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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水利建设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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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2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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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东

水利灌溉事业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农业收成,并成为农业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标志。魏晋承继两汉四百年水利建设高潮,有过相当的发展程度,包括水利建设、水利管理、运渠开凿等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曹魏和西晋前期,大致呵以类分为屯田水利建设、郡县水利建设和秘概、运渠开凿、水利管理等项情况,造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屯田水利建设

屯田是曹操荃灭群雄、争夺翁业屯“定鼎中原的经济基础,也是安置和管理士家、俘虏、流民的具体措施,对曹氏政治军事集团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为了保证屯田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收成,因而采取了与屯田措施相配合的水利建设。西晋前期,一方面继承曹魏的屯田,二方面为平吴做准备,屯田也极受重视,使屯田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

两汉水利以农田灌溉为主,主要的水刹工程都集中在北方地区,特别是关中地区。并且,着眼点在于民田水浇地面积的增加,所以水利建设以区城性为范围,灌溉方式以引自然河水的渠溉法为特征。魏晋承东汉末年战乱,虽然许多水利设施都置到了废弃,各地农田灌溉受到影响。但是,当时不少地区和地方官还是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例如,东汉末的徐州牧陶谦,鉴于“世荒民饥”的状况,举荐陈登为典农校尉,陈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梗稻丰积。”

曹魏政权充分认识到粮食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行屯田。因而,农业丰歉重要因素之一的水利,特别是与屯田有关的水利建设,受到了加意重视。清代著名地理学者顾祖禺曾经对曹魏屯田水利加以总结:“曹自刘馥、邓艾之后大田淮南,迄南北朝增饰弥广。令舒州有吴破堰,庐江有七门堰,巢县有东兴塘,滁、和州、六合间有涂塘、瓦梁堰,天长有石梁堪,高份育白马绪,扬州有邵伯漆、裘塘屯,楚州有石鳖塘、射破、洪泽破,推阴有白水屯,盯胎有破釜博,安丰有芍破,固始有茹破,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这段概括提示了曹魏水利建设的三个特点: 一是以保证屯田和增加收获为目的,二是数量很多且沿用时间较久,三是基本上已从关中和地方地区转移到了东南地区。这些屯田水利设施虽然是为曹魏军队所需和军事攻势服务的,不过,客观上不仅使当时获益不少,而且后来也起过相当作用,乃至于清代犹可详述。

从记载来看,屯田水利建设比较早的是扬州刺史刘馥。建安五年(200),其到扬州上任,“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一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芍破及茄破、七门、吴塘诸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刘馥兴立屯田水利和在江南地区大规模兴建水渠破塘以广为灌溉稻田,可说是开了后来屯田水利和江南水利的先河,所以陈寿于晋代撰写《三国志》史书时,还特意称赞:“及破塘之利,至今为用”。刘馥所兴治的破塘水利,主要是以前代旧有设施为基础,加以整修通水以广灌溉。例如其中的芍破;在当时相当重要,便是始建于楚国相孙22叔敖东汉庐江太守王景“驱率吏民修起芜废,至刘馥重修。重修后效益显著,至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尚云:“破在今寿州安丰县东,破径百里,灌田万顷。”而曹魏时芍破在屯田水利中的位置是很高的,经兴修后,便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破屯田。”

至曹魏后期,积极推行统一和攻吴的战略,皱广田畜谷,为灭贼资”。正始二年(公元241)派遣邓艾在江淮流域视察,以便广开屯田。邓艾首先就注意到水利问题,认为该地“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潜之道。他并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济河论》,论述水利乃屯田积粮和潜运的根本,建议于江淮一带实施屯田和兴建水利。他说:“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认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解认为军资邓艾这一论点,实际上是对屯田和配合屯田进行水利建设的规划,对于魏晋水利和运渠起了一个转折的作用。首先,不仅战略中心移到了淮南地区,而且也是经济建设南移的一个信号,将屯田和农业生产的重点地区从许昌一带转移到江淮一带,可以看作是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早期标志。其次,江淮地区土田和水资源条件优于黄河流域的事实已经被认识到了,只要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得到保证,其收获量竟司达到黄河流域的三倍,这也是日后长江中下游经济崛起的预兆。又次,屯田作为大量集中劳力和生产资金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能力完成水利设施建设,是促进该时期水利事业的重要因素。最后,由此而来的水利设施,历史影响久远,奠定了长江中下游流域替代黄河流域的基础。

邓艾建议之后,将屯田水利建设推到了高潮,并带动了郡县水利建设。正始三年(公元242),开凿广潜渠引黄河水入汁水,实施协水东下的构想在北临淮水,南至钟离,西到横石的广阔地区中,心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为了解决灌溉所需水量又进一步“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颖,大治诸破,于颖南颖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广潜、淮阳、百尺三渠,将黄河水引入汁、颖、淮三水,使黄淮两大水系沟通,引入介东南诸破,随时可用于农田灌溉。水利建设如此发展的结果,便是口大兴屯守,以致于当时“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降陌相属”。

屯田水利的重要意义,不仅屯田和农业经济获得一片繁荣景象,而且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极起作用,军队乘舟行军,沿渠东下,可直达江淮地区,军粮运输十分便利。同时,因为各渠、酸塘和河流沟通成为网络,水量大小互相都能调节,所以防止了水害的发生,保证早涝不为灾。更突出和有历史影响的,是成为后来南方经济超出北方经济的起点。

二、郡县水利建设和农田灌溉

魏晋时期,各郡县兴建和整修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广泛运用于农田灌溉,扩大水浇地面积。郡县水利建设与屯田水利还具备水系沟通和潜运不同,而是集中为农田灌溉之用,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建安时代到魏文帝末年。这一阶段,有夏侯悼于建安中“断太寿水作破,身自负士,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有贾逮在文帝时为豫州刺史,断遏邵水和汝水,建造了一个新破,另外,仪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破。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有郑浑于文帝初为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郑浑于是计划在萧、相二县境界兴创水库破遏,以便开设稻田,充分利用当地的水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作为“丰民之本。郑浑率吏民,兴立功夫,二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烦之,号日郑阪。该阶段的郡县水利事业,实际上还是处在过渡之中,从文献资料看,也因缺征,吴蜀二政权情况不太明燎,所以建设水利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曹魏统治区域之内。

第二阶段,从魏明帝时至曹魏末年,不仅形式已多样化,有新立,有修旧,有破,有渠,一而且地区扩展到各大水系,甚至边远地区,徐遴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为凉州刺史针对河西地区住地少23赫带香泛各。的间题,采取了“广开水田”的措施。皇甫隆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在敦煌任取,也诊变了当地人耕作时不善于使用水资源,费时费功而收获甚低的旧技术,“教作拱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佣力过半,得谷加五

此阶段所修建的较重要水利设施有文帝末年明帝初年司马孚为野王典农中郎将时所修整的沁水口灌溉枢纽工程。此处原有水利设施,但为木制水门,司马孚奉诏伙河内水利,,因而“检行沁水”,发现沁水夹于太行山和王屋山之间,堪岩高酸,一旦霖雨天气,水量暴涨,。众谷走水,小石漂进,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司马孚请示改造木门为石门,得到批准,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仿,故石门旧有“仿口”之称。自从改为石门以后,啥天肠早,增堰进水,若天霖雨,破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

再便是青龙元(233),修筑了一条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破,引沂洛溉扁卤之地三千余顷。如此一来,渠道东向而流并加以延长,加多浇灌面积,更重要的是使盐咸地得到治理,且顷亩极广,乃至于称作由此而使国库充实。

还有一项重要工程是刘馥之子刘靖于嘉平二年(公元250)在蓟城(今北京城西南)撅水(又称限水、治水、即今永定河)上修建决陵渠大竭,“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与决陵遏还有一条车箱渠作为配套工程,“自蓟西北还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佩底平,琉之斯溉,决之斯散一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刘靖在建渴开渠之前登上漂水旁的梁山(今石景西)观察水的源流去向和地理环境,定出规划后以丁鸿率军士千人于水中立遏,运用提坝将水逼入渠中。房陵遏和车箱渠,对于这一地区,作用极大,受益土地将近二万顷。

应该说,因为屯田水利在江南比较发达,所以郡县水利便以北方地区较为突出。同时,有关吴、蜀的水利建设事业,记述较少,所以也不能详细评述。

第三阶段的水利,主要是晋代,基本上为整治修理原有设施,使之充分起到作用,也新建了部分新的水利灌溉工程。西晋刘烦为淮南相,“旧修芍酸,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说明晋代一直注重芍破的修护和管理。杜预平吴后镇荆州,够邵信臣遗迹,激用溃馆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日杜父。邵信臣遗迹指的是西汉时他为南阳太守,修立水利事业,灌溉面积至三万顷。杜预将此径三百余年而毁坏废弃的水利设施重新修复,引淡、请诸水,可以灌溉万余顷,只及原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另外,杜预沿袭邵信臣立石制定管理办法和分配用水量的方式,“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其余较小型的整修也有,如孔愉任会稽内史,辖区句章县有毁废数百年的汉代旧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

晋代新造的水利设施有晋陵内史张阎所立曲阿新丰塘和傅抵沈莱堰。张阁在晋陵,“时所部四县并以早失田,闻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稳。葛洪为其颂,国。但是因为建塘时费功,竟以雏“兴造”罪免官,后公卿大臣都认为其创建破塘灌溉是益国行为,才重新任命为大司农。傅抵为荣阳太守乃造沈莱堰,至今充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魏晋时期郡县水利建设和农田灌溉事业是卓有成效的,与屯田水利和运渠的开凿相配合,构成了促进当时农业经济的水利网络。

三、运渠的开凿

内河航运除了利用自然河流,也要开凿运渠,沟通各大水系,使之杨通。运渠魏晋时期作用重大,可以说与屯田同为曹魏统一北方和西晋统一全国的两大因素。心通渠诸郡,利舟揖,严设备以待敌,是当时的基本战略。因而,魏晋运渠开凿达到一个兴盛阶段,特别曹操主持开凿的儿条运河,使北部中国的河流航运联结成网络。隋朝南北大运河,很大的部分就是承袭魏晋时的基础。

北方各水系间进行沟通的运渠工程,总布局以黄河水系为中心,向北沟通海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水系,进一步沟通长江水系。东汉时北方开凿有蒲吾渠,另凿津沱、石臼河二渠未成。建安七年(公元204)曹操侄浚仪,治唯阳渠,开始了运渠的开凿。雄阳渠在浚仪县境接通浪荡渠,即前代开挖的鸿沟,《水经注》又称作渠水,从而西通于黄河,再沟通坂水(即沐水),故亦称汁渠。建安九年,曹操为北征衰氏集团时运粮方便,于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白沟是黄河宿青故道,当时加以整治利用,省工节时。《水经注·淇水》称淇水向南流经仿堰的旧淇水口,东向过黎阳县界而南入黄河,曹操在此“于水口下大杭木以成堰”,“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潜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杭矣矣”。淇水受杭堰阻遏,逼水入清水,然后与宛水会合,再流入日沟。白沟得到充足水量,与沮水会通,槽运便可从这一渠直达邺城。得此之利,曹操很快平定了冀、并二州的袁氏势力。

袁尚兵败后逃奔乌丸的辽西单于踏顿,曹操计划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征讨乌丸,“凿渠,自呼沱入宇瓜水,名平虏渠;又从询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平虏渠得名在于征讨乌丸,联接今天的津沱河与大沙河。泉州渠因从当时泉妞县境而得名,联接平虏渠和r鲍丘水。另外,根据《水经注·濡水》记载,鲍丘水与泉州渠相会的盐关口处往东另凿有一条运渠,称作新河,将鲍丘水与濡水接通。三渠相连,成往东往北走向,与海岸平行,既可衔接海运,也可代替海运。

建安十八年,“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即从利潜口引漳水东入清水、沮水,将整条运渠接通,有通河潜的作用,故名为利潜渠。当时尚开凿有一条漳水与津沱水的运破,名日马渠。明帝景初二年司马鼓征公孙渊时,又开凿了一条沟通潭沱水和堰水的运渠,名鲁口渠,使各水系联通和加大运渠能力。

曹魏同时于洛阳修建有千金揭,以利潜运,《水经注·谷水》引陆机《洛阳记》云:件金揭,旧揭谷水,魏时更修此喝,谓之千金揭。积石为揭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建造时间是太和五年(公元231),主持人是都水使者陈协。泰始七年六月大水厂比平日高出三丈,“荡坏二揭,重新修治时又开新渠称代龙渠,并将千金揭增高一丈四尺,两揭两渠用工。后来被张方破坏,因而废弃,全永嘉又年以李矩、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揭以利运潜”。

南方水系的运渠,除渠水(鸿沟)、浪荡渠等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节幸召陇,通讨虏渠国,以为征吴之备,渠名之义亦在于此。讨虏渠沟通了汝水与颖水,从而与淮水的主要支流和原建各运渠相联接,屯田水利中介通运遭之道的广潜渠,以及增广整修的淮阳渠、百尺渠等,都兼起运渠作用。

所以,魏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以黄河为主干,北达海河各水系,并叫至辽西地区,南达淮水各水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渠系统。实际上,这已经就是长江以北的一条南北大运渠,隋代的大运河南段虽然另外开凿,而北段则基本承袭于魏晋运渠。这条实际上的南北大运渠,对于北方政权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不可众估的,于后世修筑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构想得以实现的影响也是极大的。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交通运输和南北经济交流所带来的经济中心南移的结果。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所以经济状况是根据农业状况来确定的。幅员广大的疆土,会自然形成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和一些小的区域性经济中心。经济中心的确立除了其他众多原因之外,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是重要因素。而作为个体自耕小片土地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古代,这两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总是令人生畏。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蓝,加上政治、军事、地理诸因素,自然形成经济中心,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从发展综合经济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南方地区的条件比北方地区优越,具体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当然是长江流域优于黄河流域。但是,长江流域在魏晋以前,交通不便,久口较少,技术落后,未能得到开发。经六朝而使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根据对魏晋水利和运渠的考察,可以说正是这一情况的改观,使长江流域的交通运输加以变化,并与北方经济加强了交流,才进入开发和发展之中。因此,这正是评述魏晋水利与运渠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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