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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名织:潞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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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9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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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王兴织造 潞绸“衣天下”

说到丝绸,最先想到的便是苏杭。时光倒流160年,你若问咸丰皇帝,给小皇子做被褥挑哪家的绸缎料子,得到的答案一定不是江南的绸缎。

1855年,咸丰的懿嫔,后来的慈禧太后,怀了龙子,咸丰皇帝下令内务府准备春绸七丈五尺一寸、潞绸八丈一尺三寸给未出生的小皇子做衣服被褥。咸丰说的潞绸便是产于山西的绸缎。

潞绸,是山西丝绸业鼎盛时期的代表,产于上党长平(主要是今天的高平)一带,曾与杭缎、蜀锦齐名,属中国三大名绸之一。

上古炎帝农耕时期,地处太行山脉的高平就已经开创了栽桑养蚕的历史。从隋朝起,潞绸已成为山西州府向朝廷进贡的主要物品。据《山西通志》记载,早在盛唐时期,山西的丝与绸就已在“丝绸之路”通行,且山西人还在西域诸国(阿拉伯地区)传授缫丝织绸技术。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一子沈王朱模就藩于潞安府后,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织造潞绸(因潞安府而得名),提倡农桑并重,规定每户种桑200株,若完不成者,令其补种或者加倍处罚,上党之地的蚕桑生产得到迅猛发展,潞州丝织业盛极一时。万历年间,潞绸发展到鼎盛时期,明定陵万历孝靖皇后棺内曾出土过一匹“红色竹梅纹潞绸”,可见潞绸颇受皇家青睐。

除了作为皇家贡品,被王宫贵族青睐,潞绸在明清时期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达到了“士庶皆得为衣”的程度。

到明中后期,因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潞绸的生产出现成本过高、机户无法承担的情况,最终在1660年潞安府机户做出惨烈之举——“焚机罢市”。尽管随后朝廷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为时已晚,潞绸逐渐衰落下去。直到光绪八年(1882),经中丞张之洞专折奏请,长治不再向朝廷上供潞绸,潞绸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

今在高平市建有潞绸文化园,展示着潞绸过去的辉煌,也讲述着潞绸传人们正在进行的不懈努力。

       潞绸,是山西丝绸业鼎盛时期的代表,产于山西长治,因潞州而得名,历史上曾与杭锻、蜀锦齐名,名列中国三大名绸之一。穿丝绸其实就是在穿文化,现代潞绸是将几千年丝绸文明与现代时尚交织在一起的艺术品。

      早在盛唐时期,山西的丝与绸就已在“丝绸之路”通行。拂去历史的尘埃,追溯中国丝稠文化的起源。上古炎帝农耕时期,地处太行山脉的长治就已经开创了栽桑养蚕的历史。

      从隋朝起,潞绸就已成为山西州府向朝廷进贡的主要物品。从《隋书》记载:“上党,人多种农桑……”享有“南淞江,北潞州,衣天下”的历史佳话。由此可见蚕桑生产在长治等地兴盛已久,并在当时形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是西方了解丝绸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通道,据《山西通志》记载,早在盛唐时期,山西的丝与绸就已在“丝绸之路”通行,且山西人还在西域诸国(阿拉伯地区)传授缫丝织绸技术,说明山西当时的缫丝、织绸技术已相当成熟与发达。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第21子沈王朱模就藩于潞安府后,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使潞绸在潞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织造规模,是当时山西省进贡的主要产品和赋税的大宗来源,盛极一时,作为皇室贡品,代表了明清山西乃至全国纺织技术的较高水平。明万历年间,潞绸发展到鼎盛时期,“士庶皆得为衣”,此时潞绸作为普通百姓的饰品,充分融入到了民间,作为一种衣着饰品,承载了深刻复杂的审美、习俗等文化内涵,融入了灿烂的中华丝绸文化之中。据乾隆《潞安府志》记载,长治有织机13000台,登机鸣杼者数千家,“潞绸”名扬四海,与“杭缎”、“蜀锦”齐名。清代也是潞绸长足发展的阶段,据史书记载,长治每年生产丝绸达3000匹。

       潞绸品种丰富多彩,有天青、石青、沙蓝、月白、绛色、油绿、秋色、真紫、艾子色等十余种花色,规格分大绸、小绸两种。传统潞绸手感厚实、结实耐用,辅以刺绣、手绘等。织造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玉兰花纹潞绸、长安竹潞绸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

     改革开放以后,潞绸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并远销美国、日本等地,被誉为“太行山上一枝花”。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山西丝绸业进入低谷,潞绸企业陆续衰落。

       进入21世纪后,潞绸业在几经兴衰后重见光明。山西晋城吉利尔潞绸集团是潞绸织造技艺的唯一传承者,始终保留传统潞绸手工工艺、分层染色的独特技艺。2014年,潞绸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潞绸业通过转型发展,与现代商业文化相结合,潞绸缎、潞绸纺等多次入围中国流行面料,出口欧美等地。古老的潞绸再次绽放光芒!

       李贺的这首诗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美人从浸丝到染丝、从上机纺织到绣花的全过程。据有关史料记载,李贺呈现的就是当时潞州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古代,丝织品常常被人用来作为贵重礼物送给心爱之人。

       潞绸确实有过一段超乎寻常的辉煌,故宫的龙袍上赫然标明的“潞绸”二个字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潞绸绝不是一般的粗绸,它是可供皇帝使用的绸中精品,是上党人民在大山之中用灵巧的心和灵巧的手编制而成的一段彩虹。

       明定陵万历孝靖皇后棺内出土有完整一匹“红色竹梅纹潞绸”,颜色鲜艳,花纹清晰,纹饰图案为写实竹叶与梅花。其质地组织为3枚经斜纹,花为平纹组织。经密700板/lOcm,经纬线均加捻,幅宽85cm。更为可贵的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幅墨书:

       潞绸一匹,长五丈六尺,阔二尺二寸五分。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所学,山西部政分守冀南道布政司左恭政阎调□,总理官本府通判黄进日,辨验官督造提调 官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张我续,经造掌印官潞安府知府杨枪,监造掌印官长治县知县方有度,巡按山西监察御使、山西按察司分巡冀南道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 事阎溥,机户辛守太。

       这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有关潞绸的最直接的物证,它为我们提供了潞绸产地、标准规格,印证了潞绸作为贡品的历史。明代关于上贡潞绸的规定为:

       十年一限,进绸四千九百七十尺,分为三运,九年解完……以十分为律,长治分造六分二厘,高平分造三分八厘。造完各差官解部交纳。

       由此可见,潞绸织造完后,交给当地官府,由他们再派员解卷送赴京。潞绸上贡朝廷可以不用商人,但潞绸除了供给皇家使用外,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成为“遍宇内”,“衣天下”的一种商品,于是就出现了潞绸商人。

        我们最早认识经销潞绸的商人是在创作于元末明初的杂剧《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简称《玉壶春》),该剧提到并描写了一位山西潞绸商人,装着三十车洋绒潞绸到淅江嘉兴做买卖,结识了妓女李素兰的一段故事。

       这出杂剧的第二折中,潞绸商人有一段自白:

      自家是山西平阳府人氏,……装有三十车洋绒潞绸来这嘉兴府做些买卖。

       潞绸商人在嘉兴看上了一位名叫李素兰的妓女,要拿三十车洋绒潞绸换取这位妓女:

       我有三十车洋绒潞绸都与妈妈,则要你个大姐。

       文学不是无本之木,《玉壶春》杂剧中不仅出现了潞绸,还出现了卖潞绸的商人,充分说明了此时的潞绸已经从皇宫走向了民间。

       这一点,我们从明朝的许多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由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初编的《说唐》,其中多次提到潞绸:

      单雄信入内,封了三两程仪,潞绸两匹……

     又取出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与叔宝为路费……

     创作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有17处提到潞绸,如第三十七回:

      王六儿之女爱组买了二匹红绿潞绸,两匹绵绸和他做衣里儿……

      明朝万历末年沈瓒的《近世丛残》中说:

       袁了凡令宝坻时,一日门上传单贴入,日道未陈某嵇首,延尺……其服饰长帽素绢,一撇箱鞋,潞绸袄。

        明万历年间,冯梦龙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说:

       美娘见到刘四妈沉吟,只道他作难索谢,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绸……,道:这几样东西奉为姨娘为代折之敬。

      《张献忠陷芦州记》:

       走至花园中,即八大王张献忠处,但见八贼头戴水色小抓毡帽,……身穿酱色潞绸箭衣。

       一种产品,能在短时期内载入典籍尤其是进入文学作品,而且如此广泛,可知其影响之深远;一种商品,从地方官吏到绿林好汉,从市民家属到青楼妓女,“士庶皆得衣”(吕坤《去伪斋集》),可想其销售之繁荣。

       不仅如此,潞绸还飘洋过海,出口阿拉伯、印度、地中海东部沿海国家以至欧非两州,形成连接长安横贯亚州的丝绸之路,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补充,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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