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人园成为筑园主流，园林便不再只是土木构成的建筑，而是实有与精神的凝和。文人书写园林，其重点不在于描摹其建筑过程或亭榭构造，而是重在书写人的心灵感悟或精神诉求。那么在园林文学中，园林便是物质与文心的叠加，甚至其精神意义更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意义。当园林精神发挥至极致，则实体可以搁置，而代之以虚构的想象。 这类虚造的园林即纸上园林，由笔砖墨瓦构成，只存在于砚田纸间，是一种特殊的园林形态。与之相应的，有关纸上园林的诗文亦是一种特殊的园林文学，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精神抒写。
纸上园林的书写主要是受《桃花源记》《小园赋》影响，借虚构的物质空间以表达精神理念，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所言：“吴石林癖好园亭，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无是园记》，有《桃花源记》《小园赋》风格。”至明清时期，纸上园林的写作俨然成为一种风气。黄周星在《仙乩纪略》中提到：“后人多仿此作园，曰志，曰思，曰梦，曰想，曰意先，曰如是，大抵皆空中楼阁、画里溪山也。”要之， 这类园林皆出于虚构，或幻化于头脑，或互见于绘画，或萌蘖于预想，其归根结底是一场思维性的艺术活动。思维性的艺术活动不是无源之水，实际上也是客观现实的投射，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明清园林兴造繁荣，特别是江南名园遍布，有足够的样本为文人书写纸上园林提供参考借鉴。安徽文人方濬颐描写其梦园：“仓山博山访白下，吴中拙政园归吴。载游寒碧拓眼界，乘兴直到西子湖。”“高轩五架绿阴阴，屈曲虬枝一望深。旁有顽奴忽饶舌，个中结构学狮林。”诗中所提及的名园涉及南京、苏州、杭州等，可见方濬颐在构建梦园时，游屐已遍及不少江南名园。
纸上园林的建构，主要是出自文人的意匠经营，不论是存在于头脑中的幻象，还是形于文辞或图画；不论是完全出于自为，还是倩人捉刀，最终留给读者的形象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具备“园”的概念；一种则是具体的，有完整的园林布局和结构。这两种形象，对于读者关于纸上园的感知，会形成较大的差异，并天然地将纸上园的“游观”方式分别开来： 抽象的纸上园，其形象只存在于主人的头脑中，他人无从游豫其中；而那些描写相对具体的纸上园，则更容易使读者获得可知可感的视觉想象，达到与作者“同游”的目的。独乐也好，同赏也罢，虚幻的园林虽无实景，不妨文人匠心独运，将其转化为一篇篇诗文佳构，对比那些实体园文辞，自有虚实相照的妙趣文心。
纸上园林作为一种特殊的园林形态，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其虚拟性，更在于园为表象，实为作者之心印。相较于实体园林的书写，纸上园林是园林精神的发展极致，它突破了客观实在而进入完全的虚拟空间，思维不再受物质实体的拘束。这种虚拟虽是空中楼阁，然写园即写心，其文字背后是心性的自然流露。在古典诗文中，田园代表着诗性，代表着脱离尘网，代表着自由，自陶渊明以来一直是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归园田居看似容易，但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受限于某些条件——贵显者苦于官事羁绊，贫寠者困于生活压力，而不能立即实现。卢象昇构思湄隐园时“唇焦腕脱，无间晨宵”，戴名世构思意园时“身在阨穷，不克遂意”，可见现实的窘迫。但这无妨文人预先虚拟出一幅理想园居，以供今日之清赏，或为未来提供一个生活的蓝图。有的作者还会虚构园林以寄托对先人的追思，如扬州孙坦夫《想想园图》、清苑陈僖《想园记》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殊时代，纸上园林还往往成为寄寓家国之痛的媒介，最典型的如张岱的《嫏嬛福地》和黄周星的《将就园记》。对明遗民来说，面对易代之际严峻的政治、文化环境，其家国之痛未必敢于在现实中表达出来，那么虚构一处园墅，隐微地将对故国的怀恋寄寓其中，不失为一个安全的做法。
无论文人构造纸上园林时持怎样的心态，园林的设计既然是心造意感，必然是按照其理想的栖居形式建构而成，所谓殊途同归者。园林是人工之境，即使造园手法再高明，想要达到“虽由人造，宛自天开”的境界亦非易事，这也是王世贞所感叹的“在园墅者，多不能胜辞”的原因。纸上园林是虚境，经营于方寸之间，现实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真园，那么也就不存在园林实境不能匹配文辞的问题。 纸上造园，与其说造的是园，不如说造的是境。
文人是园林美学的主要发明者，但审美与兴造还不能等同，善于品园者亦未必善于造园。造园家不仅需要高超的审美眼光，同样也要精通排架、掇山、理水、因借等具体技术。绝大多数文人所构想的纸上园林，缺少技术细节的描绘，或即使偶有作者对园中的亭台楼榭、山石花木乃至摆设器玩描述较为详细，因其缺乏现实的土壤，也难以在现实中还原。戴名世晚年回顾“意园”时说：“此仙灵之所栖息，非人间所有也。”且纸上园林因其为造境，构园手法与实体园林存在很大的差别。 首先，运用仙道、佛家思想构园。释家洒脱，道家空灵，均带有一定的神话、奇幻色彩，适合引入想象空间，以营造梦想中的诗意栖居，如构筑于昆仑仙山的黄周星将就园、“心通上上乘中偈，梦到非非想处天”的汪氏嶷园等。 其次，采用层叠互见的手法塑造园林景观。这种手法类似于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作者将现实中的园林各取优长，按照一定的造园规则剪辑拼合，形成一处“百衲本”的纸上园，如张岱的琅嬛福地。 第三，将宏阔的自然景观融通汇合，置入其所构想的纸上园林。所谓“实创则张设有限，虚构则结构无穷”，纸上园的奇处就在于它纯为心造，灵感所至，遣泰山轻如芥子，霎时便可致各地奇景于方寸之间，不为空间所限。贵州文人黄彭年所构想的即园，即将泰华、江河、湖海等至大至远之物汇聚于园林一隅。
纸上园的造境无论华美还是朴素，无论奇幻还是平实，都是文人根据现实经验为自己营造的理想园居形式，加以生花妙笔，使其变得富有诗意。它打破了园林实与虚的界限，虽无法在现实中复制，却可在精神层面上享有。这种享有同样可以富于生活气息，而不流于空泛。戴名世在《意园记》中设想了童子伐薪、采薇、捕鱼，主人读书、看花、弹琴、饮酒等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方濬颐则在梦中设想延请名匠筑园：“有时入园我为主，趣召巧匠延公输。某亭宜修某泉浚，删削某树添新株。鸠工未完顿言别，悔不长卧停踆乌。”现实和梦幻之间的转合，较之真实的筑园别有趣味。这些场景的描写，不仅是文人内心渴望真实园居生活的外在反映，也为纸上园的书写增添了一丝烟火气，读之更加亲切可感。
值得说明的是，传奇、小说中的虚构园林亦属于纸上园的一种，典型的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当然，较之诗文，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作者主观的心造之园，更是一种工具，为故事情节的推进提供客观的叙事空间。作者在构筑纸上园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置身其中，不仅有文人雅士、显贵官宦，也有奴仆杂役、百姓商贾等。好的传奇家、小说家笔下的园林像一幅文字勾勒的、动态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园林风雅生活之外的世俗的一面。这也是纸上园的魅力之所在： 它是雅俗共赏的，是可以反映社会形态的，不是只专供文人墨客清赏的“小摆设”。
综上，纸上园林虽为墨庄幻景，但在园林文学中别开生面。盖园因文著，在实有园林的书写中，亦以文章为园林精神不朽的载体。 纸上园林则完全脱离物质实体，因虚为实，不以实有为累，而以“人”为中心构建理想中的诗意栖居，处处著我之色彩。文人书写纸上园，或写意，或工笔，皆是由心境幻化成篇，即心是园。它延续了《桃花源记》以来的有关虚构空间的书写传统，浪漫的想象中又带有现实主义的印记，在虚构的园林造境中，仍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士林风貌。
一、纸上园：园记与消失的园林
1.消逝的园林
明中叶至晚明被园史学者公认为古典园林的成熟时期，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积累和文艺兴盛，造园活动繁荣，园林普及，数量激增，园林艺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园林空间高度诗化，造园理论成熟，造园技术长足发展，园记园图盛行；江南地区在园林史上尤为重要已是不争的事实，造园历史悠久，文人士人聚集带来的浓厚造园风雅，造园师文艺美学修养深厚，营园技术高超，地区经济富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宜，当然这一地区备受关注还主要缘于实体园林的遗存。这使得晚明江南成为园林研究的必论之地。
晚明江南园墅之盛，在顾凯先生《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一书中有论，“在苏州，明代有记载的约二百六十处，大部分为这一时期所建；在南京，《古今图书集成》载《游金陵诸园记》有三十六座，民国陈诒绂所撰《金陵园墅志》，其中记载明代园林多达一百二十座，大多也是晚明所建；在绍兴，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所记当时绍兴园林有一百七十六处之多。” 然而现实情况是，苏州现保存完整的园林仅六十余座，十九处对世人开放，南京、绍兴遗存显然更少。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私园境况就很惨淡，或疏于管理，日久荒废，或毁于战乱，改作他用。
另外，就现存园林者虽多始建于明，但在清代、民国及以后的漫长时间里，随着主人辞世，几经易手，空间早非旧时模样。譬如王献臣声名大噪的拙政园，始建于明中叶正德四年（1509），嘉靖十二年（1533）文征明有《拙政园图册》三十一景，并为之书《王氏拙政园记》，记录了当时园墅景象。王献臣离世后的百余年间，拙政园辗转三十余次，经手者有徐氏，称徐鸿胪园，居五氏至清初；崇祯四年（1631），王心一分裂东园，名归田园居；清康熙三年（1664），王永宁大肆改建中西部；乾隆初年，园再次分裂为中部蒋棨复园，有沈德潜《复园记》，与西部叶世宽书园，期间重修；咸丰十年（1860）为忠王府，归李秀成所有，再次整修；光绪三年（1877）张履谦改补园；民国时期荒废，解放后修复。嘉庆十四年（1809）吴骞题《拙政园图咏》感叹：“园虽尚存，其中花木台榭，不知几经荣悴变易矣。”
2.纸上园
晚明江南园林实体的普遍缺失与场景以园记形式记录下来，展示了观读园林的一种文化解说现象，成为窥探古典园林，尤其是清代之前园林空间的重要研究依据。
纸上记园作为使名园得以久存的传统早已有之。明文史大家王世贞有言：“夫兰亭之为亭也，赤壁之为壁也，其胜不能如其名，然数百千年而有胜色者，则会稽之书，而眉山之赋也。” 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也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序中写：“园所以兴游，文所以记事，第念历代名园，其存也暂，其毁也速，得以传者胥赖于文。”
纸上园概念出自晚明刘士龙《乌有园记》：“吾尝观于古今之际，而明乎有无之数矣……所据以传者，纸上园耳。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有，何必纸上者非吾园也。” 纸上园，顾名思义是呈现在文本中的园林印象，而区别于物质实体空间。除了上述提到的普遍意义上的园林文学，大量有关园林的图卷也属于广义的纸上园范畴，只是纸上园更多的指向文字载体。文字园林包括山水诗词、园记、文人笔记、州郡县志等以文字形式对园林的记述，明代尤以文人园记最盛，数量庞大。当代园记汇集对于明代园记的收录，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有22篇，陈从周、蒋启霆《园综》收录37篇，赵厚均、杨鉴生《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三辑》编录152篇。
园记是多以游园路线展开，根据位置的变换和视点的移动，对园内景象空间和场景画面进行描述，表达观赏者对视觉景观主观印象的文学作品。晚明文人园记是园林文学艺术发展成熟时期的作品，行文较之即景抒情、以叹咏为目的的宋园记，对园林空间明显更为关注，在景象元素、场景印象和空间关系层面上包含数量更多的有效信息，同时提供了典故式文化背景下的情感条件，对研究园林空间重构具有高度参考价值。
本文正是以明代园记为研究素材，尝试从文字园林解析和图卷考证入手，重构已逝园林的平面空间，找到旧有时间里园中的动人场景。
3.纸上弇州
文章选择王世贞弇山园作为研究对象，缘于在晚明这场盛世空前的造园热潮中，她仍然是极受关注的一座，弇山园的空间重构对晚明江南园林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弇山园主人王世贞著有大量相关此园的诗作，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对其评价甚高。他数次将自己的弇山园与白居易洛阳履道里的宅园相提并论，如《宋画香山九老图》称：“吾生平雅慕乐天，自纳节来，颇治弇山园，以希十五年后耆英之盛。” 《与石拱辰》称：“治小祗园不减白香山履道池上。” 《题池上篇彭孔嘉钱叔宝书画后》称：“后得白乐天池上篇，览之颇有合，谓此事不甚难办……钱叔寳复系以图，宛然履道里……小祗园水竹差胜。” 在《黎惟敬》一篇中又将这座园林与太湖之胜相埒：“仆比游洞庭两山，间览太湖之胜，归坐小祗园，觉天池，枪榆各自有趣，以此知南华生非欺我者。” 更不吝直言赞美之辞：“小祗园木竹日胜，台榭爽垲，扁舟䗶屐五湖诸山间。” “小祗园水竹日益成趣，似非复人间境。” “栖弇山则大丽。” “弇山，以泉石奇丽甲郡国。”
另一方面，弇山园在当时被公认为造园的最高标准而备受推崇，大量文献记载中评价弇州冠绝一时，园中景致对后期的造园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相当多的园林出现与之相近的空间造景和场景命名，更有甚者因可与之比较为美。袁宏道《园亭纪略》称：“近日城中唯葑门内徐参议园最盛……殆与王元美小祗园争胜，祗园轩豁爽垲，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徐园微伤巧丽耳。” 陈所蕴《张山人传》称：“惟时吴中潘方伯以豫园胜，太仓王司寇以弇园胜，百里相望，为东南名园冠。” 张凤翼《乐志园记》称：“以吾园之泉石，不足当弇山、愚谷之培塿。” 张宝臣《熙园记》评价弇州为名园之首：“娄水之王、锡山之邹、江都之俞、燕台之米，皆近代名园。” 清人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亦称此园“游览之胜，甲于东吴。”
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弇山园初建，至万历二十一年（1590）王世贞卒，弇山园无疑成为东南名士诗酒唱和、雅集宴游的场所。王世贞在《山园杂著小序》中写到“余在弇时，客过必命酒，酒半必策杖，相与穷弇之胜。” 屠隆《大司寇王公传》也论及与世贞的交往，竟日“与客泛舟击榜，取清莲，采芙蓉，消摇容与。酒酣，登缥缈楼，矫首送目，曼声长啸，飘若天际真人。雄篇丽藻，与山川映发。” 在清人钱大昕所撰《弇州山人年谱》、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以及其他名儒集册中，无数江南名士造访这座园林并留下诗作，传唱着这座园林三十余载的盛世繁华。
二、贵族的收藏与文人山水：主人王世贞
晚明江南最负盛名的弇山园，她的主人王世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史领域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1.传统仕途的文人矛盾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自号弇州山人。明太仓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在其后的四十余载中屡仕，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好为诗古文，以文史著称，为明中叶“后七子”之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 独操柄文坛二十载，《明史》有传。正如历史是权贵的家谱，园林这种柔软脆弱的艺术品与其说是文人缘于山水隐者的叙事，毋庸说是带点文艺小资情调的贵族奢侈品。
在清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王世贞卷》、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以及张廷玉《明史·王世贞卷》记载中，王世贞在政治立场、文学态度和生活旨趣方面，表现出传统教育体系下典型文人出世入世的矛盾心态。出仕期间政治态度激进强硬，除弊利兴，表现出关系民生的济世情怀，文学上好儒家经典，崇尚古体，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文藻华丽浑厚，高傲遗世；致仕闲居，王世贞转向佛道二藏 ，自号“弇州山人”，营建的园林“弇山”出自《庄子》神仙栖居之所的“弇州”，“始以名吾园，名吾所撰集，以寄其思而已。” 园亭消歇，竟日流连山水林石，回归文人内心对隐者身份的诉求，文风亦渐造平淡。其子王士骐在《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先府君凤洲王公行状》中写道父亲在贬谪时期倦而避世的态度，“倦于官则思息，倦于酬则思默，倦于饮则思饥，倦于名则思掩耳，倦于家则思避之东墙耳！”
2.文人与山水的叙事
（1）丘园之念
早在嘉靖年间，北上为官的王世贞就曾表示出对林泉园圃的思慕“余为郎长安中，前后积数岁，自官曹簿书外，颇思寓目林泉园圃，以一畅其悰。” 嘉靖三十五年（1556），王世贞除山东按察使，期间与诸贤酒酣戏言，愿得二顷水塘，作园居隐，竟日觞咏，不问朝夕，终身足以 。很明显这一时期他还未拥有自己的亭园，然而这段文字中对园林空间和园居生活的想象，与日后《弇山园记》中的描述竟如出一辙。当然，外任期间游历实践无疑对王世贞早年就抱有丘园之思有着更强的说服力，在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的记录中不难找到对这种狂热行为的关注。
（2）家族之园
另外，王世贞对园林的兴趣也很可能受到幼年家族园林生活的影响。
王世贞在《太仓诸园小记》中记载“吾州城睥睨得十八里，视他邑颇鉅。阛阓之外，三垂皆饶隙地，而自吾伯仲之为三园。余复有八园，郭外二之，废者二之，其可游者仅四园而已。” 后又书有《山园杂著小序》，论述先后居住过的园林“余治离薋园最先……适故时时托迹焉。其后治弇山园，乃始有山水观……所与客咏酬十于离薋园，已推离薋园于敬美，弟已徙处昙阳观之丙，舍己，敬美治淡圃……村中故居，而儿子骐筑培塿疏污，邪而栖斗室其上，强名之曰'约圃’。”
以此推断，“吾伯仲之为三园”应该所指王世贞自己的离薋园、弇山园还有弟王世懋的澹圃。另据《弇州四部稿》及《弇州续稿》所录相关园记，太仓王氏族园除上述三座，另有城外村郊先祖旧园，祖父王倬的麋场泾园、伯父王愔的静庵公山园以及子王士骐的约圃。文中所称八园者未有详细记录，另外四座已很难考证。
梳理王氏族园，在《（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太仓城图中标绘园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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