项， 与其它地区略有区别。 内容十分丰富。 是研究古代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不可不读的书。
“通志” 是指各省的总志。 如《山西通志》、《山东通志》 之类。“通志” 汇集了各省的方志资料， 分府、 州、 县编排。“分志” 则是指府、 州、 县志。 如《平阳府志》、《霍州志》、《会稽志》 之类。
地方志像一座宝库， 它保存了 大量正史中没有的与地方相关的人物、 历史事件、 著述等方面的资料。 对于这些资料的利用， 可能会成为当代文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因为有不少问题， 只有借用方志才能解决。 比如关于戴君恩， 《四库全书总目· 诗类存目》 中著录戴氏有《读风臆评》， 云：“君恩， 字仲甫， 长沙人， 嘉靖癸丑进士， 知巴县。”《杂家类存目》著录有《剩言》， 提要却说： “君恩字忠甫， 澧州人， 万历癸丑进士， 官至四川兵备副使。”同一书中前后相互矛盾， 何者为是， 很难断定。 关于戴氏的资料其它地方却难找到。 台湾中央图书馆编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 是一部研究明史的比较权威的工具书， 其中也找不到戴君恩的名字。 哈佛燕京学社所编的《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 中， 也不见其名。 而由地方志汇撰而成的《大清一统志》 卷 287 则记有： “戴君恩， 字紫宸， 澧州人， 万历进士，历工部主事， 督修永陵有功。 奢酋之变， 监军讨平之。 历官都御史， 巡抚山西， 计讨贼王纲等三百人。” 民国《澧县志· 人物》 说：“戴君恩， 字忠甫， 万历癸丑进士， 官至广东巡抚。”不仅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 的错误， 同时也补充了生平资料。
再如关于光绪三年大旱的记载， 在《清史稿· 灾异志》 中仅记：“三年四月， 武进、 沾化、 宁阳、 南乐、 唐山旱， 应山夏、 秋大旱。 四年春， 东平、 三原旱。 七月， 内丘、 井陉、顺天、 唐山、 平乡 、 临榆旱。 八月， 京山旱。 ” 在各省《通志》 则保存了当时省府官员给朝廷上的灾情奏折， 而各府、 州、 县志中， 则普遍记载了当时的情境。 如河北《元氏县志》 记载：“荒旱， 大饥， 人相食， 县令请赈灾。” 山东《齐东县志》 记载：“元、 二、 三年均大旱，民饥， 树皮草根采食殆尽。” 河南《宜阳县志》 记载：“四年春， 斛谷万钱， 人相食， 甚至母食子肉， 弟爨兄骨， 先死者一家人聚食， 继死者以次吞馓， 虽有情不忍食者， 亦不敢野葬，穴圹于家暂揜其尸， 阖邑户口流亡十之六、 七， 牲畜杀无遗种。” 山西《临晋县志》 记载：“赤地千里， 荒旱异常， 民苦无食， 往往衣履完整， 一蹶则不复起。 又多疫疾传染， 几于全家。”《洪洞县志》 记载： “光绪二年， 县南有火自田间出， 远望如球， 光敷天， 东西睛无定向， 时灭时见。 占者谓旱征。 果大旱数年……三年至四年， 岁大祲， 米麦制三千六、 七百文不等。 树皮草根， 剥掘殆尽， 人相食， 饿殍盈途， 目不忍睹。” 内蒙古《清水河厅志》 记载：“粟贵如珠， 百姓食糟糠， 剥树皮， 掘草根， 甚至人相食， 鬻子女仅易一餐， 在襁褓者父母弃之道路不顾而去。 商旅不敢独行， 饥莩盈野， 惨不忍睹。” 此外在江西、 四川、 陕西、 甘肃等的县志中， 都可看到大旱的记载。 这就大大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方志的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到了方方面面。 如传说尧时有“十日并出”， 我们把此当做神话， 但在方志中却频频见到类似的记载， 如乾隆《江南通志》： 明正德四年，“苏州于正月望日， 见日初出时， 如日者十数， 至清明日乃止。”《长山县志》 记明天启七年元旦， “十日环之， 渐高乃散”。《新泰县志》 载： 明崇祯十年，“空中蓝日无数， 磨荡飞舞”。《辽阳县志》载： 明天启元年，“有数日并出”。《朝城县续志》 载： 宣统三年，“六月初四日， 日初出， 高丈余， 忽日上有五六日。 少顷往南飞有二十余日， 向北飞去十余日。” 说明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值得研究。 神话传说并非无据。
虽然就具体一种方志来说， 其提供的参考价值并不太大， 甚至没有意义。 但做（作）为一个整体， 其意义则不可忽视。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一文中， 将五千年气候分为四个时期， 而将 1400 年—1900 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命名为“方志时期”， 就是因为研究这个时期的气候资料主要依靠的是方志。
方志的作者， 一般来说都是当地的读书人。 特别是县志、 镇志的撰稿人， 一般地位不高， 属于乡土文人。 他们出于对自己地方的热爱， 对于当地出生的人才、 发生的历史事件都会特别关注， 故而保持了较多的记载。 当然限于他们的水平， 对于事物的推断， 会出现些问题， 故错误也较正史为多。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乡土文人， 他们是介于官方与民众之间的一个社会层次， 一方面受到了传统文化教育， 而另一方面又生活在世俗文化群体之中。 他们往往会把书上得到的与民间传说的东西杂揉在一起叙述， 因而他们对于创造地方文化起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样也使得地方志的记载， 变成了雅、 俗两种文化的融合物。 因此我们在利用方志时， 要有基本的判断。
3、 笔记野史
笔记野史是指私家编撰的带有历史记述性的史籍， 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古代有“稗官野史” 的说法， 稗官是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汉书· 艺文志》 引如淳所说，“细米为稗， 街谈巷说， 甚细碎之言也。 王者欲知里巷风俗， 故立稗官， 使称说之”。 这种闾巷风情、 街谈巷说、 遗闻佚事的纪录， 也叫“稗bài 史”， 唐宋以降大量的私家笔记， 多具有这种性质。 这一部分图书多被人作为小说处理， 其实其中有相当多都是作者的所见、 所闻，着意编撰的并不多， 只是在记述的文字上有所加工而已。
笔记野史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眼睛， 朝野事物皆在其监视之下。 有些关乎军国的大事，正史中或有忌讳， 在野史中则可以大胆的记述下。 如释文莹《续湘山野录》 记宋太宗赵匡义夜见宋太祖赵匡胤，“酌酒对饮， 宦官宫妾悉屏之。 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 有不可胜之状。 饮讫， 禁漏三鼓， 殿雪已数寸。 帝引柱斧戳雪， 顾太宗曰：'好做好做!’ 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 是夕太宗留宿禁内。 将五鼓， 周庐者寂无所闻， 帝已崩矣。 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由此而引发了“烛影斧声” 千古疑案。 又： 关于朱元璋采用剥人皮的酷刑情况， 据王圻《稗史汇编》 说：“国朝初严于吏治， 宪典烈火， 中外臣工， 少不承旨， 非远戍则门诛，死者甚众。 吏守贪酷， 许民赴京陈诉。 赃至六十四两以上者枭首示众， 仍剥皮实草， 以为将来之戒。 于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 以祀大地。 为剥皮之场， 名曰皮场庙。 于公座傍各置剥皮实草之袋， 欲使尝接于目而儆于心。 人皆惴惴焉， 以得免职为幸， 有诈死而逃者。 在京官员每入朝， 必与妻子诀别。 至暮无事则相庆， 以为更生。 至以鸩血染衣带， 闻捕系之命， 亟吮其血， 顷刻死矣。” (卷七四《国宪门· 刑法类· 皮场庙》 ) 此类记载即为正史所无。
笔记野史所记比较随意， 不必特别构思， 也多无所顾虑。 故而相当多的名人轶事， 包括隐私、 丑闻被记录于其中。 如曾历乾隆、 嘉庆、 道光三朝为官做过代刑部尚书的韩崶， 正史上说他由七品小官， 一路升为朝中大员， 精于律法， 中正和平。 而在《独逸窝退士笑笑录》中， 却记载了他一件足以蒙耻万世的事。《笑笑录》 记他少年时在书斋中，“于无人时以手弄阴， 适有猫戏于旁， 见其蠕动， 跃登膝上。 韩出其不意， 惊而精咽， 遂痿。 然不敢告人， 久而失治， 终身不复举。 娶顾夫人， 伉俪甚谐， 徒有虚名而已， 人怪其贵至极品， 不蓄姬妾，乃稍稍言之。” 康熙时历任《明史》 总裁、《大清会典》 副总裁， 官至户部尚书的王绪鸿， 他的曾孙的丑闻被记在了许仲元的《三异笔谈》 中，《笔谈》 卷四言：“文恭相国之曾耿， 幼员外之孙， 好向店铺乞钱， 乞必诵制艺一首， 不唱《莲花落》 也。 铺户多识之者， 即与钱， 亦必诵讫， 乃肯顾而之他。 其叔风超， 余同僚侪也， 为予言甚悉。 父母闭之， 则抉扉遁。 絷之，则断绠逸， 认即卧市间石上。”
笔记多为杂记， 因此怪事奇闻每多著录。 如姚明身高 2. 29 米， 被认为是当代巨人。 但在中国古代的笔记中， 这类巨人的记载很多， 有些远超过了姚明。《桯史》 卷六就记载说：“姑苏有民家姓唐， 一兄一妹， 其长皆丈有二尺， 里人谓之唐大汉， 不复能嫁娶。 每行勌，倚市檐憇坐， 如堵墙。”《觚剩》 卷五也说： “沈丘枳店民秦大汉……王赐袍一领， 制布十二匹， 尚不掩胫对立。 其足尺有四寸， 植其靴， 高与食案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有报导说，从土中刨出了一只小儿手似的东西， 但却没有发现身躯。 不知何物， 一时传为奇闻。 其实在笔记野史中， 此种记载屡见不鲜， 这就是传说中的肉芝。 如朱国桢《涌幢小品》 卷二十九：“孝丰南郊有宋姓者， 治圃为业。 忽一日锄韭畦， 丛草中得物如婴孩掌， 当腕截， 锄口尚有血痕， 宋骇异， 持归， 以为不祥， 气遂索然不振， 家渐替。 俗传为祟。 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仙。” （道家称千岁蟾蜍、蝙蝠、灵龟、燕之属为肉芝，谓食者可长寿。见 晋 葛洪 《抱朴子·仙药》。亦指形类人参的灵芝草之属。《能改斋漫录·方物》引 前蜀 杜光庭 《仙传拾遗》：“进士 萧静之 掘地，得物类人手，肥润，色微红，烹食之。后遇异人……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寿。’” 宋 苏轼 《石芝诗引》：“顷在京师，有凿井得如小儿手以献者。臂指皆具，肤理若生。予闻之隐者曰：'此肉芝也。’与 子由 烹而食之。” 清 钱谦益 《后饮酒》诗之六：“浮蚁不足言，无奈真肉芝。” 徐迟 《黄山记》：“﹝ 黄山 ﹞有珊瑚似的肉芝。”）褚人获《坚瓠续集》 卷二：“长洲漕河之滨， 有农妇治田， 见湖滩一物， 白如雪， 趋视之， 乃一小儿手……尝读《神仙感遇传》 曰， 兰陵萧静之， 掘地得物类人手， 肥润而红， 烹而令之， 逾月， 发再生， 力壮貌少……所食者， 肉芝也。”但现存笔记量过多， 很少有人做专门的归类整理工作， 翻检十分不便， 因此这一部分资料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其开发余地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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