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 苏轼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huī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这种“虚望”笔法古已有之,如《滕王阁序》)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译文
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
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所在。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它们一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更何况人世的得失,本就来去匆匆(岂不更难持久)?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我将这些话告诉陈公后,下来为他写了这篇记。
注释
(1)国:指都市,城邑。这里用如动词,建城。起居:起来和休息。南山:终南山的简称。主峰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2)于:比。
(3)而:连接两个句子,表示并列关系。丽:附着,靠近。扶风:宋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这里沿用旧称。
(4)太守:官名。宋称知州或知府,这里沿用旧称。
(5)所以:的问题。
(6)所为筑:所以要建筑的原因。所为,同“所以”。
(7)陈公:当时的知府陈希亮,字公弼,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宋仁宗(赵祯) 天圣年间进士。公,对人的尊称。杖履:指老人出游。
(8)累累(léiléi):多而重叠貌,连贯成串的样子。旅行:成群结队地行走。髻(jì):挽束在头顶上的发。
(9)恍然:仿佛,好像。
(10)从事:宋以前的官名,这里指属员。作者当时在凤翔府任签书判官,是陈希亮的下属。
(11)知:事先知道,预知。
(12)昔者:以往,过去。者,起凑足一个音节的作用。蒙翳(-yì):掩蔽,遮盖。虺(huǐ):毒虫,毒蛇。窜伏:潜藏,伏匿。
(13)岂:怎么,难道。
(14)相寻:相互循环。寻,通“循”。
(15)秦穆: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的君主,曾称霸西戎。祈年、橐泉:据《汉书·地理志·雍》颜师古注,祈年宫是秦惠公所建,橐泉宫是秦孝公所建,与本文不同。传说秦穆公墓在橐泉宫下。汉武:即汉武帝刘彻。长杨、五柞(-zuò):长杨宫,旧址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本秦旧官,汉时修葺。宫中有垂杨数亩,故名。五柞宫,旧址也在周至县东南。汉朝的离宫,有五柞树,故名。仁寿。宫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三年建。故址在今陕西麟游县境内。九成:宫名。本隋仁寿宫。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五年重修,为避署之所,因山有九重,改名九成。它们分别在扶风的东南北面,维西边缺?
(16)特:止,仅。
(17)既已:已经。而况于:何况,更何况。
(18)犹:还,尚且。
(19)而:如果,假如。或者:有的人,有人。以:凭借,依靠。后边省去代凌应台的“之”。夸世:即“夸于世”,省去介词“于”,在。而:表示顺承关系。
(20)不在:是说“台”和“足恃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乎:同“于”。
(21)既:已经,译成现代汉语时也可以用“以后”或“了”来表示。以言:即“以之言”,省去指代作者意见的“之”。
陈希亮与苏轼
仁宗嘉佑八年(公元一O六三年)正月,京东转运史陈希亮调任凤翔太守。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面目颜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与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仍是幕职,有如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连,非常密切;而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恃才傲物,才气外露,偏于幼稚)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者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这种矛盾在官场上下级文笔间极易发生。甚至在师徒间也司空见惯。)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看见有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轨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苛刻的法条),不自意全于今日。」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终南山,请苏轼作记,苏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任性讥讽上司,但还是陈重苏才)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附:美轮美奂又如何
郑连根
古往今来,多有宏伟壮美的建筑辉耀于世。人们建起各式各样的屋室楼阁居住其间,造出千姿百态的亭台水榭醉心赏玩,建筑,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建筑本身固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人如何对待建筑,则更体现了其心智胸怀的高下之分。史籍里有这么两个真实的故事,或可给今人一些启示。
巧劝晋献文子:事功比建筑更重要
晋献文子名赵武,谥号文(一作献文),史称赵文子或晋献文子。他是赵朔与赵庄姬之子,也就是“赵氏孤儿”中的那位孤儿之原型。他执政晋国之时,主动减轻诸侯盟国对晋国的纳贡,与各诸侯国和睦相处。公元前546年,赵武代表晋国与楚国实现和平,中原各国之间的战事基本结束。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可人们对“孤儿”赵武后来的命运却大多不甚了了。好在《礼记·檀弓下》中的《晋献文子成室》一文还可以让我们窥见赵武言行之一斑。
事情是这样的:晋献文子主持修建的一座宫殿落成了,晋国各位大臣、贵族都出席落成典礼以示祝贺。参加典礼的人中有一位“张老”,他发表祝词:“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意思为,这宫殿真高大呀,真华美呀!大王您将在这里祭祀、奏乐,您也将在这里居丧哭灵,您还将在这里与祖先聚会(暗指死后的牌位也将被放在这里)。
这话里面虽有赞美,但更多的恐怕是讽谏。放在一般人的身上,恐怕是要发怒的——在人家喜庆的典礼上讲哭灵、放牌位之类的事多不吉利。但赵武没有发怒,而且接着说了一段话,他说:“我赵武果真能够在这里祭祀奏乐,在这里居丧哭灵,在这里与祖先聚会,这也就算无灾无难,可以问心无愧地见九泉之下的祖宗了。”说完,向北方磕头祈祷。
对于这段对话,《礼记》说“君子谓之善颂善祷”,意思是说“张老”在典礼上发表的祝词很好,很别致,晋献文子的祈祷词也意味深长,两个人都很有水平。
为什么说这段对话“善颂善祷”?就是因为这段对话里面充满智慧。晋献文子修建的宫殿美轮美奂,堪称晋国的“地标”式建筑。可是,再美轮美奂的建筑也是为人服务的,若不借此提点建筑的主人几句,而只谈建筑之美,岂不太逼仄了?
在《晋献文子成室》中,“张老”在赞美完晋献文子的宫殿“美轮美奂”之后,立马将目光从建筑转向了人事、人生——“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这就是告诉晋献文子,您将在这所宫殿里做的事远比这所宫殿本身重要。晋献文子立即就明白了“张老”的用意,把他的祝词稍加改动就变成自己的祈祷词:“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这等于是在宣誓表决心:我愿意在这个宫殿里恪尽职守,以无愧于祖先。
读这样的对话就像看两位高手对弈一样,表面上看似平平常常,实则潜流涌动,一来一往,皆有深意,暗藏机锋,说其“善颂善祷”真的一点也不过分。
苏轼的苦心:比“凌虚台”更久远的……
一千五百多年之后,历史进入了北宋。这一年(公元1065年),陕西凤翔知府陈希亮(字公弼)修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楼台建好之后,陈希亮让时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即知府助理的苏轼写篇文章,以作纪念。苏轼挥笔写下了有名的散文《凌虚台记》。
苏轼在文章中先简单地叙述了凌虚台的修建经过:陈希亮拄着拐杖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重重叠叠的样子像有人在墙外行走且能看见那人发髻的形状。于是,陈希亮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形的池子,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人们到了高台之上,都恍恍惚惚,以为台子不是人工的,而是山体天然冒出来的。陈希亮遂将此台命名为“凌虚台”,并要求苏轼写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苏轼接着笔锋一转,针对此事进行了议论:事物的兴衰成败是无法预料的。建凌虚台的地方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常有狐狸和毒蛇出没。在那个时候,谁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在这里建凌虚台呢?既然如此,那么日后这凌虚台会不会再变成荒滩野地呢?实在不能预料。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还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他说,凌虚台的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修建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南面是汉武帝修建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北面是隋朝的仁寿宫和唐朝的九成宫。这些著名的宫殿,当年多么奇丽、雄伟,然而,到了现在,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了。与这些宫殿相比,凌虚台又算得了什么呢?坚固的宫殿建筑尚且不能长久,何况忽来忽往的人事得失?想靠修一个高台之类的建筑就自夸,那实在是错了。人世间如果确实有值得追求的东西,那也绝对不会是一座高台呀。
苏轼就把这样一篇文章交给了他的上司陈希亮。
与“张老”对晋献文子委婉的“善祝”相比,苏轼对顶头上司简直就是明显的讥讽和教育了。
需要说明的是,陈希亮和苏轼是同乡,年龄比苏轼大很多,算是苏轼的父辈,他平日对苏轼要求很严,意气风发的苏轼对其亦心怀不满(当时苏轼仅28岁。年长之后,苏轼又特意为陈希亮写过《陈公弼传》一文,对陈希亮作了公正评价),因此特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来“纪念”陈希亮修建的凌虚台。
就文章而论,《凌虚台记》绝对是篇好文章——它从建筑的废兴成毁联系到人事万物,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就建筑而言,苏轼其实是用否定凌虚台的方式来纪念凌虚台,表达兴衰莫测、世事无常的人间至理。无论多么华美的建筑,它本身都不能永恒,但建筑落成与毁坏背后所蕴含的规律却是永恒的。艺术所要追求的就是化瞬间为永恒,通过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审美关照,来获得超越功利的心灵愉悦。
既现实又超越,这是中国古人看待事物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向度。儒家讲“心怀天下”,佛家讲“心包太虚”,这都是教人要拓宽心量,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得失,而要想到更远,从而破除贪念与执著,获得心灵的充实和自由。
从《晋献文子成室》到《凌虚台记》,隔了一千五百多年。今天,晋献文子那座美轮美奂的宫殿不见了踪影,凌虚台也已毁坏。但是,与建筑有关的两篇著名文章依然被人反复阅读玩味,文章所蕴藏的智慧,依然值得今人学习。
从苏轼写《凌虚台记》到现在,又过了快一千年。如今,全国各地美轮美奂的建筑不在少数,落成之际也举行典礼。可惜的是,典礼上没有了《晋献文子成室》那样充满智慧、劝诫与忧患意识的对话,建筑物的碑文亦没有《凌虚台记》那样气韵生动、思想深刻。
顺便说一句,陈希亮虽然对苏轼很严厉,但面对苏轼“不合时宜”的《凌虚台记》,他并没有动怒,而是让人把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石碑上。这种雅量亦值得学习。如果说苏轼是在用文章阐释“不能因小得即'夸世而自足’”的道理,那么陈希亮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诫后世:包容别人与自己不同的想法恰恰是成就自己君子风范的必要条件——“有容乃大”。
苏轼与陈慥的逆旅同游
刘阳杰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通才”,其在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等诸领域精深的造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又号龙丘居士,北宋名臣陈希亮第四子,苏轼毕生的好友。苏轼与陈慥的交往,是苏轼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友谊。二人相识于苏轼任凤翔签判时,那时的他们少年意气,情投意合;相知于苏轼贬谪黄州时,彼时他们正当壮年,陈慥对落难的苏轼慷慨相助,照顾陪伴;相惜于苏轼贬谪惠州时,其时苏轼暮年寥落,陈慥对他不离不弃,关爱有加。二人交情近四十年,相携相游,互为毕生挚友。
鲜衣怒马少年游
嘉佑六年(1061),苏轼签判凤翔。时任凤翔知府的陈希亮(字公弼,陈慥之父)“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对年轻的苏轼不甚待见,而其子陈慥却不顾父亲对苏轼的偏见,与苏轼交往过从。当时苏轼初涉仕途,盛负文名,正踌躇满志,意气矜夸,而少年陈慥亦是“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宋史·陈希亮传》)。很快,两人便相接同游了,这是苏、陈二人的最初交往。苏轼后来在为陈慥所作的《方山子传》中,记录了这次意气风发的少年游:
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
这段文字展示了少年陈慥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任侠、好游,尤其后者,更是陈慥一生的性格底色。他慷慨豪纵、郑重然诺的性情,与苏轼洒脱不羁、迥迈流俗的性格天然契合。苏辙后来在其《武昌九曲亭记》中回忆少年与兄长相游事: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尝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栾城集》)
可见,少年苏轼也是性灵卓绝,喜好登山浮水,有“不得至”者,即为之怅然数日。苏、陈二人性格相投相契,而这次岐下鲜衣同游、马上畅论不过是二人少年交往、意气相接的一个掠影。
相濡以沫谪黄州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在经历了尔虞我诈、生死惊魂的精神创伤,和政治理想的失落绝望之后,心灰意冷的苏轼被谪黄州。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挫折,罪身远谪、朋友寥落,让此时的他更是感到彻骨的悲凉,写诗自叹:“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岐亭五首·之一》)。苏轼在热切地求其友声。
所谓心有灵犀。苏轼渴其友声,陈慥便拍马赶来。元丰三年(1080)一月,苏轼被解赴黄州途中,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见有人“白马青盖”来迎,来人正是陈慥。原来,陈慥少年任侠,中年读书欲仕,却始终难求功名,于是他隐遁在光、黄二州之间的岐亭。这次老友相逢,对于一路惊魂未定、凄惶孤独的苏轼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与安慰,他在此处休憩、盘桓,留居五日才离开。
初到黄州,苏轼日用匮乏,往往“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困顿之中,陈慥再次拍马赶到,尽管自己亦不甚宽裕,依然尽力在资财日用上处处帮衬困窘的苏轼,经常寄来食物、柴碳,使苏轼终于可以自足安身。对此,苏轼曾致信感恩道:“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与陈慥十六首·之十二》)在黄州四年,陈慥自然成了苏轼的座上宾。陈慥在光、黄之间颇有声望,因得此间豪侠争相宴请,而陈慥皆敷衍推辞,唯独流连于苏轼简陋酷热的临皋亭西晒房,为此,苏轼也时而得意:“长安富儿求一过,千金寿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戏作陈孟公诗一首》),将陈慥比作汉代游侠陈遵(字孟公),可见其对好友的推尊与标举。
此时的陈慥,已经褪去了少年的任侠意气,转而追求仁智山水的纯粹性灵。《方山子传》记述了此时陈慥的生活状态:“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少年豪士陈慥已完全变成一个深居简行,与世隔绝的隐士。而此时的苏轼亦自谓:“得罪以来,深自闭藏,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从庙堂之高名满天下的“苏贤良”,到江湖之远被山野醉人推骂的“苏东坡”,苏轼也性情大变。在黄州的山水林泉中,如此两个相同底色的灵魂无意中循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少年即负盛名,而不惑之年又仿佛被世界所遗忘,他们遂一齐抛去曾经各自的声名之累,一为隐士,一为谪官,领受着黄州的江山风月且自为之主。
黄州四年,苏轼凡往见陈慥三次,陈慥来谒苏轼七次,二人相从而游者百余日。今存苏轼所作与陈慥相关的67首诗文书札中,其中63首是黄州期间所作,在这些来往的诗文书札中,频见二人邀约往谒、论文赏诗的记载,后世被人乐道的苏轼调侃陈慥惧内“河东狮吼”之事,也可折射出此时二人交往之密,以至于熟知各自的生活情状。
黄州期间,陈慥长兄陈忱(字伯诚)过世,苏轼闻讣,去信抚慰老友:
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慥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
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此信为宽慰陈慥,而陈慥亡兄伯诚生前也与苏轼有交,两情之下,文字泣诉,令人动容!然而死者毕竟不能复生,苏轼唯有勉励老友念门户之托,务必宽怀自释,以图远业,真可谓情理相得。作为亡人之友,苏轼本欲往赴吊谒,且当面告慰陈慥,又恐怕扰乱陈家亲友的情绪,左右不得自处。个中的款曲细腻,真是非有至情不得为此!想来陈慥展信读之,一定会得到莫大的宽慰。
元丰七年(1084)苏轼遇赦,四月离开黄州北上,王齐愈、王齐万、参寥子、陈慥等诸友自江徂洛相送,
众人送行皆止于慈湖,唯独陈慥一直随行苏轼至九江附近,才依依而别。
自元丰三年,苏轼来黄,陈慥“白马青盖”相迎,他仿佛是在这片土地上等待着苏轼。至元丰七年,苏轼别黄,陈慥相随九江而送。一迎一送之间,黄州四载春秋,二人相濡以沫,陈慥陪伴并见证了他的挚友从苏轼变成东坡。
荣辱行藏勿捐弃
苏轼离黄赴京后,二人仍有书信往来,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轼一路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要居朝政喉舌,赞谟巍阙。陈慥来信询问近好,苏轼复函: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公小疾虽平,不可忽。“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书之座右也。药物有彼中难得须此干置者,千万不外。如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
复信老友,告诉近况,无非牢骚日常,感慨琐务消磨人老。而老友身体有恙,苏轼谆谆关切,叮嘱不可忘忽服药。又闻老友将来京,急询日期,若得一见,真是幸甚至哉,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后陈慥果然来京探望,老友久别相逢,想必是剧饮数日,畅叙款曲。
好景不长,宋哲宗即位后,新党复起,一大批“元祐党人”皆遭谪黜,作为元祐大臣领袖的苏轼更是被落职追官,数月间三改谪命,贬窜于惠州。此时朝野人人自危,讳言苏、黄(庭坚),争相烧毁所藏的苏、黄诗文以自保。陈慥却特于此时在黄州主持刊刻《苏尚书诗集》,专用厚纸刊印,以示苏轼名山事业,可见其对苏轼的推重与维护。又心系老友安危,去信欲亲往惠州面慰之,苏轼毅然回信拒绝:
欲慥安心家居,勿轻外出,老劣不烦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惠州之苏轼自知绝无北还之望,恐怕牵累老友,回信嘱托其保重自己,千万勿来看望。其哀绝之情,可以想见。自此后,再不见苏轼与陈慥间的诗文与书信往来。陈慥晚年身体多病,或恐已是阴阳两隔。相携一生的陪伴止于是也。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诚然,相对于悠久的时空而言,短暂的个体生命,真不过是一场逆旅,一段寓居,一次壮游而已。生命从来处来,往去处去,从不消歇,绝无停留,而友谊的意义就于:一个孤独的人在这场无常的逆旅和壮游中找到另一个孤独的人,相互点亮心灯,聊以勉励坚持。
陈慥相伴苏轼,度过意气少年,失落壮年,凄凉晚年,逆旅同游,何其幸运。
《陈公弼传》苏东坡
公讳希亮,字公弼。天圣八年进士第。始为长沙县。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通权贵人,肆为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去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易之。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愿自新。公戒而舍之。巫觋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
盗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至竹山,甲不能戟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初不知公官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者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黩。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且表其事,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
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
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震动汝洛间。公闻之,即日轻骑出按。斩元以徇,其余悉遣赴役如初。致仕卒,享年六十四。其人仁慈,故严而不残。
译文
公名为希亮,字公弼,姓陈。起初为长沙县令。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僧人,他出入章献皇后家,与几个显贵的人(公卿大夫之类)来往,倚仗着他们的势力占据百姓的土地,人们没有谁敢正眼看他,陈希亮收捕惩治他,在法律上定他的罪,全县的人都很惊惧。后去职担任雩都县令。资深的官吏曾腆轻视法律,买卖官司。因为陈公年轻就轻视他。陈公就任的那天,首先查处他的重大罪责,曾腆叩头以至于出血,愿意改过自新。陈公警诫他,宽免了他。适逢陈公修建县学,曾腆把家财用来资助官府,让子弟都进入县学学习,最终他成为良吏,并且子弟中有考取了进士的。当地的巫师每年搜刮百姓的钱财祭鬼,把这叫作"春斋",他们说,不这样做就会发生火灾。陈希亮禁止了这项活动,百姓不敢犯禁,火灾也没有发生。陈希亮毁掉的不合礼制的祠堂上百个,勒令巫师成为农民的有七十多家。
盗贼起事,陈公担任房州知州。房州平素没有军队守备,百姓很是恐惧想要逃亡离开这里。陈公率领几百名牢城的士卒和民众,昼夜训练检阅,名声震荡山南。百姓依靠他们而得以安定,盗贼不敢进入房州境内。然而殿侍雷甲带领百余名兵士,追捕盗贼到竹山,雷甲不能辖制(管制)士兵,士兵所到之处做下残暴之事。有人上报有大盗入境将要到达城门,陈公亲自统帅士兵在水边阻止抵御盗贼。陈公身处于最前列,号令士兵将弓箭拉满但不射出。士兵都如同木头人人一样笔挺站立,雷甲向他们射箭:他们毫不动摇,雷甲于是下马拜服,请求处以死罪,说:"起初不知道是您的军队啊。"吏士请求斩杀雷甲来示众。陈公不答应,只处置了做下凶暴行为的十几人,劝告其余的人并使他们离开,让雷甲用捕捉盗贼的方式赎本身的罪。
屯驻在寿春的虎翼军士兵因为谋反被诛杀,迁移其余没有谋反的士兵数百人到庐州.士兵正惶惑不安.一天,有暗中进入公府房屋将要做不利之事的人.陈公笑着说:"这必定是喝醉酒而已."陈公宽恕了他,将他流放,把其余士兵全部交给公府左右使令,并且让他们把守仓库。
陈公作京西转运使。石塘河的役兵反叛,他们的首领周元,在汝州、洛州之间引起震动。陈公听说了这件事,当天率领轻骑出去巡视杀死了周元来示众,并流放了一个军校,其余都像当初一样派遣他们赶去做劳役。退休后逝世,享年六十四。他为人仁慈,所以严厉但不残酷。
杨烨琼
在美丽如画的凤翔东湖景区,有一座高台建筑叫凌虚台。或会有人登台了望那一湖的美景;或会有人绕之嬉戏享受风清云淡,但对于“凌虚台”的史实故事或许知之者并不多。
宋嘉祐六年(1061年),才华横溢、文采超卓的26岁青年苏轼通过宋仁宗崇政殿御试,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于当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凤翔府,到任后受到时任凤翔知府宋选的厚遇。
这一时期,苏轼赴虢、宝、眉、周至四县减决囚禁;赴眉坞祈雨,解除旱情;访减漕运之弊;治理官舍;调查改革病民之规……
知府宋选对苏轼信任有加,对苏轼所拟公文也均一字不改照奏照用。
这一时期,苏轼公事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更是美文频出、诗词如涌,千古美文《喜雨亭记》就出于这一时期。
苏轼的干练与文采得到凤翔府官民的赞誉,誉之“苏贤良”。
然而,宋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正月,宋选罢知凤翔府任,新任知府是苏轼家族的世交,名叫陈希亮。
陈希亮,字公弼,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被授予大理评事,出任长沙知县,开始做官。任凤翔知府时,为官已三十余年,曾有“白脸青天”的民誉。此公富有文采、语言犀利;行事严厉、疾恶如仇;奉公严格,面冷严峻;为人刚直 心胸开阔。
陈知府到任后不久,苏轼便与之不甚和谐、嫌隙频生。
宋选时期,苏轼所拟公文均被一字不改照奏照用,而陈知府对府中大小公文均严谨以待,亲自过目、严格审查、亲动“刀斧”。对此,素以文采自负的苏轼痛惜不已,心生不悦。
陈知府到任不久,有位衙役在公众场合称呼苏轼“苏贤良”,被陈知府当面斥到:“小小签判,何称贤良!”并当众鞭打这名衙役。苏轼求情,陈知府也没给半分面子。苏轼对陈知府嫌隙更深。
这年的中元节时,苏轼拒按惯例过知府厅聚会,被陈知府上奏朝廷罚铜八斤。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最终由夫人王弗带人送到府衙。苏轼对陈知府之隙愈盛。
宋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12月,知府陈希亮命人在官舍的后园掘地取土建一高台,取名“凌虚台”。苏轼应知府陈希亮之命作《凌虚台记》,苏轼在记文中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意即:事物的废、兴、成、毁,总是料想不到的,凌虚台也不能保证长久地保存,何况人的得与失,那只不过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罢了。还写道“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其中意味显现、丝毫不隐。
知府陈希亮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对身边官员说:看来子瞻对我有意见呀!并慨然道:“吾视苏明允(苏轼之父苏洵字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意即:我和苏家世交,我是苏洵的长辈,视之就像自己的儿子,看苏轼就像自己的孙子一样。平时之所以那样对待他,是因为他少成大名、年轻气盛,怕他会因为太顺而目空一切栽跟斗,那是我不愿看到的。
随之叮嘱:《凌虚台记》一字不改,刻于高台。
这件事,使苏轼内心很受震动,似乎明白了许多。
后在郊游时无意中遇到陈希亮儿子陈慥,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陈慥告诉苏轼:“父亲回到家中没少提你这位文采超卓、才华横溢的文才干将。我早慕苏贤良呢。”并将其父回家所赞如述家珍般说于苏轼。
往思去岁,苏轼内心对陈知府的行事有所理解,渐渐明白了陈知府的用心,对陈知府的心隙也日益弥合。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冬至日,陈希亮召集饮于凌虚台,苏轼当场以台为题赋诗一首,其中写道:“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对陈知府发自内心地赞美、崇敬。
多年后陈希亮离世,此时苏轼四十六岁,已是文著南北的名人。曾自称平生不替别人写行状碑文的苏轼,在陈慥请写碑文时便满口应承。因为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于是饱蘸浓墨写下了《陈公弼传》。其文之精彩、其情之浓挚、评价之公允,堪称以心作传。
《陈公弼传》中提到凤翔共事这段时说:“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意即:“陈公是我先父的长辈,我在凤翔跟着陈公当了两年的官。那时年少气盛,愚蠢而不知道世事,多次与陈公争执,早已很后悔了。”表示了对那时的忏悔。
凤翔,是苏轼入仕的第一站,对他随后波澜壮阔的仕途以及清风明月般的一生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人说,苏轼的一生是用才华横溢为翅的特立独行,虽多波折,却精彩绝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学士。
如今,凌虚台静静的掩映于花红柳绿之中,那方《凌虚台记》依然镶嵌于台之南面,与苏轼“凌虚台”三个风骨清秀的题字一同以实物珍藏着940年前的那段往事和历史的片段,给着今人感知940年前历史温馨的依托和亲近苏轼的凭借以及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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