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 苏轼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huī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这种“虚望”笔法古已有之，如《滕王阁序》）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译文
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
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所在。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它们一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更何况人世的得失，本就来去匆匆（岂不更难持久）？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我将这些话告诉陈公后，下来为他写了这篇记。
注释
（1）国：指都市，城邑。这里用如动词，建城。起居：起来和休息。南山：终南山的简称。主峰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2）于：比。
（3）而：连接两个句子，表示并列关系。丽：附着，靠近。扶风：宋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这里沿用旧称。
（4）太守：官名。宋称知州或知府，这里沿用旧称。
（5）所以：的问题。
（6）所为筑：所以要建筑的原因。所为，同“所以”。
（7）陈公：当时的知府陈希亮，字公弼，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宋仁宗（赵祯） 天圣年间进士。公，对人的尊称。杖履：指老人出游。
（8）累累（léiléi）：多而重叠貌，连贯成串的样子。旅行：成群结队地行走。髻（jì）：挽束在头顶上的发。
（9）恍然：仿佛，好像。
（10）从事：宋以前的官名，这里指属员。作者当时在凤翔府任签书判官，是陈希亮的下属。
（11）知：事先知道，预知。
（12）昔者：以往，过去。者，起凑足一个音节的作用。蒙翳（-yì）：掩蔽，遮盖。虺（huǐ）：毒虫，毒蛇。窜伏：潜藏，伏匿。
（13）岂：怎么，难道。
（14）相寻：相互循环。寻，通“循”。
（15）秦穆：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的君主，曾称霸西戎。祈年、橐泉：据《汉书·地理志·雍》颜师古注，祈年宫是秦惠公所建，橐泉宫是秦孝公所建，与本文不同。传说秦穆公墓在橐泉宫下。汉武：即汉武帝刘彻。长杨、五柞（-zuò）：长杨宫，旧址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本秦旧官，汉时修葺。宫中有垂杨数亩，故名。五柞宫，旧址也在周至县东南。汉朝的离宫，有五柞树，故名。仁寿。宫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三年建。故址在今陕西麟游县境内。九成：宫名。本隋仁寿宫。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五年重修，为避署之所，因山有九重，改名九成。它们分别在扶风的东南北面，维西边缺？
（16）特：止，仅。
（17）既已：已经。而况于：何况，更何况。
（18）犹：还，尚且。
（19）而：如果，假如。或者：有的人，有人。以：凭借，依靠。后边省去代凌应台的“之”。夸世：即“夸于世”，省去介词“于”，在。而：表示顺承关系。
（20）不在：是说“台”和“足恃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乎：同“于”。
（21）既：已经，译成现代汉语时也可以用“以后”或“了”来表示。以言：即“以之言”，省去指代作者意见的“之”。
陈希亮与苏轼
仁宗嘉佑八年(公元一O六三年)正月，京东转运史陈希亮调任凤翔太守。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面目颜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与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仍是幕职，有如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连，非常密切;而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恃才傲物，才气外露，偏于幼稚）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者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这种矛盾在官场上下级文笔间极易发生。甚至在师徒间也司空见惯。）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看见有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轨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苛刻的法条)，不自意全于今日。」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终南山，请苏轼作记，苏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任性讥讽上司，但还是陈重苏才）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附：美轮美奂又如何
郑连根
古往今来，多有宏伟壮美的建筑辉耀于世。人们建起各式各样的屋室楼阁居住其间，造出千姿百态的亭台水榭醉心赏玩，建筑，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建筑本身固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人如何对待建筑，则更体现了其心智胸怀的高下之分。史籍里有这么两个真实的故事，或可给今人一些启示。
巧劝晋献文子:事功比建筑更重要
晋献文子名赵武，谥号文（一作献文），史称赵文子或晋献文子。他是赵朔与赵庄姬之子，也就是“赵氏孤儿”中的那位孤儿之原型。他执政晋国之时，主动减轻诸侯盟国对晋国的纳贡，与各诸侯国和睦相处。公元前546年，赵武代表晋国与楚国实现和平，中原各国之间的战事基本结束。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可人们对“孤儿”赵武后来的命运却大多不甚了了。好在《礼记·檀弓下》中的《晋献文子成室》一文还可以让我们窥见赵武言行之一斑。
事情是这样的：晋献文子主持修建的一座宫殿落成了，晋国各位大臣、贵族都出席落成典礼以示祝贺。参加典礼的人中有一位“张老”，他发表祝词：“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意思为，这宫殿真高大呀，真华美呀！大王您将在这里祭祀、奏乐，您也将在这里居丧哭灵，您还将在这里与祖先聚会（暗指死后的牌位也将被放在这里）。
这话里面虽有赞美，但更多的恐怕是讽谏。放在一般人的身上，恐怕是要发怒的——在人家喜庆的典礼上讲哭灵、放牌位之类的事多不吉利。但赵武没有发怒，而且接着说了一段话，他说：“我赵武果真能够在这里祭祀奏乐，在这里居丧哭灵，在这里与祖先聚会，这也就算无灾无难，可以问心无愧地见九泉之下的祖宗了。”说完，向北方磕头祈祷。
对于这段对话，《礼记》说“君子谓之善颂善祷”，意思是说“张老”在典礼上发表的祝词很好，很别致，晋献文子的祈祷词也意味深长，两个人都很有水平。
为什么说这段对话“善颂善祷”？就是因为这段对话里面充满智慧。晋献文子修建的宫殿美轮美奂，堪称晋国的“地标”式建筑。可是，再美轮美奂的建筑也是为人服务的，若不借此提点建筑的主人几句，而只谈建筑之美，岂不太逼仄了？
在《晋献文子成室》中，“张老”在赞美完晋献文子的宫殿“美轮美奂”之后，立马将目光从建筑转向了人事、人生——“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这就是告诉晋献文子，您将在这所宫殿里做的事远比这所宫殿本身重要。晋献文子立即就明白了“张老”的用意，把他的祝词稍加改动就变成自己的祈祷词：“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这等于是在宣誓表决心：我愿意在这个宫殿里恪尽职守，以无愧于祖先。
读这样的对话就像看两位高手对弈一样，表面上看似平平常常，实则潜流涌动，一来一往，皆有深意，暗藏机锋，说其“善颂善祷”真的一点也不过分。
苏轼的苦心：比“凌虚台”更久远的……
一千五百多年之后，历史进入了北宋。这一年（公元1065年），陕西凤翔知府陈希亮（字公弼）修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楼台建好之后，陈希亮让时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即知府助理的苏轼写篇文章，以作纪念。苏轼挥笔写下了有名的散文《凌虚台记》。
苏轼在文章中先简单地叙述了凌虚台的修建经过：陈希亮拄着拐杖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重重叠叠的样子像有人在墙外行走且能看见那人发髻的形状。于是，陈希亮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形的池子，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人们到了高台之上，都恍恍惚惚，以为台子不是人工的，而是山体天然冒出来的。陈希亮遂将此台命名为“凌虚台”，并要求苏轼写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苏轼接着笔锋一转，针对此事进行了议论：事物的兴衰成败是无法预料的。建凌虚台的地方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常有狐狸和毒蛇出没。在那个时候，谁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在这里建凌虚台呢？既然如此，那么日后这凌虚台会不会再变成荒滩野地呢？实在不能预料。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还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他说，凌虚台的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修建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南面是汉武帝修建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北面是隋朝的仁寿宫和唐朝的九成宫。这些著名的宫殿，当年多么奇丽、雄伟，然而，到了现在，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了。与这些宫殿相比，凌虚台又算得了什么呢？坚固的宫殿建筑尚且不能长久，何况忽来忽往的人事得失？想靠修一个高台之类的建筑就自夸，那实在是错了。人世间如果确实有值得追求的东西，那也绝对不会是一座高台呀。
苏轼就把这样一篇文章交给了他的上司陈希亮。
与“张老”对晋献文子委婉的“善祝”相比，苏轼对顶头上司简直就是明显的讥讽和教育了。
需要说明的是，陈希亮和苏轼是同乡，年龄比苏轼大很多，算是苏轼的父辈，他平日对苏轼要求很严，意气风发的苏轼对其亦心怀不满（当时苏轼仅28岁。年长之后，苏轼又特意为陈希亮写过《陈公弼传》一文，对陈希亮作了公正评价），因此特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来“纪念”陈希亮修建的凌虚台。
就文章而论，《凌虚台记》绝对是篇好文章——它从建筑的废兴成毁联系到人事万物，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就建筑而言，苏轼其实是用否定凌虚台的方式来纪念凌虚台，表达兴衰莫测、世事无常的人间至理。无论多么华美的建筑，它本身都不能永恒，但建筑落成与毁坏背后所蕴含的规律却是永恒的。艺术所要追求的就是化瞬间为永恒，通过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审美关照，来获得超越功利的心灵愉悦。
既现实又超越，这是中国古人看待事物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向度。儒家讲“心怀天下”，佛家讲“心包太虚”，这都是教人要拓宽心量，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得失，而要想到更远，从而破除贪念与执著，获得心灵的充实和自由。
从《晋献文子成室》到《凌虚台记》，隔了一千五百多年。今天，晋献文子那座美轮美奂的宫殿不见了踪影，凌虚台也已毁坏。但是，与建筑有关的两篇著名文章依然被人反复阅读玩味，文章所蕴藏的智慧，依然值得今人学习。
从苏轼写《凌虚台记》到现在，又过了快一千年。如今，全国各地美轮美奂的建筑不在少数，落成之际也举行典礼。可惜的是，典礼上没有了《晋献文子成室》那样充满智慧、劝诫与忧患意识的对话，建筑物的碑文亦没有《凌虚台记》那样气韵生动、思想深刻。
顺便说一句，陈希亮虽然对苏轼很严厉，但面对苏轼“不合时宜”的《凌虚台记》，他并没有动怒，而是让人把文章一字不改地刻在石碑上。这种雅量亦值得学习。如果说苏轼是在用文章阐释“不能因小得即'夸世而自足’”的道理，那么陈希亮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诫后世：包容别人与自己不同的想法恰恰是成就自己君子风范的必要条件——“有容乃大”。
苏轼与陈慥的逆旅同游
刘阳杰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通才”，其在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等诸领域精深的造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又号龙丘居士，北宋名臣陈希亮第四子，苏轼毕生的好友。苏轼与陈慥的交往，是苏轼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友谊。二人相识于苏轼任凤翔签判时，那时的他们少年意气，情投意合；相知于苏轼贬谪黄州时，彼时他们正当壮年，陈慥对落难的苏轼慷慨相助，照顾陪伴；相惜于苏轼贬谪惠州时，其时苏轼暮年寥落，陈慥对他不离不弃，关爱有加。二人交情近四十年，相携相游，互为毕生挚友。
鲜衣怒马少年游
嘉佑六年（1061），苏轼签判凤翔。时任凤翔知府的陈希亮（字公弼，陈慥之父）“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对年轻的苏轼不甚待见，而其子陈慥却不顾父亲对苏轼的偏见，与苏轼交往过从。当时苏轼初涉仕途，盛负文名，正踌躇满志，意气矜夸，而少年陈慥亦是“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宋史·陈希亮传》）。很快，两人便相接同游了，这是苏、陈二人的最初交往。苏轼后来在为陈慥所作的《方山子传》中，记录了这次意气风发的少年游：
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
这段文字展示了少年陈慥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任侠、好游，尤其后者，更是陈慥一生的性格底色。他慷慨豪纵、郑重然诺的性情，与苏轼洒脱不羁、迥迈流俗的性格天然契合。苏辙后来在其《武昌九曲亭记》中回忆少年与兄长相游事：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尝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栾城集》）
可见，少年苏轼也是性灵卓绝，喜好登山浮水，有“不得至”者，即为之怅然数日。苏、陈二人性格相投相契，而这次岐下鲜衣同游、马上畅论不过是二人少年交往、意气相接的一个掠影。
相濡以沫谪黄州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在经历了尔虞我诈、生死惊魂的精神创伤，和政治理想的失落绝望之后，心灰意冷的苏轼被谪黄州。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挫折，罪身远谪、朋友寥落，让此时的他更是感到彻骨的悲凉，写诗自叹：“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岐亭五首·之一》）。苏轼在热切地求其友声。
所谓心有灵犀。苏轼渴其友声，陈慥便拍马赶来。元丰三年（1080）一月，苏轼被解赴黄州途中，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见有人“白马青盖”来迎，来人正是陈慥。原来，陈慥少年任侠，中年读书欲仕，却始终难求功名，于是他隐遁在光、黄二州之间的岐亭。这次老友相逢，对于一路惊魂未定、凄惶孤独的苏轼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与安慰，他在此处休憩、盘桓，留居五日才离开。
初到黄州，苏轼日用匮乏，往往“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困顿之中，陈慥再次拍马赶到，尽管自己亦不甚宽裕，依然尽力在资财日用上处处帮衬困窘的苏轼，经常寄来食物、柴碳，使苏轼终于可以自足安身。对此，苏轼曾致信感恩道：“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与陈慥十六首·之十二》）在黄州四年，陈慥自然成了苏轼的座上宾。陈慥在光、黄之间颇有声望，因得此间豪侠争相宴请，而陈慥皆敷衍推辞，唯独流连于苏轼简陋酷热的临皋亭西晒房，为此，苏轼也时而得意：“长安富儿求一过，千金寿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戏作陈孟公诗一首》），将陈慥比作汉代游侠陈遵（字孟公），可见其对好友的推尊与标举。
此时的陈慥，已经褪去了少年的任侠意气，转而追求仁智山水的纯粹性灵。《方山子传》记述了此时陈慥的生活状态：“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少年豪士陈慥已完全变成一个深居简行，与世隔绝的隐士。而此时的苏轼亦自谓：“得罪以来，深自闭藏，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从庙堂之高名满天下的“苏贤良”，到江湖之远被山野醉人推骂的“苏东坡”，苏轼也性情大变。在黄州的山水林泉中，如此两个相同底色的灵魂无意中循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少年即负盛名，而不惑之年又仿佛被世界所遗忘，他们遂一齐抛去曾经各自的声名之累，一为隐士，一为谪官，领受着黄州的江山风月且自为之主。
黄州四年，苏轼凡往见陈慥三次，陈慥来谒苏轼七次，二人相从而游者百余日。今存苏轼所作与陈慥相关的67首诗文书札中，其中63首是黄州期间所作，在这些来往的诗文书札中，频见二人邀约往谒、论文赏诗的记载，后世被人乐道的苏轼调侃陈慥惧内“河东狮吼”之事，也可折射出此时二人交往之密，以至于熟知各自的生活情状。
黄州期间，陈慥长兄陈忱（字伯诚）过世，苏轼闻讣，去信抚慰老友：
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慥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
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此信为宽慰陈慥，而陈慥亡兄伯诚生前也与苏轼有交，两情之下，文字泣诉，令人动容！然而死者毕竟不能复生，苏轼唯有勉励老友念门户之托，务必宽怀自释，以图远业，真可谓情理相得。作为亡人之友，苏轼本欲往赴吊谒，且当面告慰陈慥，又恐怕扰乱陈家亲友的情绪，左右不得自处。个中的款曲细腻，真是非有至情不得为此！想来陈慥展信读之，一定会得到莫大的宽慰。
元丰七年（1084）苏轼遇赦，四月离开黄州北上，王齐愈、王齐万、参寥子、陈慥等诸友自江徂洛相送，
众人送行皆止于慈湖，唯独陈慥一直随行苏轼至九江附近，才依依而别。
自元丰三年，苏轼来黄，陈慥“白马青盖”相迎，他仿佛是在这片土地上等待着苏轼。至元丰七年，苏轼别黄，陈慥相随九江而送。一迎一送之间，黄州四载春秋，二人相濡以沫，陈慥陪伴并见证了他的挚友从苏轼变成东坡。
荣辱行藏勿捐弃
苏轼离黄赴京后，二人仍有书信往来，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轼一路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要居朝政喉舌，赞谟巍阙。陈慥来信询问近好，苏轼复函：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公小疾虽平，不可忽。“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书之座右也。药物有彼中难得须此干置者，千万不外。如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
复信老友，告诉近况，无非牢骚日常，感慨琐务消磨人老。而老友身体有恙，苏轼谆谆关切，叮嘱不可忘忽服药。又闻老友将来京，急询日期，若得一见，真是幸甚至哉，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后陈慥果然来京探望，老友久别相逢，想必是剧饮数日，畅叙款曲。
好景不长，宋哲宗即位后，新党复起，一大批“元祐党人”皆遭谪黜，作为元祐大臣领袖的苏轼更是被落职追官，数月间三改谪命，贬窜于惠州。此时朝野人人自危，讳言苏、黄（庭坚），争相烧毁所藏的苏、黄诗文以自保。陈慥却特于此时在黄州主持刊刻《苏尚书诗集》，专用厚纸刊印，以示苏轼名山事业，可见其对苏轼的推重与维护。又心系老友安危，去信欲亲往惠州面慰之，苏轼毅然回信拒绝：
欲慥安心家居，勿轻外出，老劣不烦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惠州之苏轼自知绝无北还之望，恐怕牵累老友，回信嘱托其保重自己，千万勿来看望。其哀绝之情，可以想见。自此后，再不见苏轼与陈慥间的诗文与书信往来。陈慥晚年身体多病，或恐已是阴阳两隔。相携一生的陪伴止于是也。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诚然，相对于悠久的时空而言，短暂的个体生命，真不过是一场逆旅，一段寓居，一次壮游而已。生命从来处来，往去处去，从不消歇，绝无停留，而友谊的意义就于：一个孤独的人在这场无常的逆旅和壮游中找到另一个孤独的人，相互点亮心灯，聊以勉励坚持。
陈慥相伴苏轼，度过意气少年，失落壮年，凄凉晚年，逆旅同游，何其幸运。
《陈公弼传》苏东坡
公讳希亮，字公弼。天圣八年进士第。始为长沙县。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通权贵人，肆为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去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易之。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愿自新。公戒而舍之。巫觋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
盗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至竹山，甲不能戟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初不知公官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者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黩。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且表其事，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
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
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震动汝洛间。公闻之，即日轻骑出按。斩元以徇，其余悉遣赴役如初。致仕卒，享年六十四。其人仁慈，故严而不残。
译文
公名为希亮，字公弼，姓陈。起初为长沙县令。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僧人，他出入章献皇后家，与几个显贵的人(公卿大夫之类)来往，倚仗着他们的势力占据百姓的土地，人们没有谁敢正眼看他，陈希亮收捕惩治他，在法律上定他的罪，全县的人都很惊惧。后去职担任雩都县令。资深的官吏曾腆轻视法律，买卖官司。因为陈公年轻就轻视他。陈公就任的那天，首先查处他的重大罪责，曾腆叩头以至于出血，愿意改过自新。陈公警诫他，宽免了他。适逢陈公修建县学，曾腆把家财用来资助官府，让子弟都进入县学学习，最终他成为良吏，并且子弟中有考取了进士的。当地的巫师每年搜刮百姓的钱财祭鬼，把这叫作"春斋"，他们说，不这样做就会发生火灾。陈希亮禁止了这项活动，百姓不敢犯禁，火灾也没有发生。陈希亮毁掉的不合礼制的祠堂上百个，勒令巫师成为农民的有七十多家。
盗贼起事，陈公担任房州知州。房州平素没有军队守备，百姓很是恐惧想要逃亡离开这里。陈公率领几百名牢城的士卒和民众，昼夜训练检阅，名声震荡山南。百姓依靠他们而得以安定，盗贼不敢进入房州境内。然而殿侍雷甲带领百余名兵士，追捕盗贼到竹山，雷甲不能辖制(管制)士兵，士兵所到之处做下残暴之事。有人上报有大盗入境将要到达城门，陈公亲自统帅士兵在水边阻止抵御盗贼。陈公身处于最前列，号令士兵将弓箭拉满但不射出。士兵都如同木头人人一样笔挺站立，雷甲向他们射箭:他们毫不动摇，雷甲于是下马拜服，请求处以死罪，说:"起初不知道是您的军队啊。"吏士请求斩杀雷甲来示众。陈公不答应，只处置了做下凶暴行为的十几人，劝告其余的人并使他们离开，让雷甲用捕捉盗贼的方式赎本身的罪。
屯驻在寿春的虎翼军士兵因为谋反被诛杀,迁移其余没有谋反的士兵数百人到庐州.士兵正惶惑不安.一天,有暗中进入公府房屋将要做不利之事的人.陈公笑着说:"这必定是喝醉酒而已."陈公宽恕了他,将他流放,把其余士兵全部交给公府左右使令,并且让他们把守仓库。
陈公作京西转运使。石塘河的役兵反叛，他们的首领周元，在汝州、洛州之间引起震动。陈公听说了这件事，当天率领轻骑出去巡视杀死了周元来示众，并流放了一个军校，其余都像当初一样派遣他们赶去做劳役。退休后逝世，享年六十四。他为人仁慈，所以严厉但不残酷。
杨烨琼
在美丽如画的凤翔东湖景区，有一座高台建筑叫凌虚台。或会有人登台了望那一湖的美景；或会有人绕之嬉戏享受风清云淡，但对于“凌虚台”的史实故事或许知之者并不多。
宋嘉祐六年（1061年），才华横溢、文采超卓的26岁青年苏轼通过宋仁宗崇政殿御试，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于当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凤翔府，到任后受到时任凤翔知府宋选的厚遇。
这一时期，苏轼赴虢、宝、眉、周至四县减决囚禁；赴眉坞祈雨，解除旱情；访减漕运之弊；治理官舍；调查改革病民之规……
知府宋选对苏轼信任有加，对苏轼所拟公文也均一字不改照奏照用。
这一时期，苏轼公事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更是美文频出、诗词如涌，千古美文《喜雨亭记》就出于这一时期。
苏轼的干练与文采得到凤翔府官民的赞誉，誉之“苏贤良”。
然而，宋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正月，宋选罢知凤翔府任，新任知府是苏轼家族的世交，名叫陈希亮。
陈希亮，字公弼，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被授予大理评事，出任长沙知县，开始做官。任凤翔知府时，为官已三十余年，曾有“白脸青天”的民誉。此公富有文采、语言犀利；行事严厉、疾恶如仇；奉公严格，面冷严峻；为人刚直 心胸开阔。
陈知府到任后不久，苏轼便与之不甚和谐、嫌隙频生。
宋选时期，苏轼所拟公文均被一字不改照奏照用，而陈知府对府中大小公文均严谨以待，亲自过目、严格审查、亲动“刀斧”。对此，素以文采自负的苏轼痛惜不已，心生不悦。
陈知府到任不久，有位衙役在公众场合称呼苏轼“苏贤良”，被陈知府当面斥到：“小小签判，何称贤良！”并当众鞭打这名衙役。苏轼求情，陈知府也没给半分面子。苏轼对陈知府嫌隙更深。
这年的中元节时，苏轼拒按惯例过知府厅聚会，被陈知府上奏朝廷罚铜八斤。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最终由夫人王弗带人送到府衙。苏轼对陈知府之隙愈盛。
宋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12月，知府陈希亮命人在官舍的后园掘地取土建一高台，取名“凌虚台”。苏轼应知府陈希亮之命作《凌虚台记》，苏轼在记文中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意即：事物的废、兴、成、毁，总是料想不到的，凌虚台也不能保证长久地保存，何况人的得与失，那只不过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罢了。还写道“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其中意味显现、丝毫不隐。
知府陈希亮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对身边官员说：看来子瞻对我有意见呀！并慨然道：“吾视苏明允（苏轼之父苏洵字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意即：我和苏家世交，我是苏洵的长辈，视之就像自己的儿子，看苏轼就像自己的孙子一样。平时之所以那样对待他，是因为他少成大名、年轻气盛，怕他会因为太顺而目空一切栽跟斗，那是我不愿看到的。
随之叮嘱：《凌虚台记》一字不改，刻于高台。
这件事，使苏轼内心很受震动，似乎明白了许多。
后在郊游时无意中遇到陈希亮儿子陈慥，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陈慥告诉苏轼：“父亲回到家中没少提你这位文采超卓、才华横溢的文才干将。我早慕苏贤良呢。”并将其父回家所赞如述家珍般说于苏轼。
往思去岁，苏轼内心对陈知府的行事有所理解，渐渐明白了陈知府的用心，对陈知府的心隙也日益弥合。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冬至日，陈希亮召集饮于凌虚台，苏轼当场以台为题赋诗一首，其中写道：“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对陈知府发自内心地赞美、崇敬。
多年后陈希亮离世，此时苏轼四十六岁，已是文著南北的名人。曾自称平生不替别人写行状碑文的苏轼，在陈慥请写碑文时便满口应承。因为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于是饱蘸浓墨写下了《陈公弼传》。其文之精彩、其情之浓挚、评价之公允，堪称以心作传。
《陈公弼传》中提到凤翔共事这段时说：“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意即：“陈公是我先父的长辈，我在凤翔跟着陈公当了两年的官。那时年少气盛，愚蠢而不知道世事，多次与陈公争执，早已很后悔了。”表示了对那时的忏悔。
凤翔，是苏轼入仕的第一站，对他随后波澜壮阔的仕途以及清风明月般的一生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人说，苏轼的一生是用才华横溢为翅的特立独行，虽多波折，却精彩绝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学士。
如今，凌虚台静静的掩映于花红柳绿之中，那方《凌虚台记》依然镶嵌于台之南面，与苏轼“凌虚台”三个风骨清秀的题字一同以实物珍藏着940年前的那段往事和历史的片段，给着今人感知940年前历史温馨的依托和亲近苏轼的凭借以及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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