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常住性和变动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一般性和特殊性、守常与改革的学说。常与变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一组既对待又联系的范畴。
常，本意是下身的裙子。《说文解字》：“常，下帬也。”帬，裙的本字。段玉裁注：“引申为经常。”《玉篇》：“常，恒也。”《正韵》：“久也。”因此，常有恒常、经常、不变的意思。变，本意指变更。《说文解字》：“变，更也。”常变观作为关于常与变的学说，说明事物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运动的不同形态。
内涵 常变观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涵义：①常变指事物的常住性和变动性。常住性（常）是一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
没有常住的规定性，此事物就不能成为此事物，他事物亦不能成为他事物。变动性（变）是指一事物转变为他事物，即事物是处在动态之中。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活力，是通过量和质这两种固有规定性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常变观认为，既要批判守常的、僵死的、凝固的观点，又要把握变动性的关节点。②常变指事物动态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常）是事物在联系和变化中合乎规律性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确定不移或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变）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变易或偏离，是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异常情况。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既包含着必然性，又包含着偶然性。这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着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诸多因素构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互相依存，没有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也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这便是“变不失常”，“常以处变”。③常变指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一般性或普遍性（常）是事物在相互联系、相互矛盾中发展变化，并贯穿事物的始终，没有不发展变化的事物，亦没有不通贯过程始终的发展变化。特殊性（变）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进程、结果是多样的、各不相同的。这便是“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④常变指社会的守常与改革。守常是指社会、伦常的不变性，改革是指社会的发展变化，并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而进行的社会变法。在社会领域常与变亦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常变结合，社会便能安定、发展。
源流 明确提出常变观的是荀子。他在总结前人关于常、变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解蔽》）常与变是对立统一的，体常不变而能穷尽事物之变，事物之变又以体常为体。从体常与尽变的联系中，陈述常变的关系和发展。荀子还把常看做自然运行的规律性，把变规定为偶然性，从常变的这种关系中，说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联系。《荀子·天论》：“天行有常。”认为天是自然，自然界的运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具有自身的客观必然性，而异常的偶然现象，便是不符合规律的变异。故《荀子·天论》中还讲：“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
汉代常变观在先秦的基础上得到了展开。董仲舒以大一统为主旨，在常变观上，以常为主导，亦不否定变。《春秋繁露·天容》：“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天道有变化而又有时序节度。这种秩序是与规律相联系而作为和谐稳定的整体而存在的。《春秋繁露·竹林》：“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常变各有其条律。董仲舒常变观是与其“天人相应”的宇宙观相联系的，如国家有失，天便降灾害以谴告君臣。这种灾异之变不符合常，根据天的谴告而变，称之为“应天之变”，常与变成为天人合一过程中的调节器。
儒学经过魏晋时代的玄学化，至唐中叶韩愈和柳宗元开儒学复兴之端。在常变观上韩愈把常变与政教的源流结合起来，他倡导的道统是不变的，是常。这体现了复兴儒学，以与佛、道抗衡的需要。而柳宗元则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其动因不来自外在的力量，而在于“自动自休”，自身就具有变动的功能和变动的规律、形态等。
北宋王安石作为新学的创立者，为摧抑兼并，富国强兵，推行新法。其思想主旨反映在常变观上，是反对“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尚变者，天道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三《河图洛书义》），变是自然的规律。王安石尚变而反对守常（守祖宗之法的常）。他以变来说明五行的关系，又以气作为五行生变的所以然者。在他那里，常变成为五行与气之间联系的中介。
在常变观上，张载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张载把常作为客观规律性。《横渠易说·系辞上》：“一动一静，是户之常，专于动静则偏也。”一动一静，一开一合的运动规律，并不为具体事物所牵累，“静专动直，不为物累，则其动静有常，不牵制于物也”。常变观指的就是运动变化及其运动的规律性问题。《正蒙·天道》：“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所谓神，即自然界的变化莫测；变化莫测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便称为自然的变化。
程颢、程颐的常变观与张载相似，对自然界的天地万物，他们认为：“五气之运，则参差不齐矣。”（《河南程氏粹言·天地篇》）五气指五行的变化，在这千差万别中，亦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阳动阴静，各有其常，则刚柔判矣。”（《河南程氏经说·易说》）他们并认为运动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恒而不穷”（《周易程氏传·恒》）。“恒”，指常、久之意。但当二程从自然回到社会，从天地万物返回道德伦理时，运动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便受到限制，甚至中止。《周易程氏传·艮卦》：“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这里的“止”可叫做不变之常。
《河南程氏粹言·心性篇》：“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程颢认为，天地的常规是，以他的心普施于万物，圣人的常规是，以他的情感顺应万事。二程的常变观对前人的发展与丰富之处在于：对自然领域，指变化及变化的规律；从道德伦理方面说，是指差别或变化及道德境界或道德规范。
朱熹继承张载、二程，在自然领域主张变，否定不变之常，但当常变进入社会道德领域，他便强调不变的常，而否定变：“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此常，便是等级名分，为不变的伦常做论证，这是朱熹政治哲学的需要。
明中叶王廷相丰富了常变观，他否定朱熹的常变观，要求超越礼的界限，而还原为气的常变。《雅述·上篇》：“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常是指气无生灭，变是指气的聚散、屈伸，絪缊等，气是常住性和变动性的统一。王廷相接触到了物质存在的永恒性和物质存在形式的变动性之间的统一关系。“气有常，有不常，则道有变有不变。”（同上）有常即是不变，不常即是有变。
在明清之际社会面临着大动荡、大变革的情况下，王夫之对常变做了深刻的论述，其常变观是对以往常变观的总结性批判。《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诗》《书》《礼》《乐》之教，博象以治其常；龟莛之设，穷数以测其变；合其象数，贞其常变，而《易》以兴焉。”他认为《诗》《书》《礼》《乐》是讲常的，龟筮占易，是讲变的，两者各有侧重，这种侧重就有偏执之嫌。董仲舒执常而轻变。佛教执变而忽常，以“诸行无常”。这都是一种片面性，惟有统合常变，才合辩证思维。王夫之的常变观主要论述了如下几点：①常以制变，变以贞常。《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居因其常，象，至常者也。动因于变，数，至变者也。君子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则位安矣。常以制变，变以贞常，则功起矣。”王夫之通过象与数的常住性与变动性关系的论述，说明了常变的相互依赖关系。“象至常而无穷，数极变而有定。无穷故变可制，有变数常可贞。”常可制约变，变可显现常，两者相辅相成。②变不失常，常以处变。《周易外传》卷五《杂卦传》：“变不失常，而常非和会也。随变屡迁而合德，如温暑凉寒之交成乎岁，岁有常矣。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因会其通。”事物有常有变，万变而不失其常规，即规律性。常规或规律性由于变化而得以体现，无变化也就无所谓常，只有从变化中才能认识常规或规律性。这里常变也蕴含有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意思。
《周易外传》卷四《震》：“事物生息有常规”，即必然性；变是事物的偶然性，两者和会贯通。③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王夫之扩展常变的内涵，从客体与主体层面上论述常与变的关系。《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故天地有《易》而人闲之，用之则丽于人，而无不即人心之忧。故曰：变在天地而常在人。”作为主体——人要掌握一般原则、规律，以迎客体的无穷变化；人们又要根据客体的无穷变化，而灵活掌握一般的原则。④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又说：“时有常变，数有吉凶。因常而常，因变而变。”时，指以时间为转移的时势或主客观条件。时势有常有变，人们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决定常与变，因常而常，当变而变。王夫之认为常与变的标准是礼，没有这个标准，便不能真正做到因常而常，当变而变。王夫之对常变观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从常住性与变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等各方面、各层次上对常变做出了规定，尤其是对常与变之间既相对待又相依赖的辩证关系做了多层面的阐述。
意义 常变观的发展与儒学的发展同步。随着儒学的发展，其内容日益具体丰富，义蕴不断扩展深入：在自然观上，主要说明世界存在的形式；在社会政治领域，成为守旧与改革的政治基础。常与变不仅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抽象，而且与自然乃至社会相结合，并把自然、社会、人生融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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