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思佳
摘要：越南古史涉及其民族和国家起源问题，历来为治越南史之学者所关注。过去，由于史料方面的缺失和限制，中外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证和探讨越南古史的历史真实性，甚少有人注意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整体历史过程。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大越史略》抄本和越南古代其他主要的代表性史籍，将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包括陈朝史家对古史的最初书写和构建、后黎朝史家对古史的丰富与发展以及中兴黎朝、西山朝和阮朝三代史家对古史的修正与定型。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不仅为当时的越南诸自主王朝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越史叙事的话语体系，亦成为近代以来越南构建其现代民族和国家的重要历史素材。由于深受古代汉文化的影响与浸润，越南古代史家笔下的本国古史亦包含很多鲜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征，这是中越两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一种必然产物和历史记忆。
关键词：越南 古史叙事 历史书写 中越关系 《大越史略》
本文所谓的越南古史，即越南上古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从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即中国秦代）一直上溯至远古时期。由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文字可考，并非信史，可资利用的各类史料极为有限，主要依靠神话传说故事来进行建构，不少学者亦将其称为“传疑时代”，意在“以疑传疑”。由于越南古史涉及其民族和国家起源问题，历来为治越南史之学者所关注和重视，形成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仅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学界对越南古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雄王和安阳王两大问题上，其核心内容则是要探讨雄王和安阳王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建立的统治形态是否属于国家政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诸学人所关注和研究的越南古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越南古代的诸史家不断书写和构建的一个产物，要真正理解越南古史及其相关记载，就势必对其构建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就目下而言，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相对薄弱，仅有叶少飞和徐方宇两位学者分别对越南古代历史起点的历史书写和雄王形象演变的历史书写进行了一些探讨，尚未有关于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专论出现。究其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长期受到史料方面的局限，尤其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史书——《大越史略》在成书时间和史料价值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使得是书与越南其他史籍（如陈普的《越志》、黎文休的《大越史记》等）的先后关系难以蠡定，由此限制了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近期，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个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清代曹寅收藏的《大越史略》抄本，并考证该本是现存唯一的未经《四库全书》编者改订的《大越史略》版本，由此初步解决了学界对《大越史略》存在的若干争议，亦为考察越南古史的构建和演变提供了某种可能。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新发现的《大越史略》抄本和其他越南古代主要的代表性史籍，对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以期推动学界对越南古史的认识和理解。
一、从无到有：陈朝史家对越南古史的最初书写与构建
公元968年，丁部领最终平定割据今越南北方各地的“十二使君”，定都华闾，国号“大瞿越”，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王朝——丁朝（968—980年）。此后，丁氏向中国宋廷朝贡请封，宋太祖则分别册封丁氏父子（指丁部领和丁琏）为交趾郡王和静海军节度使，由此确立了中越传统宗藩关系。至此，越南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郡县时期（越南史学界称“北属时期”），开启建立自主王朝的新时期。由于长期受到古代汉文化的影响与浸润，越南统治阶层在构建其自主王朝国家的过程中大量仿效和吸收了中国的文物制度。根据越南史籍的记载，丁部领建国后仿效中国“起宫殿，制朝仪，置百官，立社稷”；前黎朝（980—1009年）更是学习同时代的宋朝制度，有“改文武臣僚僧道官制及朝服，一遵于宋”的记载。除了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学习和仿效外，越南亦继承了中国的修史传统，开始记述和编撰本国的历史。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古代越人的修史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朝（1010—1225年）初年，李太祖时就有“诏修玉牒”的记载。根据潘辉注考证，李太祖诏修的玉牒名为《皇朝玉牒》，共一卷，于天顺十七年（1026年）修撰。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李朝杜善曾编撰过一部两卷本的《史记》。但根据叶少飞的研究可知，该书很有可能是“后人托名杜善所辑的一部神怪书籍”，既非越南李朝的古籍文本，亦非真正意义上的史书。
目前，越南已知最早的官修正史是陈朝（1225—1400年）初年史家黎文休所作的《大越史记》。黎文休（1230—1322年），号修贤，陈朝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兵部尚书、国史监修等职，封仁渊侯。根据吴士连的记述，黎文休应是在陈太宗的授意下开始编撰是书的。到陈圣宗绍隆十五年（1272年），该书最终完成并上进给朝廷，凡30卷。另外，根据流寓中国的越人黎崱所作的《安南志略》可知，陈朝初年先有陈普作《越志》，后有黎休修《越志》。学界一般认为，《安南志略》所述的陈普和黎休即为《大越史记全书》中所载的陈周普和黎文休。过去，不少学者认为，陈普所作《越志》可能即《大越史略》，黎休所修的《越志》即黎文休的《大越史记》。但是，根据笔者对新近发现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大越史略》的研究可知，《大越史略》的成书时间应在1299—1388年，明显晚于黎文休的《大越史记》，不大可能是更早的陈普的《越志》。由此看来，在陈朝初年，越南国内至少出现了两种史籍：其一是陈普的《越志》；其二是黎文休在陈普《越志》基础上所作的《大越史记》。由于此二书目前均已散佚，且尚未见到陈普奉朝命修撰《越志》的记载，因而该书究竟为官修还是私撰尚不能确定。因此，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应是目前已知的越南最早的官修正史。
虽然黎文休的《大越史记》现已散佚，但是迟至后黎朝初年，越南史官吴士连在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时仍能看到是书，并将该书的部分内容和黎文休的一些重要史论和史评吸收进《大越史记全书》之中而保存至今。根据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的相关记述可知，黎文休《大越史记》所书越史的时间段限最早起于南越武帝赵佗，终于李朝末代女皇李昭皇，尚未述及中国秦代以前越南古史的内容。再者，根据《安南志略》的记载，由于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应是在陈普《越志》基础上完成的，因此《越志》所书的时间段限很可能与黎书相当，亦未述及越南古史的内容。由此看来，至少到陈朝初年，越南古代史家，尤其是当时的史官仍然将中国秦汉时期割据岭南的南越赵氏政权作为其国家历史的起源和开端，尚未开始书写和构建南越国之前越南古史的内容。
到陈朝中后期，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越南史家开始尝试追溯和书写南越王国以前更为久远的历史，即本文所谓的越南古史。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对越南古史进行追溯的越人可能是黎崱，他在《安南志略》中曾对越南古史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描述：
昔未有郡县时，雒田随潮水上下，垦其田者为雒民，统其民者为雒王，副王者为雒将，皆铜印青绶。蜀王尝遣子，将兵三万降诸雒，因据其地，自称安阳王，而王赵佗举兵袭之。有神人名皋通，下为安阳王辅佐，治神弩，一发杀万人。赵佗知不可敌，因住武宁县，遣太子始诈降，以图之。后通去，语王曰：“能持予弩则兴，否则亡”。安阳王有女名媚珠，见太子始，悦之，遂与相通。媚珠取弩视之，阴易弩机。赵佗进兵，安阳王败，持避水犀入海，赵佗奄有其地。
从黎崱的这段描述来看，他认为越南在“昔未有郡县时”，曾先后经历了诸雒王、雒将和蜀王子安阳王两大统治时期，由此第一次勾勒了越南古史的基本叙事框架。根据黎崱在文中的自述，他的这段文字应引自《交州外域记》。通过对比《水经注》中所保留的《交州外域记》的相关引文来看，黎崱这段描述确实基本因袭了《交州外域记》的记载，但亦略有差异，即关于安阳王最后的结局，《水经注》引文中言“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而《安南志略》中则记“安阳王败，持避水犀入海”。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安阳王持避水犀入水的说法可能最早见诸于沈怀远的《南越志》，有所谓“安阳王御生文犀入水走，水为之开”的说法。即黎崱在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的过程中，很可能亦部分参考了《南越志》的记载。当然，由于黎崱是降元入华的越南士人，其所作的《安南志略》亦是在中国国内完成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安南志略》实为一部中国古籍，其中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究竟对当时的陈朝史家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越南陈朝史家正式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实践应始于《大越史略》。《大越史略》是已知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编年史，其作者失详。根据笔者的最新研究可知，《大越史略》与《安南志略》的成书时间较为接近，大致成书于1299—1388年，相当于越南陈朝统治的中后期，是介于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之间的一部越南通史性著述。在该书之中，越南陈朝的史家在赵氏本纪之前首次增补了名为“国初沿革”的部分来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
昔黄帝既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界于西南隅，其部落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武宁、军宁、嘉宁、宁海、陆海、汤泉、新昌、平文、文郎、九真、日南、怀欢、九德，皆禹贡之所不及。至周成王时，越裳氏始献白雉，春秋谓之阙地，戴记谓之雕题。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资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勾践尝遣使来喻，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秦末赵佗据欝林、南海、象郡以称王，都番禺，国号越，自称武皇。时安阳王有神人曰皋鲁，能造柳弩，一张十放，教武皇军万人。武皇知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后王遇皋鲁稍薄，皋鲁去知。王女媚珠又与始私焉。始诱媚珠求看神弩，因毁其机，驰使报武皇。武皇复兴兵攻之，军至，王又如初，弩折，众皆溃散，武皇遂破之。王衔生犀入水，水为之开，国遂属赵。
与《安南志略》相类似，《大越史略》中的这段“国初沿革”的描述仍然主要取材于中国典籍的记载，如越裳氏献白雉主要出自《尚书大传》，嘉宁和文郎国的说法则源自《林邑记》等。但是，与黎崱简单因袭《交州外域记》和《南越志》的做法不同，《大越史略》的作者开始尝试对相关史料进行取舍和加工，书写和构建出了一套与中国典籍记载不尽相同的越南古史叙事。具体而言，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或许是为了追求与中国历史相比肩，《大越史略》的作者第一次明确地将越南历史的上限追溯到中国上古的黄帝时期，构建了一段从黄帝一直持续到秦末的越南古史；第二，为了增加越南古史的可信性和合理性，《大越史略》的作者开始将中国历史与越南古史对照起来进行书写，即以黄帝对照交趾十五部，周成王对照越裳氏献白雉，周庄王对照碓王建立文郎国，周朝末年对照安阳王取代末代碓王，秦末对照赵佗击败安阳王等；第三，将中国古籍中有关“雒王”（亦称为“骆王”或“雄王”）、“古文狼国”（亦称为“古文郎国”）和“越裳氏”的传说与一些中国郡县越南以后形成的地名（如嘉宁县、九真郡、日南郡等）杂糅起来，最终形成了“交趾初有十五部落，后嘉宁部有异人自称碓王，建文郎国，传十八世，皆称碓王”的建国传说。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越南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在陈朝时期确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至少在陈朝初年，以陈普和黎文休为代表的一些越南史家可能尚未形成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的认识和自觉，因此仅将越南历史的开端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曾割据岭南地区的南越赵氏政权，将赵佗称帝视为越南国统之始。到陈朝中后期，以《大越史略》的作者为代表，一些史家开始出现书写和构建较南越国更为久远的越南古史的倾向，由此利用中国史籍中的若干零星记录，初步构建出了国初有15部落、碓王建文郎国、蜀王子泮安阳王取碓王而代之等古史内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黎崱的《安南志略》还是佚名的《大越史略》，都还没有将这段古史作为越南正史来进行书写和记载，如《安南志略》中对古史的记述是附于“越王城”（传说该城为安阳王都城，亦称螺城）条目之内的，实为对越王城的解释和说明，黎崱也并没有如对赵氏、丁氏、黎氏、李氏和陈氏那样为雒王和安阳王建立世家列传；再如《大越史略》虽然将“国初沿革”附于南越赵氏之前，但亦未如赵氏、丁氏、黎氏和李氏那样给碓王和安阳王设立帝王本纪。
二、文学入史：后黎朝史家对越南古史的丰富与发展
在陈朝的部分史家尝试于史册之中书写和构建相对明晰且传承有序的越南古史的同时，更有一些陈朝的文人士大夫通过收集和编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集的形式来丰富和发展越南古史中的某些具体片段。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陈朝时期出现的这类文学作品可能至少有三种：其一，陈人李济川于宪宗开佑元年（1329年）编撰的《粤甸幽灵集》，凡一卷，共28传，其中有《校尉英烈威猛辅信大王传》（即李翁仲传）、《果毅刚正王传》（即高鲁传）和《佑圣显应王传》（即山精传）三传涉及越南古史；其二，相传由陈人陈世法编撰的《岭南摭怪》，凡二卷，共23传，其中有《鸿庞氏传》《木精传》《董天王传》《槟榔传》《一夜泽传》《蒸饼传》《西瓜传》《白雉传》《李翁仲传》《越井传》《金龟传》《伞圆山传》12传涉及越南古史；其三，陈人胡宗鷟的《越南世志》，该书目前已佚，但查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可知，该书凡二卷，卷一载鸿庞氏18世谱，卷二载赵氏世编，从潘氏的记述来看，该书的卷一亦涉及越南古史的内容。
与《安南志略》和《大越史略》相比，这类文献的时间线索并不十分明确，反而重视对某一具体人物、群体或事件的夸张和神化的描述，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述，而是带有浓厚的民间神话传说色彩的文学作品。比如潘辉注在《历朝宪章类志》中就没有将此三书归入经史类文献之中，而是将其放在了传记类文献之中加以著录；再如参照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撰而成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则将至今尚存的《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二书归入“集部—小说—传奇”之类，亦不认为其是史学著述。过去，不少学者都认为，有关越南古史的种种传说（如雄王、安阳王等）可能都是先于越南民间流传，后来逐渐影响到越南官方及其史家的。但是，根据笔者最新考证的《大越史略》成书的时间区间来看，该书的成书时间与《粤甸幽灵集》等三书的成书时间是极为接近的，甚至有《大越史略》早于此三书出现的可能性存在。由此看来，至少在陈朝时期，越南史家及其史学著述和文学士人及其文学作品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活动可能大体上是同时出现的，很难蠡清二者到底是谁先影响到谁的，只能说越南古史在陈朝时期被逐渐构建出来应是二者长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历史结果。
到后黎朝（1428—1527年）建立以后，这种史学著述和文学作品长期相互作用的情况一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陈朝灭亡后，越南相继经历了胡朝（1400—1407年）和属明（1407—1427年）两个历史时期，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战乱之中，使得大量的文献材料，尤其是长期局限在上层流传甚至可能是藏之秘阁的史籍文本大多毁于动乱和战火。比如，到后黎朝洪德年间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时，他所知道的越南前代史籍仅有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胡宗鷟的《越史纲目》两部，所能读到和参考的则仅有黎氏《大越史记》而已，黎崱在《安南志略》中提及的陈普的《越志》和后来辗转流入中国的《大越史略》则均不为吴氏所知。与史学著述相比，由于文学作品更为亲民且更少受到政治的束缚，遂流传较广，得以更多的保存下来，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均在越南国内流传至今，《越南世志》虽已散佚但仍有序文留存。由于前代相关史籍的大量散佚，如《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这类载有越南古史神话传说的前朝文学作品遂开始成为后黎朝史官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的基本素材。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后黎朝时期最早进行这类尝试的应为阮廌。阮廌（1380—1442年），又名黎廌，号抑斋，是陈朝后期名相、宗室陈元旦的外孙，因追随黎利参加蓝山起义而成为后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历仕黎太祖和黎太宗两朝。除了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外，阮廌亦是越南古代著名的史地学家，其所著的《舆地志》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地志类书籍，有“安南禹贡”之称。他在《舆地志》一书中曾对越南古史有一段简单记述：
先君泾阳王生有圣德，受封粤南，为百粤祖……雄王绍统建国，曰文郎国，分国中为交趾、朱鸢、武宁、福禄、越裳、宁海、阳泉、陆海、武定、怀欢、九真、平文、新兴、九德凡十五部……
与《大越史略》中的论述相比，阮廌对越南古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他首次将“泾阳王”引入了越南史家的视野，将“泾阳王”称为“先君”，视为百粤之祖，自然亦是越南之祖；第二，他首次使用了“雄王绍统建国”的说法，即将越南国统的起源由南越武帝赵佗提前到了雄王建国的时代；最后，他认为越南上古时期的15部落不是先于雄王（即《大越史略》中的“碓王”）出现的，而是雄王建立文郎国后自行划分的结果。通过与上述诸文献对比可知，阮廌对越南古史的这段记述与《岭南摭怪》中《鸿庞氏传》的内容最为接近。因此，阮廌可能是后黎朝最早的将前代与古史相关的文学作品（如《岭南摭怪》）的记述引入史地类著述的学者。由于阮廌并非是普通的学者或史家，而是后黎朝时期较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因此他的这一做法很可能在后黎朝上下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由此催生了后来吴士连对越南古史的重新书写和构建。
吴士连是越南后黎朝时期著名的史官，其于黎圣宗洪德十年（1479年）受命编撰《大越史记全书》，凡15卷，是为现存最早的越南官修正史。根据吴士连的自述可知，他所撰是书主要是在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潘浮先的《大越史记》的基础之上“校正编摩”而成的，与此二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增入外纪一卷”，即“鸿庞、蜀王外纪”。由此看来，吴氏的《大越史记全书》除了对黎、潘二人所作“旧史”进行重新编校外，主要的创新之处就是加入了“鸿庞、蜀王外纪”一卷，继《大越史略》之后正式对越南古史进行了新的历史书写和构建。与《安南志略》《大越史略》《舆地志》的记载相比，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越南古史的书写要详尽且繁复的多。从现存《大越史记全书》的内容来看，吴士连所书的越南古史的直接史源应主要是陈朝遗存下来的《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这类民间神话故事集。具体以此二书而言，则主要有《粤甸幽灵集》中《校尉英烈威猛辅信大王传》《果毅刚正王传》和《佑圣显应王传》三传的内容，《岭南摭怪》中《鸿庞氏传》《董天王传》《白雉传》《李翁仲传》《金龟传》《伞圆山传》六传的内容。中兴黎朝时期著名的史家吴时仕就曾指出：“旧史（指《大越史记全书》）旁搜古传，织绘成文，务足数代世表，凡所取之摭怪、幽灵，犹北史之南花（华）、鸿烈也。”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古代史家，吴士连也没有完全接受和因袭《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这类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记载，而是对其进行了他自认为的相对严谨的史学加工，删去了其中较为荒诞的部分（如《岭南摭怪》言雄王传18世，吴氏认为“恐未必然”，遂未书），构建出了一套当时越南官方阐释本国古史的话语体系。其一是正式修正了黎文休以来形成的越南历史起源于南越赵佗称帝的观点，将越南历史及其国统正式上溯至泾阳王时代（大致与神农氏后裔帝宜的时代相当），泾阳王之后则相继有貉龙君、数代雄王和安阳王统治，由此书写和构建了一套传承相对有序的越南古史国统承继的时间线索。其二是首次为越南古史中的诸帝王创立了本纪，具体又分为《鸿庞纪》和《蜀纪》。《鸿庞纪》起于泾阳王受封，终于末代雄王，即周赧王五十七年（前257年），下设《泾阳王》《貉龙君》和《雄王》三纪，分述与泾阳王、貉龙君、历代雄王、扶董天王、越裳氏和山精水精等相关的传说事迹；《蜀纪》起于安阳王吞并文郎国，即周赧王五十七年，终于赵佗兼并安阳王的瓯貉国，即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年），下设《安阳王》一纪，分述与安阳王、金龟、李翁仲等相关的传说事迹。其三是开始将部分古史神话传说视为信史，并在史论和史评中极力加以说明和论证，如吴士连在评论泾阳王和貉龙君的传说时，就曾将之与中国史籍中“吞玄鸟卵而生商，履巨人迹而兴周”相比，认为这些“皆纪其实然也”；再如在论述安阳王时代的金龟传说时，他亦认为，“金龟之说信乎，有莘降神，石能言，容或有之。盖神依人而行，讬物以言也。国之将兴，神明降之，以监其德；将亡，神亦降之，以观其恶”。
吴士连之后，到后黎襄翼帝洪顺年间，又有史官武琼作《大越通鉴》（亦名为《越鉴通考》），凡26卷，“自鸿庞氏至十二使君别为外纪，自丁先皇至黎朝太祖大定之初年为本纪”。由于该书目前已经散佚，因而很难直接获知该书所述越南古史的具体情况。但是，在武琼完成是书后不久，又有黎嵩据是书内容写成总论一篇，名为《越鉴通考总论》。该篇总论尚存，其中有：
粤自鸿庞氏泾阳王继神农之后，娶洞庭君女……貉龙君继鸿庞之世，娶瓯貉氏女，而生有百男之祥……雄王嗣貉龙之统……继世子孙，并以雄王为号，祚十八世，岁经两千余年……安阳王西徙巴蜀，南灭雄王，都于螺城，保有瓯貉。得龟爪之弩，却秦人之兵，狃于战胜，安乐而骄，赵兵来攻，而边疆失守。
从黎嵩据《大越通鉴》写成的这段史论来看，武琼和黎嵩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认识应基本不出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的范围。由此看来，由于前代史籍散佚殆尽，到后黎朝时期，以阮廌和吴士连等为代表的一批越南史家，确实开始将李陈时期创作和积累的与古史相关的众多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引入越南史书的编撰，正式将越南历史和国统的起源由南越赵佗时代上溯至泾阳王时代，并为越南古史中的诸帝王（泾阳王、貉龙君、雄王和安阳王）创立了本纪，书写与之相关的各种传说事迹，由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越南古史的叙事体系和主要内容，成为后黎朝对本国历史书写的一种官方话语和阐释。
三、疑古存录：中兴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史家对越南古史的修正与定型
自后黎朝威穆帝以来，越南国内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内战，黎朝皇权和中央权力逐渐下移，最终导致了黎圣宗时期效仿中国所建立的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法的全面崩溃。尤其是到了中兴黎朝时期（1533—1788年），黎皇逐渐沦为政治傀儡，各种权力完全被中央的郑主和割据地方的阮主、裒主（即宣光武氏）、莫氏等瓜分。阮朝史官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就曾感慨：“夫黎自中兴以后，太阿倒持，下陵上替，厥有自来君臣之礼荡然矣，惟南郊祀天尊卑之分尚在。”也有日本学者将这种历史现象称为“黎朝朝廷的空洞化”。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吴士连等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形成的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亦开始受到后世一些史家的质疑，由此在越南国内逐渐形成了一股疑古的史学风潮。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对吴士连等所述古史进行质疑的是吴时仕。吴时仕（1726—1780年），字世禄，号午峰，曾官至礼部尚书，封延庆侯，是越南中兴黎朝时期的著名文人和史家。吴时仕对越南古史的质疑主要是以史论和史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集中收录于其著述《越史标案》中，现举出其中较为典型的若干事例加以说明。
其一是质疑泾阳王所建的赤鬼国，认为“按我越启邦虽在义颉之后，而文字未行，记载仍阙，其世次年纪，政治风俗，传疑传信，总属无徵。……旧史（指《大越史记全书》）壬戌纪年何所起……赤鬼何名乃以建国，一般荒诞，尽属可删”；其二是质疑貉龙君和妪姬一胞生百卵、百男的事迹，认为“或问百卵之胞，有诸曰：龙子生自不凡，卵生何足为怪。然亦不经之说也”；其三是质疑雄王时代之扶董天王和山精的事迹，认为“按天王破贼，山精争娶事，皆本《摭怪》润饬……岂可以一国信史抵一部志怪”；其四是质疑鸿庞氏的起止时间，认为“鸿庞之起壬戌终癸卯，而雄王之亡、安阳之兴确属周赧王之五十七年者，又以算计之泾雄之间凡二十代，二千六百二十二年，多少乘除，每君百二十岁，人非金石，安能寿尽钱铿，此尤不可晓者”；最后，是对安阳王时代之金龟事迹的质疑，认为“然凭鸡与女而能堕城，万无是理明矣。龟脱爪之事何如，曰龟苟能言，既为完城，又何惜一爪不以与之，正恐无此龟耳”。
从上述若干史论和史评的内容来看，到中兴黎朝时期，以吴时仕为代表的部分史家确实已经对吴士连等书写和构建的越南古史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和不满，认为其中仍然有很多荒诞不经的成分存在，因此发出了“岂可以一国信史抵一部志怪”的感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吴时仕的《越史标案》实为私人史学著述，并不能代表中兴黎朝的官方立场，因此，其史学观点在当时的影响程度可能还是极为有限的。在吴时仕去世后不久，中兴黎朝亦为西山起义军所灭，起义首领之一的阮文惠（亦称阮惠）就此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西山朝（1788—1802年）。根据《吴家世谱》的记载，在西山朝与清廷交涉的过程中，吴时仕之子吴时任逐渐得到阮文惠的赏识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官至兵部尚书、侍郎大学士等职。到光中五年（1792年），吴时任开始兼任国史署总裁，景盛五年（1797年），则开始“奉监刊修国史”。这里所谓的“国史”指的就是西山朝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前编》，该书凡17卷，主要叙述了越南自鸿庞氏到属明时期的历史。
通过对比可知，吴时任监修的《大越史记前编》与其父所著的《越史标案》在内容上是大体相当的，可谓是一部在《标案》原书基础之上润色和扩展而来的史籍。与此相印证，在《吴家世谱》中则有“丁巳，奉监刊修国史，因以午峰公所著《标案》刻梓”的记载，这里所谓的“《标案》刻梓”应并非吴时任将《标案》刻印出版之意，而是以《标案》为基础将之发展为《大越史记前编》再进行刻印的意思。由于吴时任将《越史标案》发展为西山朝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前编》，就使得吴时仕对于越南古史的种种质疑从民间层面的“一家之言”上升成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观点”，进一步推动了当时越南国内疑古之风的发展。另外，吴时任在继承和因袭其父观点的同时，亦有补充和发展之处。如在述及泾阳王娶洞庭君女时，吴时任补充道：“其失在好事者见柳毅传书传中说洞庭之女嫁泾川王次子，妄意泾川是泾阳，既有夫妇，便有父子君臣，因而织绘成文。”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吴氏父子虽然对前人建构的越南古史多有质疑，但在他们的著述中仍坚持了“疑古存录”的原则，即在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亦保留了从泾阳王到貉龙君，再到雄王、安阳王的古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到阮朝（1802—1945年）嗣德年间，随着这股疑古之风的持续发展，史家遂开始正式尝试对古史的一些基本架构和内容进行删改和修订。众所周知，西山朝是越南历史上一个短命王朝，仅存在近14年便为阮主后裔阮福映所灭，阮福映即阮世祖嘉隆帝，由此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自主王朝——阮朝。与越南历代王朝所不同的是，阮朝在建立以后并没有急于修撰前朝的史书，反而是较早的开始修撰与本朝相关的各类史籍。从嘉隆到嗣德初年，阮廷相继完成了《大南实录前编》《大南列传前编》《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等书，诸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明命政要》《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书亦在紧张修撰之中。到嗣德八年（1855年），嗣德帝有感于“迩来国史之学未经著为功令，故士之读书为文惟知有北朝之史（指中国历史），本国之史鲜或过而文焉”的近况，认为“昧于古者，何以验今，籍谈忘祖，伯鲁将落，正今日学者之通病，学术未明，岂非旧史未备之故欤”，遂下诏决定编撰一部从上古到后黎朝的阮朝官修正史，名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据嗣德八年所颁修史诏书来看，《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体例上主要是依照宋儒朱熹的《通鉴纲目》编撰。但是，当具体到一些史论和史评时，《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则更多地受到吴时仕、吴时任父子编撰的《越史标案》和《大越史记前编》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转引了大量书为“吴（时）仕曰”的相关史论和史评。由于深受吴氏父子史学观点的影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史官亦继承了他们对越南古史书写的种种质疑。嗣德九年（1856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总裁官潘清简等联名上书，认为“鸿庞氏纪泾阳王、貉龙君之称，缘上古，世属渺茫，作者凭空撰出，恐无所取。又附于小说家柳毅传以为印证，夫泾阳属秦，洞庭属楚，与我何关。况怪诞之谈，不经殊甚，安所据而俨为建国立统之首君哉”，遂请旨“奉拟越史建统应以雄王为始，其泾阳、貉龙之事别以传闻附注其下”。
以本次上书为起点，遂在阮廷上下引起一番对越南古史问题的讨论。例如，邓国琅就曾上书反对，认为：“鸿庞氏纪泾阳王、貉龙君、雄王虽世代辽远，文字无传，纪事多属荒诞，然建都立国历有年所，均系我越之始君。故黎史臣吴士连撰《大越史记》系在洪德十年，当辰圣宗淳皇帝爱好文学，诏求野史及人家所藏古今传记以备参考，其此书段自鸿庞氏，以泾阳王为国统首君。当此儒臣辈出，济济跄跄，曾无一人言其是非。且自书成以后三百余年，经黎洪顺、景治年间两次简命儒臣撰述考订，其间博雅君子固不乏人，亦无别有改窜，则前此士连所著，想亦非是悬空撰出。兹若截起自雄王而泾阳、貉龙二君则止于雄王附注其事，恐非所以备世次而详源委。”鉴于朝廷上下多有纷争，皇帝遂于嗣德九年下诏裁定，认为：“我越旧史所载泾阳、貉龙之事若存若亡，存而勿论可也，乃亦一例大书。而所书又多牛鬼蛇神、荒诞不经之说，史家舍怪存常之义有如是乎。其《越史通鉴纲目》一部，准起雄王纪以表我越得统之始。至泾阳、貉龙二纪准分注于雄王下俾，合以疑传疑之义欤。”嗣德帝的这一裁定，是继西山朝编撰《大越史记前编》之后，越南中央王朝再次对史家质疑吴士连等所书越南古史的一种肯定，成为以潘清简为代表的阮朝诸史官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正式修订越南古史基本架构和主要内容的“金科玉律”。
就《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内容而言，阮朝史官主要对越南古史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订。第一，改变了自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以来在越南国内形成的从鸿庞纪到蜀纪，从泾阳王到貉龙君，再到雄王、安阳王的古史叙事的基本架构。改原本的《鸿庞纪》为《雄王纪》，确立越南得国统之始起于雄王，不再为泾阳王和貉龙君专门设立本纪，仅将其有限的传说事迹书于雄王本纪之中，雄王之后则仍由安阳王接续。第二，在《大越史记全书》和《大越史记前编》等前朝官修正史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越南古史中的一些具体传说事迹进行删改：其一是删去了一些他们认为极为荒诞的内容，如在雄王纪中就直接删去了山精、水精争娶雄王之女的传说；其二是继续坚持“质疑存录”的原则，将其他一些不经的成分写入《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注释之中并加以质疑，如安阳王时期神龟的传说就被写入“灵弩”注中，并于其后指出“但事属荒诞，今削之”。第三，增补了一些中国史籍中的记载，以此来说明其古史的可信性，如在雄王纪中就据金履祥的《纲目前编》增补了越裳氏于唐尧时往中国朝贡献金龟的记载。由此看来，至少到嗣德时期，在中兴黎朝以来形成的“疑古”史学风潮的持续影响和作用下，阮朝官方对本国古史的认知和解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完成以后，逐渐形成了阮朝官方从雄王到安阳王的古史叙事体系，亦标志着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建构的最终完成和定型。
结论
综上所述，越南古代诸史家对其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实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至繁、反复取舍、不断嬗变的复杂过程。具体而言，则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越南陈朝时期。在此阶段内，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历史究竟起源于何时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放弃了陈朝初年黎文休在《大越史记》中确立的南越赵佗称帝建国的观点，开始尝试搜集和利用中国典籍中的一些相关记载来追溯和构建南越国以前的历史，由此产生了《大越史略》中“国初沿革”部分对越南古史的初步书写和构建。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后黎朝时期。在此阶段内，由于陈朝时期的史籍大多散佚，以阮廌和吴士连为代表的一批后黎史家开始尝试将李陈时期遗留的若干载有古史民间神话传说的文学作品（如《粤甸幽灵集》《岭南摭怪》等）的内容引入史学著述，最终在黎圣宗洪德年间编撰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中形成了一套从泾阳王到貉龙君，再到雄王、安阳王的古史叙事体系。第三阶段，大致起于中兴黎朝时期，经西山朝，一直持续到阮朝。在此阶段内，后黎朝时期在神话传说基础之上构建的官方古史叙事体系开始遭到后世史家的不断质疑，由此在越南国内逐渐形成了一股“疑古”的史学风潮。在此背景下，以吴时仕、吴时任和潘清简等史家为代表，开始尝试对越南古史进行重新定位和修订，最终在阮朝官修正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形成了从雄王到安阳王的古史叙事形式，标志着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最终得以定型。
越南古代诸史家在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过程中，既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与浸润，亦受到越南自身民族思维和史学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些共性的历史特征。就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上古时期遗存的史料极为匮乏，越南古代史家在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过程中，均不同程度的借鉴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引传说入史作《五帝本纪》的史法，广泛搜罗和取材于中越两国流传和记载的各类神话传说故事，使得他们笔下越南的古史叙事或多或少的都带有一定的神话传说的性质和色彩。第二，由于越南古代史家普遍接受了太史公引传说入史的观念，随着越南本国民间关于其上古神话传说的日益丰富，更多情节更为细致的本土传说逐渐被引入史书，使得越南古史的叙事亦日渐详尽（比如与稍早的《大越史略》相比，《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越南古史的叙述就要繁复很多），由此就形成了与中国古史叙事发展相类似的“层累地造就越南古史”的史学现象。第三，由于深受中国传统史学中正统论的影响，“国统”或“正统”观念亦为越南古代史家所普遍接受和认可，他们在构建本国古史时往往要追溯其国统或正统究竟起源于何时，如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就主张越南国统起源于神农氏后裔泾阳王，即所谓的泾阳王得统说；而潘清简等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则主张越南国统应始于雄王，即所谓的雄王得统说。
就越南自身民族思维和史学思想而言，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除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外，越南古代王朝国家的独立意识是驱使其史家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重要政治和现实因素。比如，《大越史略》中对本国古史的最初书写就恰好发生在陈朝三次成功抗击蒙元入侵以后；再如，阮廌和吴士连等在《舆地志》和《大越史记全书》中所构建的古史叙事体系则与明宣宗最终弃守安南，黎利建立后黎朝不无相关，均处在越南古代王朝国家独立意识相对高涨的历史时期。第二，越南古史在发展中虽然一度形成了与中国相类似的“层累地造就越南古史”的史学现象，但到中兴黎朝以后，随着越南本国史学的不断发展，部分史家亦形成了其自身对古史的认识和理解，由此产生了一股相对独特的“疑古风潮”。其结果是越南古史叙事在进入近代前夕，非但没有如中国古史那样越推越远，反而由时代更为遥远的泾阳王退回到了雄王时代，即《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改雄王为越南国统之始。第三，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亦日益呈现出本土化的叙事倾向。纵观全文不难看出，在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初始阶段，其因袭和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史籍的记载，如黎崱在《安南志略》中就基本因袭了《交州外域记》和《南越志》的说法；《大越史略》中“国初沿革”部分则杂糅了《尚书大传》《林邑记》等书的记载；进入后黎朝以后，阮廌、吴士连等史家则开始从《岭南摭怪》等越南本国文学作品中寻找古史素材，最终形成了以鸿庞氏纪和蜀纪为核心的更加本土化的古史叙事体系；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成书以后，这种本土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连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泾阳王、貉龙君也被排除出了越南国统的范畴。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产生了相对深远的作用和影响。首先，就越南古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其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为当时的诸自主王朝国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越史叙事的话语体系，有利于加深和强化古代越人（尤其是其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越南王朝国家的认同和效忠。其次，从越南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越南古代史家所书写的本国古史又逐渐成为越南构建其现代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素材之一，尤其是古史叙事中的雄王“建国、卫国”的形象在近代以来得到不断地渲染和放大，由此在越南国内最终形成了国家和民间层面上的雄王信仰与崇拜。雄王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文郎国”的真实形态如何？还需要深入研究，但正如于向东所说：“雄王祭祀与信仰，已构成越南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关乎越南民族情感。”于向东：《民族记忆与信仰：从古史传说的雄王到神殿祭拜的雄王——写在徐方宇〈越南雄王信仰研究〉出版之际》，徐方宇：《越南雄王信仰研究》，第vi页。最后，从中越两国交往的历史而言，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史学观点和相关史料的影响，越南古代史家所书写和构建的本国古史亦包含很多鲜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征的元素（比如神农氏、柳毅传、蜀王子等）。即便是后来越南古代史家出现了一些淡化，甚至剥离部分中国元素的叙事倾向，但由于越南古史的基本素材和框架仍主要源于中国典籍，使得不少中国历史和文化元素始终在其古史叙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为中越两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一种必然产物和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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