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书过程
《岭南摭怪》的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而又曲折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该书在越南李朝(1010—1225年)和陈朝(1225—1400年)时,已有文学家和史学家从民间广泛搜寻、征集、编排和加工整理、编撰成书。正如后黎朝的文豪、史学家武琼在《岭南摭怪列传序》中所言:“斯传之作,其传中之史欤?不知始于何时,成于何人?姓氏缺不见录。盖其草创于李、陈之鸿生硕儒。”可见,在武琼(1453—1516年)前,《岭南摭怪》早已经过许多高才博士之手编撰成书。
其二,陈世法在李、陈两朝学者编撰《岭南摭怪》旧传的基础上又进行过搜集、修改、补充、整理而重新编纂了《岭南摭怪》,使其内容更加充实。文人邓明谦在1520年撰写的《越鉴咏史诗集·凡例》中指出:“吾于洪顺年间(指黎襄翼帝洪顺年间,1509—1516年)入史馆,窃怀述古之志,常嫌内阁藏书因遭兵燹,缺失甚多。仅能见吴士连之《大越史记全书》、潘孚先之《大越史记》、李济川《越甸幽灵》、陈世法之《岭南摭怪》……。”由此可知,在16世纪之前,陈世法已重新编辑了《岭南摭怪》。18世纪的史学家黎贵@①dūn在《见闻小录》中亦说:“《岭南摭怪》一书俗传陈世法所撰。”因此,陈世法大概是该书较早的编纂者。然而,陈世法究竟为何朝何时人,无信史可传。据潘辉注在其“《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中,关于《岭南摭怪》之记载及武琼序”中说:“《岭南摭怪》三卷,不知何人作,相传为陈世法。今其序不见,止有武琼校正一序。”另据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说:“据说《岭南摭怪》一书是由陈代的陈世法所撰。”〔1 〕由上所述,黎贵dūn@①的书中说“俗传”,潘辉注的书中说“相传”,陶维英的书中说“据说”等等,都无法肯定陈世法为何朝何时人,只好存疑。但陈世法所撰《岭南摭怪》原著亦佚。黎贵dūn@①所见只不过是武琼序文而已,我们仅能说陈世法大概对《岭南摭怪》有所续编。
其三,15世纪中叶以后,由文人武琼和乔富不仅在“旧传”的基础上重新编撰了《岭南摭怪》,而且运用动人的文笔对该书进行较大的润色和加工,使之成为越南著名的神话传说故事集。武琼,字守朴,号笃斋,别号燕昌,海阳省唐安县慕泽村人。后黎朝黎圣宗洪德九年(1478年)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任国史馆都总裁。他是越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述甚多,有史书《越鉴通考》、诗集《诉琴》和《算法大成》等书。他的故事集《岭南摭怪》是根据前人原本重新编纂。他在序中说:“洪德壬子(1492年)春,愚始得是传,披而阅之,不能无鲁鱼阴陶之舛,于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为二卷,厘目为《岭南摭怪列传》,藏之于家,以备观览。”乔富(1450—?),号孝礼,山西省安定县腊下村人。黎圣宗洪德六年(1476年)中进士。《登科录备考》和阮朝初期的学者武方提的《公余捷记》曾说:乔富“又与唐安人武琼合著《岭南摭怪》”。那么乔富和武琼定为同时代人,但二人并非“合著”。参阅乔富在跋文中最后一段话,即可明了这一点。跋曰:“故愚旁考他书,附以己见,改而正之,辨证于既往,解嘲于将来,删繁就简,以便中笥观览。”武琼为该书作序,在洪德二十三年(1492年);乔富为该书写跋,在洪德二十四年(1493年)。乔富对原著大动笔,为的是“考而正之,辨正于既往,删繁就简”,完成武琼留给“后来好古君子”之“订而正之,润而色之,其文考,其辞精,其旨远,以便中笥观览。”但在武琼的序和乔富的跋文中,均未提到两人“合著”一事,亦未提到陈世法之名,只明确地提到,曾搜集前人之故事“皆载诸经史”。可见彼此之间没有协作的意思。可能武琼将原文初修一次,在洪德二十三年(1493年)春作序之后,到洪德二十四年(1494年)秋乔富看到武琼的修订本和序文,又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完成了武氏未竟之作,于是乔氏写了跋。然而,至今所见的该书内文也分不清武琼和乔富各人的修改手笔了。
其四,在武琼和乔富撰写序和跋之后,又有一些儒家对《岭南摭怪》进行了数次的修改和增补,但他们都是以武、乔原版为基础。在莫氏家族统治下(1527—1592年),有个儒生段氏在武、乔的两卷本之外,再增加了第三卷(有19个故事),成为三卷本。到18世纪有位武钦邻的儒生也对《岭南摭怪》增补了新的故事。从16到19世纪,还有许多无名氏学者再次将一些新故事增补入《岭南摭怪》中,从而使该书有很多种版本并后附有“续补”和“续编”。
总之,《岭南摭怪》早在李、陈两朝已经编撰出来;其次是陈世法的增补和修改;再次是15世纪的武琼、乔富在前人的旧传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和编撰,分为二卷本,并作了序和跋。他们的版本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原本。越南史学家认为《岭南摭怪》的作者是武琼和乔富二人〔2〕, 其实是由很多博学的儒生经过多代搜集民间的神话故事编辑而成的集体创作。
二 基本内容
当今,《岭南摭怪》共有9种版本刊布于世, 最少的版本是属于较早的武、乔本,22个故事,最多者达73个故事,然而武、乔本构成了《岭南摭怪》一书的主要内容,也是15世纪以后各种增补版本固定不变的原本,是学者研究该书最基本的底本,但武、乔本在中越两国是非常罕见的珍本。其余50余篇故事是后来由其他许多儒生增补进去的,不再是该书最主要的内容,也比较易寻。
在武、乔的序和跋中所列举的故事,简介如下:鸿庞氏传、夜叉传、白雉传、金龟传、槟榔传、西瓜传、蒸饼传、何乌雷传、董天王传、李翁仲传、一夜泽传、越井传、徐道行阮明空传、伞圆山神传、南诏传、杨孔路阮觉海传、狐精传、鱼精传、二征夫人传、蛮娘传、苏沥江传、木精传以及乔富跋里增加的龙眼传,但不见有二征夫人传,所以二人所列故事数相同。在武琼的序和乔富的跋中都简要地对22个故事作了说明。
武琼的序说:“《鸿庞氏传》是详皇越开创之由;《夜叉王传》盖略述占城兆萌之渐;白雉有传志越裳氏也;金龟有传记安阳王也;南国聘礼所重,莫如槟榔,表而出之,则夫妇之义,兄弟之睦,于是彰然矣。南越夏时所贵,莫如西瓜,揭而言之,则恃有己物,不顾主恩,于是然著矣。蒸饼传者,嘉孝养也。何乌雷传者,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贼,李翁仲之灭匈奴,南国有人可知矣。褚童子之邂逅仙容,崔传之遭逢仙偶,为善阴骘可见矣。道行、孔路等传,奖其能复父仇,而神僧之辈乌可泯也。鱼精、狐精等传,示之能除妖怪,而龙君之德不可忘也。二征忠义,死为神明,旌而表之,孰云不可?伞圆神灵,能排水族,彰而显之,谁曰不然?与夫南诏为赵武之后,而国亡能为复仇;蛮娘为木佛之母,而岁旱能作霖雨。苏沥为龙肚之神,猖狂为旃檀之精,一则立祠以祭,而民受其福;一则用术以除,而民免其祸。”
乔富在跋中云:“呜呼!天遣玄鸟降世而生商王,则必有百卵孵生子孙分治南国,鸿庞氏之不可无。宁为鸡口,胜为牛后,故赵氏子孙反抗北朝,南诏传不可不视。水流弯曲而汇聚成神龙,苏沥江传岂不为京都之形胜增艳乎?战胜而不隐藏弩机之密,金龟岂非针砭安阳王忘此危机乎?为民除害,必有鱼精、狐精、木精传之明载。尽臣子之道,必有蒸饼、龙眼、白雉传之详述。董王、翁仲因荡寇保国而威名显赫。西瓜、槟榔为民生财而著称。一夜泽、越井岗传,因做阴施报之善事,取此以劝世。何乌雷,夜叉王传,因好淫而害身、丧国,以此而戒众。至若伞圆传抗灾有功、蛮娘祈雨灵应,徐道行报父仇,阮明空治愈王病,杨孔路、阮觉海有法术,迫使降龙、蜥蜴落,皆以显示法术之精巧。……”
若将上述故事的内容加以分类,则可知:《鸿庞氏传》是有关越南民族和国家起源,《二征夫人传》和《董天王传》是有关反对北朝的统治,《金龟传》是有关说明安阳王修建古螺城之事,《木精传》和《狐精传》是有关妖精神怪和寺庙神迹的变幻,《槟榔传》和《蒸饼传》是有关古代北越风俗习惯之传统,《徐道行阮明空传》是有关僧人法术的故事,等等。这些神话故事固然不是历史,然而却隐示了越南远古时代的某些历史苗头,可供史学家探寻其线索;再者,这些神话故事有似我国六朝时期的“鬼神志怪之事”,正如武琼在序言里所说:“其视晋人《搜神记》,唐人《幽怪灵》同一致也。”可见越南文化受汉文化濡染很深。
三 《岭南摭怪》与“文郎国”问题
对于远古时代的“文郎国”一事,越南某些学者根据《岭南摭怪》所载录的有关传说故事,错误地认为,在四五千年前越南已产生了文明国家——文郎国,且领土辽阔;甚至荒谬地认为,早在文郎国初期已遭到中国的“侵略”。例如,70年代出版的《越南历史》一书就如此写道:“文郎国时期——雄王时期,越南进入青铜发展的时代,距今约有四五千年,这是一个跃进,是社会发展的伟大时期。”〔3〕 并认为“正是在文郎时期,建立了越南民族和越南文化的基础以及越南民族精神的传统。”〔4〕中国的史书从未提到在越南出现过什么“文郎国”。“文郎(狼)”二字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5 世纪的著作《林邑记》之中:“朱吾(今越南广平省洞海县南)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渔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还说: “朱吾县南有文郎究(水)。”〔5〕
由此可知,仅有文郎人, 而无文郎国;文郎人生活在原始公社时期,并未发展到建立国家的程度。《岭南摭怪》也承认,当时的社会“民用未足,以木@②皮为衣,织菅草为席,禽兽鱼鳖为@②(指鱼露),刀耕火种”。可见文郎人实际处于原始社会。到了公元1世纪初,东汉九真太守任延、交趾太守锡光时,越南北部仍处于落后的氏族公社阶段。史书载:“九真俗以渔猎为业,不知牛耕,以烧草种田,不知嫁娶礼法。”太守“教民耕辟,岁岁耕作,百姓充给,建立学校,导之以礼。”又说:“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艺法与华同。”〔6〕任延、锡光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典章制度输入越北,对交趾地区从氏族社会转向封建社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根据17世纪末叶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所载,雄王治下的文郎国“亦甚怪诞,信书不如无书,姑述其旧,以传疑也”。16世纪黎嵩所著《越鉴通考总论》指出,当时社会仍处于“靡有兵戈之警,结绳为政,民无诈伪,可见淳朴野之俗矣”。19世纪末叶潘清简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指出:“雄王记,世邈籍堙,干支年月无考。”正如越南史学宿老陶维英说: “我们不能拘泥于'国’字,认为雄王(碓王)所辖的地方是一个具有今天'国家’含义的国家。”又说:“雄王一定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我们推断雄王所建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已。……至于文郎一名只能是后人杜撰的。”〔7〕陈重金也说:“自15世纪以后,我国的历史才记述了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由此可知,有关这个时代的事情是难以确凿可信的。不过历史学家却也收录了这些假传的荒唐无稽的故事,它们全属神仙鬼怪之说,完全违背自然的法则。”传说文郎国相传十八世,共2622年。陈重金就此指出:“若取长补短平均计算,每位雄王在位约150年,虽系上古时代的人,也难有这么多的人长寿。”〔8〕
由此可见, 文郎国纯属后人杜撰,不足为信。 关于所谓文郎国初期受到中国的“侵略”一事。《岭南摭怪》的《董天王传》说:“雄王以天下之富,缺朝觐之礼,殷王将托巡狩而侵之。雄王闻之,召群臣问攻守之策,仙游县扶董乡有一富翁,正月初七日生一男孩,儿身骤大,儿伸足而立,长十余尺,拔剑应征曰我是天将,挥剑前进,殷王死阵前,尔后儿脱衣骑马升天。”有的越南史学家据此认为:“雄王时期,我们开始建国,从那时起,就要抵御外族封建国家……的侵略和吞并。”〔9 〕“雄王时期年轻的文郎国被迫反抗中国殷朝的军队——'殷寇’的侵略。”“传说中的侵略者有'蛮’、'红鼻子’、'殷’等贼寇。董村的一个小孩(在古史和传说中称圣董为扶董天王)三年躺在石床上,不说也不笑,但听到外寇入侵的消息和听到召唤贤能出来抵抗侵略者的木鱼声时,就像吹了气似地突然成长起来,圣董一会儿就吃完了:七筐饭,三筐茄,喝干了一条河的水。敌人出征,……他对准殷寇的驻地冲去,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国欢庆辉煌胜利。”〔10〕“《圣董》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神话故事,它歌颂了我们古代越南民族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进行不屈不挠战斗的精神,歌颂抵抗外来侵略的神圣战争。”〔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果真如此吗?远在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朝,中心区在今黄河流域,它的周边居住着众多的原始部落、小邦——江汉地区为荆楚,江淮一带为群舒,再东至淮水下游以至沿海一带为东夷和东南的夷方,——商朝对南方的统治只到湘赣一带。商朝同各方部落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并将商文化输送给他们,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所以,地处遥远中原地区的殷朝,同所谓“文郎国”相距万里,中间又隔着众多原始部落、小邦,两者之间无任何联系,怎会越过辽阔的华南地区,怎能飞越长江天险、五岭重山去侵略“文郎国”呢?中国古籍和越南正史对此事也从无任何记载,正像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所说:“实属荒谬。”〔12〕关于“文郎国”疆域辽阔问题,《岭南摭怪列传》卷一说:“文郎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狲精国(指占城—引者)。越南学者根据这段神话传说,弄虚作假,亦云远古的文郎国确实“地域辽阔”。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远古时代,越南果真存在一个地域万余里的“大国”吗?越南有二千余年可考的信史,其中约千余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治下的郡县时代(前214—公元968年),约千余年它是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国的藩属而存在。从我国秦汉直至北宋乾德六年(968年),交趾是中国封建王朝所辖的郡县,其领域确实辽阔,但绝不是远古时代的雄王的“文郎国”。“文郎国”一名大概是在唐朝以后才被编造出来。《越史略》、《安南禹贡》、《舆地志》、《大越史记全书》等书虽提到 “文郎国”的疆域,但互有出入,且均持怀疑态度,并认为无信史可考。据H.司马帛洛说:“文郎国疆界之扩展,北直达巴蜀和洞庭湖,完全是将'文郎’和'夜郎’两个名称混淆的结果。”〔13〕陶维英也说:“夜郎是中国汉代时位于中国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相当于今天广西和贵州的一部分地域。夜郎之西北接近巴蜀(四川),东北靠近洞庭湖。H.司马帛洛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致将文郎与夜郎混淆起来,人们才又将文郎北部的疆界扯到巴蜀和洞庭湖来。”〔14〕陶维英还说:“至于认为文郎国所以有如此的宽广,则可能由于我国的史学家根据传说所述貉龙君的百男为百越之祖,因而认为文郎国拥有整个百越之地。百越的疆界正符合文郎国的疆界。”〔15〕在周代以前,百越散居于从四川到滨海的扬子江流域地区。从战国时开始,我国称为蛮夷人,后继续南下到长江以南和五岭的越族就都称为百越族。据越史载,传说泾阳王生子貉龙君,貉龙君娶妪姬,生有百男,是为百越之祖;百男之长子随妪姬居山中,是为雄王。这就是在越南民间广为流传的越南人的始祖泾阳王,而泾阳王传则又是模仿我国唐传奇故事《柳毅传》中的内容编造出来的。所以,“文郎国”的疆界在中国古书中从未有任何记载,在越史中也是纯属神话故事。
《岭南摭怪》所载故事,虽然主要来源于越南,但从故事的内容上说,受中国的影响甚深,不少故事直接起源于中国。黎贵dūn@①在《见闻小录》中很明确地指出该书深受中国故事的影响。例如《岭南摭怪》中的《越井传》来源于中国宋代张君房的《才鬼记》和元朝吴来的《南海古迹记》。《金龟传》中所述金龟协助安阳王筑古螺城的故事,完全模仿我国《华阳国志》中的古巴蜀之国建龟城的故事。再者如《李翁仲传》,说当秦始皇大军南下至五岭时,秦始皇派阮翁仲守临洮,曾威震匈奴。阮翁仲系南海人,其故事流传于四方,其事迹也传播到越南,经数世纪流传于民间,这段故事就被收入《岭南摭怪》一书中。诸如此类的中国神话故事被越南的儒学家吸收到《岭南摭怪》一书里,就变成了越南的民间故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之源远流长、友谊之笃厚、联系之密切、交流之频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武琼和乔富编定的《岭南摭怪》一书,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越关系的这种特殊性。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